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严禁民间海外贸易的同时，中日官方之间实行着朝贡贸易，众所周知，朝贡贸易从来都是我们中国吃亏的，朝廷对来朝贡的国家一般都有相当丰厚的回赐。这种贡和赐的关系实际是不等价的，对朝廷来说是得不偿失的。朝廷之所以明知亏本而乐此不疲，是因为对这种交易怀有一种政治目的，是一个政绩工程。正因为如此，朝贡贸易的存在完全取决于朝廷。礼部给前来朝贡的藩属国发放“勘合凭证”，史称“勘合贸易”。这种贸易缺陷很多。一是只能在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宁波港展开；二是政府对于朝贡贸易的次数、船数、人数限制较多，双方冲突不断；三是日本时有内乱，勘合贸易经常中断；四是嘉靖二年（1523）发生恶性争贡事件，两个日本朝贡使团血拼，宁波几被屠城，政府一气之下于嘉靖六年（1527）关闭了宁波市舶司。这一切导致民间走私贸易越来越红火。
在这种情况下，王直也下海开始了他走私生涯。嘉靖十九年（1540年）王直偕同徐惟学、叶宗满等在广东打造海船，“置硝黄丝棉等违禁货物，抵日本暹罗西洋诸国往来贸易”，牟取暴利。由于海外贸易在当时为非法活动，一开始汪直加入徽州府歙县同乡的许栋集团，召“诱佛郎机夷，往来浙海，泊双屿港，私通贸易。”许栋和李光头相继被明军朱纨剿灭，王直遂另起炉灶，自立为船主。“遂起邪谋，招聚亡命，勾引倭奴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造巨舰，联舫一百二十步，可容二千人，上可驰马。”
到嘉靖三十年（1551），汪直的私人贸易武装已成为中国沿海势力最强的海商集团，拥有兵众20余万人及载重120吨以上巨舰百余艘。这规模，堪与后世的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俩的海上郑氏王国相媲美。这期间，汪直不断地向政府提出开放海禁的要求，期求做一个合法的商人。朝廷不仅未答应，反而派总兵俞大猷围歼，汪直退至日本。此后，汪直开始报复明王朝，沿海抢掠，明政府竟抵挡不住。后来，汪直再次提出开放海禁、通商互市的要求。明政府难以在军事上战胜汪直，就采取了诱降策略。浙江总督胡宗宪将汪直的母亲及妻儿作为人质，汪直引颈受降。政府翻脸不认人，对其先囚后斩。
明人朱九德在《倭变事略》里对汪直评价曰：“王直始以射利之心，违明禁而下海，继忘中华之义，入番国以为奸。勾引倭寇，比年攻劫，海宇震动，东南绎骚。上有干乎国策，下遗毒于生灵。恶贯滔天，神人共怒。”直到今天，主流舆论还是这么一个口径。清人张廷玉修《明史》却说汪直“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明书？王直传》说汪直在民间“威望大著，人共奔走之。或馈时鲜，或馈酒米，或献子女”。明朝平倭将领朱纨发现“三尺童子，亦视海盗如衣食父母，视军门如世代仇雠”。至于“杭州歇客之家，明知海贼，贪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之打点护送”。总之，官方与民间、正史与野史对汪直的评价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仔细探究起来，不外有二，一是明朝的海禁政策，给沿海民众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甚至是引发他们生活苦难的主要因素所在，故一些民众为了生计，心底里反而欢迎王直等在海上进行贸易或走私的行为；二是海禁作为国家法令，政府自然需要执行和维护，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是坚守原则不放，故官方对王直的海盗行径是打击再打击。
王余佑认为就是胡宗宪这样的人为了自己的仕途功劳，而扼杀了中国的海洋权益
大明孽子 第十章海上英雄
王余佑不喜欢寻章摘句，喜欢实实在在的学问，他不仅在学问史论上下了苦功，在刀剑枪棒，弓马军阵上也是付出了辛勤汗水，虽然今年仅仅三十二岁，可是已经罕遇敌手，这次到崇明，他找了一个江阴运粮船家搭船，想顺风顺水，到崇明估计就有海盗上船收过路钱，找到海盗就能找到顾三麻子，或赤脚张三了。
