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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王罗凤去世，他的儿子凤迦异又死在他的前头，他的孙子异牟寻即位为王。冬季，十月，丁酉朔（初一），吐蕃与南诏合兵共十万人，分三道入侵，一支军队从茂州出发，一支军队从扶州和文州出发，一支军队从黎州和雅州出发。他们声称：“我们打算拿下蜀地，作为我们东部的府。”当时，崔宁正在京城，他所留下的各个将领不能抵御敌军的进攻。敌军接连攻陷了一些州县，刺史丢下守城逃跑，百姓逃避到山谷之中。德宗忧心忡忡，催促崔宁回西川。崔宁向德宗辞行以后，杨炎对德宗说：“蜀地物产富饶，崔宁占据此地，朝廷等于失掉了自己的外府，至今已有十四年了。崔宁虽然入朝了，但西川的整个军队还在他背后支撑着，他们不向朝廷交纳贡赋，这与朝廷失去蜀地是一样的。况且，崔宁本来与西川诸将是同一等辈，乘着变乱而得到节度使的地位，威望不高，命令难行。现在，即使派他回去，恐怕也是无所建树的。倘若他取得成功，从道义上说，蜀地便是不可强夺的了。这就是说，蜀地战败，朝廷固然失去了它，蜀地取胜，朝廷还是不能得到它。希望陛下仔细考察。”德宗说：“既然如此，那怎么办才好呢？”杨炎回答：“请陛下将崔宁留在京城，另派朱所统领的范阳兵数千人，其间掺入禁军，前去进击敌军，还担心不能取胜吗！借此而得以将禁军置于西川军的心腹之中，蜀将必定不敢妄动，再任命别人为西川统帅，使蜀地的千里沃野重新为朝廷所有，这是使国家因蒙受一些较小的损害，而收取了较大的好处啊。”德宗说：“好。”于是将崔宁留在京城。
初，马忌泾原都知兵马使李晟功名，遣入宿卫，为右神策都将。上发禁兵四千人，使晟将之，发、陇、范阳兵五千，使金吾大将军安邑曲环将之，以救蜀。东川出兵，自江油趋白坝，与山南兵合击吐蕃、南诏，破之。范阳兵追及于七盘，又破之，遂克维、茂二州。李晟追击于大渡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诏饥寒陨于崖谷死者八九万人。吐蕃悔怒，杀诱导使之来者。异牟寻惧，筑苴咩城，延袤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为日东王。
当初，马妒忌泾原都知兵马使李晟的功绩与声名，派遣李晟入朝宿卫，李晟担任了右神策军都将的职务。德宗派出禁军四千人，让李晟率领；又派出州、陇州、范阳兵五千人，让金吾大将军安邑人曲环率领，以此二军前去救蜀。东川也派出军队，从江油挺进白坝，与山南节度使的军队合击吐蕃和南诏，并且打败了他们。范阳兵在七盘县追上了吐蕃和南诏的军队，再次打败了他们，并攻克了维州和茂州。李晟军在大渡河外追击敌军，又打败了他们。吐蕃和南诏的士兵因饥饿寒冷和坠落荒崖野谷死去的有八九万人。吐蕃人既后悔，又恼怒，杀掉了诱导他们前来入侵的人。异牟寻恐惧，修筑了苴咩城，连绵达十五里，徙居到那里。吐蕃封异牟寻为日东王。
＇8＇上用法严，百官震悚。以山陵近，禁人屠宰；郭子仪之隶人潜杀羊，载以入城，右金吾将军裴奏之。或谓曰：“郭公有社稷大功，君独不为之地乎？”曰：“此乃吾所以为之地也。郭公勋高望重，上新即位，以为群臣附之者众，吾故发其小过，以明郭公威权不足畏也。如此，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8＇德宗执法严厉，百官无不震惊恐惧。由于代宗入葬的日期已经临近，禁止人们屠牲宰畜。郭子仪的仆从暗中杀了一只羊，装在车上，运到城中，右金吾将军裴将此事上奏。有人对裴说：“郭公对国家有再造之功，你偏偏不肯为他留些余地吗？”裴回答：“我这样做，正是要为郭公留出余地来啊。郭公勋业高，声望重，皇上刚刚即位，认为群臣中依附郭公的人很多，我故意揭发郭公的一个小小过失，以此表明郭公的威望和权力都是不足畏惧的。这样做，上可以尊崇皇上，下可以安定大臣，不也是可以的吗！”
＇9＇己酉，葬睿文孝武皇帝于元陵；庙号代宗。将发引，上送之，见车不当驰道，稍指丁未之间，问其故，有司对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冲也。”上哭曰：“安有枉灵驾而谋身利乎！”命改辕直午而行。肃宗、代宗皆喜阴阳鬼神，事无大小，必谋之卜祝，故王屿、黎干皆以左道得进。上雅不之信，山陵但取七月之期，事集而发，不复择日。
