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会结束后，萧伯纳又返回宋庆龄的寓所。这时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已聚了一群。因为室内容纳不下，他们就在房后花园的草地上进行了集体采访。在众多记者面前，萧伯纳往往借记者的提问而大加发挥，他巧妙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对反动势力冷嘲热讽。而每当萧伯纳妙语涌出时，宋庆龄就带头为他热烈鼓掌。
在谈到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时，萧伯纳说：“社会主义早晚必然要普遍实行于世界各国。虽然革命的手段和步骤及在各个国家里所采取的形式，也许互相不同，但是殊途同归，到最后的终点，始终还是要走上同一条道路，而达到同一个水平线的。”
当有人问起对中国前途的看法时，萧伯纳说：“被压迫民族应当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也应当这样干。中国的民众应当自己组织起来，并且他们所要挑选的自己的统治者，不是什么戏子或封建王公。”
当谈到中国文化时，萧伯纳说：“文化的意义，照科学的解释，是人的一切可以增进入类幸福的行为。”不过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除开农田里还可以找着少许文化以外，再也没有什么文化可说了”。
萧伯纳在上海虽然只停留了一天，但这一天由于宋庆龄的安排和介人，使萧伯纳有了很好地展露其观点的时机。而他对反动派的嘲讽之语，也支持了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正义斗争。他们之间的战斗友谊，可说已经永远地载人了史册。
还是30年代的一个夏天，一天中午的阳光直射地面，燥热的空气使蝉鸣都没有了高叫的力气。当时，宋庆龄参加一个朋友的集会回来，她乘坐的是福特出租公司的汽车。长期以来，宋庆龄一直从各个方面帮助革命者，支援抗日，资助那些处在贫困中的孤儿和难民，而对自己却舍不得购买专车，以至出门不得不临时租用一辆车子。
汽车在滚烫的路面上平稳急驰。突然，街面上两个衣衫破烂的男人撕打着冲到了路中央。于是司机摁响了喇叭并放慢车速，但那两个人好像早已不顾汽车的危险似的，一心往对方身上扑来扑去。司机本想小心绕行，哪知这两人在路中间忽东忽西，甩臂踢腿，车子根本绕不过去。司机只好将车停了下来。
宋庆龄初看两人的穿着，像是小商贩，本想下车劝解。她刚要去推车门，坐在旁边的一位外国女子一把将她拉住说：“夫人别动！我看这两人贼眉鼠眼，不像善类。”宋庆龄再仔细一看，果然这两人穿着虽破，头发却是认真剪理的，而且两人只是跳来跳去，并不真往对方要害部位击打。而车子一停，两人就已经扑打到汽车跟前，眼睛不时往车上窥视。会不会是蒋介石的特务？宋庆龄还未及多想下去，就见身旁那位外国女子早从另一侧推开车门跳了下去。两个家伙一看有人下来，竟一齐扑了过来。一个假装往这女子身后躺，一个就朝她的脸上抢拳打来。
就见那位金发碧眼、身强力壮的女子回身一把关好车门，身子往旁边一闪，大吼一声：“ NO！”两个家伙定睛一看，下来的原来是位洋人，而孙夫人却仍在车里。于是两个泼皮一样的人竟像事先商量好的一般，一齐喊道：“我们打架，关你个洋婆子什么事？”说着上前就要撕扯。这时，只见那外国女子左右躲闪着，渐渐把两人引得离开汽车，旋即就听她对司机大喊一声：“快开车！”两个家伙见状，返身又往汽车跟前冲。司机开始还怕洋女子吃那两人的亏，方要打开车门帮她一把，看那两人又返身冲汽车扑来，才知道两人的本意是冲着车上的孙夫人来的。此时那女子看两个家伙丢开自己，又往车子跟前凑，他们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就又大喊一声催促司机快开车，旋即紧跑几步，从背后向一个家伙伸脚一句。那家伙哪里防备这一手，竟一下子被绊翻了，肚皮贴地，向前扑出七八尺远，下巴都磕破了。这时从街道两旁一下子又跳出了五六个人，大嚷道：“不得了了，洋婆子打人了！”司机一看，不顾宋庆龄叫他停车的吩咐，一踩油门车子“呜”冲了过去。
街上几个家伙眼看汽车开走了，更加恼怒，嘴里不干不净地怪叫着，要教训那位外国女子，并朝她围了上来。不料那外国女子看汽车已经开走，竟得意地笑了起来。还没等几个人到跟前呢，她忽然把一个口哨放在嘴里，低头转身用劲吹了起来：
“嘟嘟……”
顿时，尖利的口哨声在这寂静的中午显得那么响亮刺耳，那几个人愣住了。旋见街道那头，两个骑马的法国警察已闻声向这边赶来，得得的马蹄声敲击着柏油路面。刚才还嗷嗷乱叫的几个人一看警察出现，互相对望了一眼，其中一个喊声“撤！”顿时四面散开，有的闪进了胡同，有的跳过路边矮墙，眨眼之间连影儿都没了。
那外国女子则同前来的警察咕哝了几句，然后也甩开大步，朝莫里哀路29号走去。
那么，这位机警地保护宋庆龄安全的外国女子是谁呢？原来，她就是《法兰克福日报》驻中国特派记者、同时担任宋庆龄英文秘书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出生在美国西部密苏里州。她的父亲是印第安后裔，是个贫苦的农民。史沫特莱从小饱受了美国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的双重苦难，但同时也造就了她勇敢坚强的性格。她从童年起就卖报谋生，后来又在富人家庭当侍女；她当过卷烟工人，推销过书报。但是这些粗重的劳动并没有熄灭她心中求知的火焰。史沫特莱曾进入一家慈善机构办的学校读书，却连小学都没有读完。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刻苦自学。史沫特莱善于观察，勤于思考，不断写出有独特视角和蕴含深刻主题的好文章。终于在1928年，她以《法兰克福日报》和英国《曼彻斯特卫报》两家报社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