可是到了船上，王余佑就发现不对，船家当然是应当一个个强健有力，可是王余佑感觉这些船家都在平淡中透出一股睨视，王余佑和船老板攀谈起来，老板是一个四十多岁的黑脸汉子，稀疏的短黄胡须，身材不是很壮硕，眼神很有力量，王余佑自报姓名，老板也报了名字叫刘汉，安徽永城人，十几岁就跟着船帮跑船，开始跑运河，运河总是战乱土匪或者水旱不均，总是不顺利，从三十来岁开始跑海路，船越来越大，原来的船老大年纪大了，就叫他当了老大。
老大就是老大，长时间的颐指气使，自然有一股豪气，可能是长期在水上，也是喜欢向人打听一下趣闻时事，王余佑就拉开话匣子，从崇祯上吊开始，一直说到满清前一段时间的江阴之战，说到江阴，王余佑就开始套老大的话，说自己才到江南来，只听说江阴打的非常激烈悲壮，可是也不知道详细情况，问老大对江阴之战了解多少。
说到江阴之战，刘老大眼里也露出了悲色：“汉子呀！江阴给所有汉子提气。本来阎应元是典吏，是和水匪对立的，可是不然，其实江上海上的水匪，也敬重清廉刚正的官员，因为那些贪官，搜刮无度，动不动就是：你想造反呀？其实这就是在*人造反，他们跑船的最清楚，什么朝廷律法，在这些贪官手里就是他们的摇钱树，可伸可缩，你不给钱，就过不去，你给了钱，违法也变成合法，船上的货物，不管有没有私货，一检查就是扣船不让走，对于船家来说，时间不也是钱吗？所以合法生意也要贿赂，不贿赂就赚不到钱，而贿赂之后心有不甘，就想把贿赂的钱再赚回来，下次可能就真的带些违禁物品，这不是*良为娼吗？其实什么海盗水盗，都比不上戴官帽的强盗，海盗水盗都是那些赃官*出来的。你说跑船容易吗，成年累月地见不到家人，好不容易挣点钱还被贪官勒索了，谁没个火气？*急了，没钱回去见爹娘妻儿，你拦得住他杀官造反吗？”
王余佑带上船了一坛酒，这成了他和刘老大交流的最好媒介，刘老大酒量不是很大，但是很喜欢喝酒，喝完酒就喜欢聊他的老家和他的三个孩子，一个孩子大了，跟着一个盟兄弟在跑船，还有两个未成年，这时节兵荒马乱的，就在老家帮他们的妈妈种地养羊，照顾爷爷奶奶，刘老大弟兄四人，他行二，大哥没有了，四弟在家，老三也在船上，这年月，就是跑海船还太平一些，到中国来的夷人的船不行，都是一些双桅小船，都怕中国的贪官污吏勒索，都在琉球与中国商人贸易，因为琉球人待客热情，公平厚道，精于经商，是以商立国的国家。
正说着，水手来报，那边来了一艘双桅船，这下船上的水手一个个懒散的样子全消失了，都跳起来，从不知道的地方找出火枪，从船舷上还打开两个小洞，退出黑洞洞的铜炮，王余佑惊呆了，看着刘老大不知道该说什么，刘老大说：这都是明朝水师的装备，因为朝廷缺钱，水师就报损耗，卖给商船，商船也都是为了自保，碰到水盗，起到一个威慑的作用，其实没有多少炮弹了，也不知道火药还能不能点火，你不要害怕，不行就交钱，我们在外都是求财而已。
对方船不大，船老大刘汉轻松的说，现在我们的船是比外夷的船好很多的，很多像日本琉球朝鲜暹罗的使节都是搭中国的商船来中国朝贡。
资料：明代不但有可以远洋航行进行海外友好贸易往来的沙船型“宝船”，而且还有了战船。像福船、广船到明代也发展成为著名的战船了。在戚继光抗倭和以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战斗中都大显神威。
元末，日本九州一带的诸侯纠集失意的武士及商人、海盗等常数十百人，骚扰我沿海，杀人抢劫，是为“倭寇”。明世宗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倭寇猖厥。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海盗王直等勾结倭寇，大举入犯，连舰百余艘，自台（今浙江临海）、宁（今浙江宁波）、松（今上海松江）、淮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倭寇所到之处，劫夺财物，屠杀居民并掳掠人口。沿海人民奋起抗倭，最著名的就是戚继光（公元1528—1587年）抗倭。他是山东蓬莱人，出身将门，少有大志，爱读书。曾在书之扉页上写“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表达了抗倭之志。17岁就备倭于山东，后被明政府派到浙东抗倭。由于倭寇盘踞在沿海岛屿上，一看到戚家军，就乘海船逃至小岛。戚继光决心练就水师。由于“福船耐风涛，且御火”，他亲自督造了适于作战的三种福船，即大福船、海苍和艟■。