＇9＇己酉（十三日），将睿文孝武皇帝葬于元陵，庙号代宗。在将要出殡的时候，德宗亲自把灵车送了出来，看到灵车不是在道路中间行走，而是稍微偏向道路外边，便询问此中的原故。主管部门答说：“陛下本命在午，指向正中，所以不敢冲犯。”德宗哭着说：“哪有委屈灵车来谋求自身好处的呢！”于是命令灵车改向，对着午方即在道路中间行进。肃宗和代宗都喜好阴阳鬼神，无论事情大小，必定要求占问卜，所以王屿和黎干都是靠着左道得以升官的。德宗素来不相信这一套，代宗入葬山陵的日期只依礼法定在七月期满之时，诸事准备停当便出殡下葬，不再选择日期。
＇10＇十一月，丁丑，以晋州刺史韩为苏州刺史、浙江东·西观察使。
＇10＇十一月，丁丑（十一日），德宗任命晋州刺史韩为苏州刺史、浙江东西观察使。
＇11＇乔琳衰老耳聩，上或时访问，应对失次，所谋议复疏阔。壬午，以琳为工部尚书，罢政事。上由是疏张涉。
＇11＇乔琳年老体衰，耳朵重听，德宗有时候征询他的意见，他的回答有失条理，所谋划计议的内容又很疏陋迂阔。壬午（十六日），德宗任命乔琳为工部尚书，免去同平章事。德宗自此和张涉也疏远了。
＇12＇杨炎既留崔宁，二人由是交恶。炎托以北边须大臣镇抚，癸巳，以京畿观察使崔宁为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镇坊州。以荆南节度使张延赏为西川节度使。又以灵盐节度都虞候醴泉杜希全知灵、盐州留后；代州刺史张光晟知单于·振武等城、绥·银·麟·胜州留后；延州刺史李建徽知、坊、丹州留后。时宁既出镇，不当更置留后，炎欲夺宁权，且窥其所为，令三人皆得特奏事，仍讽之使伺宁过失。
＇12＇杨炎把崔宁留在京城以后，两人的关系自此便恶化起来。杨炎托称北部边防需要大臣镇守抚慰，癸巳（二十七日），德宗任命京畿观察使崔宁为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镇守坊州。任命荆南节度使张延赏为西川节度使。又任命灵盐节度都虞侯醴泉人杜希全知灵、盐二州留后，任命代州刺史张光晟知单于、振武等城及绥、银、麟、胜各州留后，任命延州刺史李建徽知、坊、丹三州留后。当时，崔宁已经出镇，不应当再设置留后，杨炎打算削夺崔
宁的权力，并且暗中察看他的活动，便令杜希全等三人都可以特别奏事，同时
暗示他们伺察崔宁的过失。
＇13＇十二月，乙卯，立宣王诵为皇太子。
＇13＇十二月，乙卯（十九日），德宗册立宣王李诵为皇太子。
＇14＇旧制，天下金帛皆贮于左藏，太府四时上其数，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时京师多豪将，求取无节，琦不能制，乃奏尽贮于大盈内库，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给为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复得窥其多少，校其赢缩，殆二十年。宦官领其事者三百余员，皆蚕食其中，蟠结根据，牢不可动。杨炎顿首于上前曰：“财赋者，国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轻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犹或耗乱不集。今独使中人出入盈虚，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于此。请出之以归有司。度宫中岁用几何，量数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后可以为政。”上即日下诏：“凡财赋皆归左藏，一用旧式，岁于数中择精好者三、五千匹，进入大盈。”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议者称之。