大福船“能容百人，底尖上阔，首昂尾高，柁楼三重，帆桅二，傍护以板，上设女墙及炮床。中为四层，最下实土石，次寝息所，次左右六门，中置水柜，扬帆炊爨［cuàn窜］皆在是，最上如露*台，穴梯而登，傍设翼板，可凭以战。矢石火器皆俯发，可顺风行”（《明史？志第六八兵四》）。大福船的最下层装土和石块，这叫“压载”。压载的方法北宋时已有，是用来保持船的平衡的。第二层是士兵活动场所。第三层是放船帆、锚等船上工具和炊事场所，第四层是露台，可安大炮、放弓箭。士兵都可以居高临下看清敌阵进行战斗。大福船靠风力推动，在顺风顺水情况下更能发挥威力。戚继光赞曰：“福船乘风而下，如车碾螳螂。”海苍船比大福船稍小，艟■船比海苍船又小。戚继光说：“倭舟甚小，一入里海，大福、海苍不能入，必用苍船逐之，冲敌便捷。温（州）人谓之苍山铁也。”大船吃水深，作战时遇到逆风逆水，浅水航行，受到阻力时就用小型战船来作战，如沙船、鹰船。“沙船可接战，然无翼蔽。鹰船两端锐，进退如飞，傍钉大茅竹，竹间窗可发铳箭，窗内舷外隐人以荡桨。先驾此入贼队，沙船随进，短兵相接，无不胜。”（同上）
戚继光还造了很多种战船，如艚船（即舶艚船，形状像鸟，俗称鸟船），开浪船（快船）等。
戚继光也很重视广船在抗倭中的作用，尤其是广东东莞的“乌槽”和广东新会的“横江”。这两种广船都是戚家军的主力战舰。这两种船据另一位抗倭名将俞大猷说：原是富人所造，驾驶的船夫叫后生，都是船主雇来之年富力强者，船可载四五十人。他们四处贩运，南至琼州载白藤、槟榔等货，东到渤州载盐，获利十倍。戚继光征用，改造为优质战船以抗倭。“乌槽”船底涂黑漆，船型上宽下窄。“广东船，铁栗（力）木为之，视福船尤巨而坚，其利用者二，可发佛郎机（葡萄牙大炮），可掷火球。”（同上）敌船遇火球即燃烧沉没；敌船接近，广船以其巨大船体撞去，敌船即粉碎。“横江”船上有6—16支橹，两根大桅，桅杆上设大小望斗，可进入三四人瞭望监视敌情。望斗以藤作网，网经，上蒙以犀革、棉被，可防敌箭，船舷两侧有佛郎机大炮及霹子炮、神炮、火砖、灰罐、烟球等各种武器，全身皆炮，可旋转四环，首尾相运用，快捷勇猛无比。
戚继光在抗倭战争中，使用福船、广船、沙船等屡立奇功。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肃清了浙江的倭寇，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东南沿海的倭寇都被肃清了。戚继光不愧为我国的民族英雄。
就在戚继光抗倭之时，从16世纪40年代起，我国台湾等沿海岛屿不断被一批强大武装集团所占据，他们拥有数百只船舰，成千上万的兵力，并有优良火器。史书上称之为“海盗”。他们成分复杂，有破产的商人、船户、农民，也有沿海豪强，或走私贩运，或劫掠商旅，李旦和郑成功父郑芝龙等都是其首领。郑芝龙是福建泉州安平镇石井村人，曾随舅父黄程到香山澳（今澳门）学会葡语，为荷兰当过通事（翻译），后投靠大海商李旦。李旦也是泉州人，后侨居日本。为郑芝龙娶日本长崎王族田川氏女儿为妻。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生长子郑森（后被南明隆武帝赐姓朱，名成功）。郑芝龙为了垄断海外贸易，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接受了明朝招安，以借助官方力量吞并其他海商集团。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七月，侵占台湾的荷兰人巴特劳姆带战舰九艘攻厦门，被郑芝龙率福建水师击退（击沉五艘，夺得一艘，歼敌数千，生擒119人）。这是数十年来中国人抗击西方侵略者的一次最大胜利。以战功郑芝龙被提升为总兵。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郑芝龙完全控制了东南沿海的制海权。凡在南海活动的商船“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船请领令旗时，要交纳三千金。仅这项收入，每年约在千万。郑氏集团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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