＇14＇根据原有的制度，全国的钱帛都收归左藏贮存，由太府按季节上报钱帛数额，由比部复核钱帛的收支情况。及至第五琦担任度支、盐铁使，当时京城中的豪帅很多，索取赏赐毫无节制，第五琦不能制止，便上奏将左藏钱帛悉数贮存于大盈内库，并让宦官管理，皇上也认为如此取用方便，所以贮存的钱帛长期有能再由内库搬出。从此，国家的财赋收入成了皇上的私人储藏，主管部门不能得知数量多少，无法核查盈亏情况，几乎达二十年之久。掌管内库的宦官有三百余人，都在蚕食内库的财富，其势力盘根错节，牢固不可动摇。杨炎在德宗面前叩头说：“财赋是国家的根本，百姓的命脉，国家的盛衰安危，无不与财赋相关。所以，以前各朝都以重臣掌管财赋，即便如此，有时还会有财赋损耗，管理混乱的情况发生。现在，专门让宦官掌握财赋的收支盈亏，大臣都无法知道，朝政的蛀蚀败坏，没有比这更为严重的了。请将全国的财赋搬出内库，以便交还给主管部门管理。推算好宫中每年需用多少，悉数进上，决不敢有所缺少。能够这样，此后才能办好朝政。”德宗当日颁下诏书：“一切财赋都交还左藏，完全采用原有的法式，每年在财赋数额内挑选出精良的布帛三五千匹，进献到大盈内库。”杨炎只用一席话便改变了皇上的主意，议事的人们都称赞他。
＇15＇丙寅晦，日有食之。
＇15＇丙寅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16＇湖南贼帅王国良阻山为盗，上遣都官员外郎关播招抚之。辞行，上问以为政之要，对曰：“为政之本，必求有道贤人与之为理。”上曰：“朕比以下诏求贤，又遣使臣广加搜访，庶几可以为理乎！”对曰：“下诏所求及使者所荐，惟得文词干进之士耳，安有有道贤人肯随牒举选乎！”上悦。
＇16＇湖南赋寇首领王国良依山为盗，德宗派遣都官员外郎关播前去招抚。辞行之际，德宗和关播询问办好政事的关键，关播回答道：“办好政事的根本，在于陛下必须寻找有道贤人，并与他们一齐治理国家。”德宗说：“我近来已经颁下诏书，寻求贤才，还派出使者，多方面地搜罗寻访，这大概可以使国家政治修明了吧！”关播回答说：“下诏寻求和使者荐举，只能得到一些凭着文词追求仕禄的人物罢了，有道贤人哪里会随着一纸公文而被推举、先拔出来呢！”德宗闻此大悦。
＇17＇崔甫有疾，上令舆与入中书，或休假在第，大事令中使咨决。
＇17＇崔甫身患疾病，德宗让他坐着肩舆到中书省。有时，崔甫正在家中休假，发生了重大的事情，德宗便命中使到崔甫家中咨询，然后做出决定。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一建中元年（庚申、780）
唐德宗建中元年（庚申，公元780年）
＇1＇春，正月，丁卯朔，改元。群臣上尊号曰圣神文武皇帝；赦天下。始用杨炎议，命黜陟使与观察、刺史“约百姓丁产，定等级，改作两税法。比来新旧徵科色目，一切罢之；二税外辄率一钱者，以枉法论。”
＇1＇春季，正月，丁卯朔（初一），更改年号。群臣为德宗进献尊号，称作圣神文武皇帝。大赦天下。德宗开始采用杨炎的建议，命令黜陟使和观察使、刺史“估量百姓的人丁财产，定出等级，改变旧税法，实行两税法。将近年来原有和新增的各项征收名目一律取消。在两税以外，就是向百姓再收敛一个铜钱，便以违法论处。”
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有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玄宗之末，版籍浸坏，多非其实。及至德兵起，所在赋敛，迫趣取办，无复常准。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各随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纪极。民富者丁多，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劳。吏因缘蚕食，旬输月送，不胜困弊，率皆逃徙为浮户，其土著百无四五。至是，炎建议作两税法：先计州县每岁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徵之。其租、庸、调杂徭悉省，皆总统于度支。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
在唐朝的初期，征收赋税的办法称作租、庸、调，有田土便要交租，有人丁便要服庸，有户口便要纳调。在玄宗当政末期，户籍逐渐遭到破坏，大多已经与实际不符。到了至德年间，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