当年宋庆龄从欧洲回国后，她当时的助手胡兰畦每天帮她分送信件，并代为接待一些客人。一天，胡兰畦收到一封英文来信，信封上注了个“急”的字样，前几天宋庆龄去看望大姐宋蔼龄，且当时就住在大姐家里。胡兰畦看到这封信是急件，就赶忙送到宋庆龄手上。宋庆龄当场打开阅看，看完后她对胡兰畦说：“这封信写得好！写这封信的人英文基础很深厚，话不多，很短，但遣词用句都是很美的。”宋庆龄当时称赞的这封信，正是史沫特莱写的。那时候她们彼此还不相识。史沫特莱的那封信，是为了营救牛兰夫妇，想请宋庆龄在百忙之中给她5分钟时间，听她当面把有关情况谈一谈的。
既是人命关天，信又写得那么美好，宋庆龄立即安排了时间，请写信人前来面谈。
史沫特莱比宋庆龄大一岁。想不到，她们竟一见如故，像姐妹一样。这使得史沫特莱大为感动。在她童年的记忆里，那些大人物都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且派头十足的，而这位中国前大总统的夫人竟是这样的平易近人，没有一点点架子。史沫特莱已经从鲁迅口中听到过一些关于宋庆龄的介绍。这次见面，更加印证了鲁迅的介绍。从此，她们就成了密切来往的好朋友。
史沫特莱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圈子里是个活跃人物，她有许多朋友。自从和宋庆龄结识后，她陆续把其中认为忠诚可靠、对中国人民友好的人介绍给宋庆龄，使宋庆龄在她的中介下，又结交了不少外国朋友：像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当时在上海工部局任督察的澳大利亚人路易·艾黎、像医术高明的美国大夫马海德等。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宋庆龄和他们成了终身不渝的知心朋友。
当年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宋庆龄的工作量大增，史沫特莱便担当起了宋庆龄秘书的重任。她负责用英文发布消息和处理通信事务，每一件事都极其尽心，常常忙到深夜还顾不上休息。她还利用自己外报记者的特殊身份，把国民党当局残害革命者、剥夺人民基本权利的罪行写成稿件，发往国外报刊和国内外文报纸刊登。当时，国民党特务曾多次向她发出威胁，她却不予理睬并照写照发。即便是从红军方面得到的胜利消息，她也设法发表出去。当时史沫特莱的这种忘我工作精神，使宋庆龄深为感动。
后来，蒋介石杀害了杨杏佛后，特别急于想知道这“杀杨儆宋”之计收效如何。经特务沈醉多日观察发现，暗杀杨杏佛确实收到了不小的成效，民权保障同盟的一些人被吓住了，该同盟当时已经无法开展正常工作；对于南京政府非法逮捕的政治犯，已不像从前那样一再公开地在政府人士间活动，并在报刊上公开对蒋介石进行谴责。但是，宋庆龄的革命活动并没有因此停止，她继续营救处于危险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只是方法更加巧妙；并且她已经加强了情报的收集，往往把工作抢到特务们下手之前。就这样，一批又一批党的重要干部被她通过各种人和各种渠道护送到外地。
当蒋介石听到报告后，更加恼怒不已。当时虽有宋美龄和宋子文一再关注二姐的安全，使他不敢危及宋庆龄的生命，但蒋介石并不死心，还是指示戴笠要加强对宋庆龄的监视和骚扰，要经常制造些意外和险情，让宋庆龄知道她的安全并没有把握，从而迫使她在更多的时间里只能乖乖呆在家里，不敢随便到外界参加活动。
鉴于这种情况，史沫特莱决定除继续担任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外，她又主动肩负了一项重要任务，这就是保护宋庆龄的安全。自从上次同几个特务发生冲突后，史沫特莱身上又秘密地增加了一支手枪，随时准备万一宋庆龄遇到实际的危险时，她就挺身而出同敌人作拼死的搏斗。
待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史沫特莱去了八路军总部，并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相处了一段时间。其后，她为朱德的事迹所感动，并写出了朱德的传记……《伟大的道路》。
4．“七君子”为救国入狱
公元1936年1月28日。
这是“…·二八”淞沪抗战的4周年纪念日。在上海商会大厦里，陆陆续续来了800多人。他们本是分属于上海妇女救国会、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大学教授救国会、国难教育社、职业界救国会、电影界救国会、学生界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和新闻界救国会等各团体的。这些团体的领导者，多是几年来与宋庆龄一起从事民权保障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战友。他们今天走到一起，是因为日本的侵略已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而当时的蒋介石政权仍然视而不见，仍把主要的兵力都用于对付共产党和红军。抗日救亡运动，必须汇成一股强大的洪流，以实现“逼蒋抗日”。
这是一个纪念“…·二八”淞沪抗战的大会，也是一个新团体成立的大会。这一天，上海各界分散独立的救国会，已经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他们选择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向外界公开宣告他们联合的新产物……上海市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正式诞生。
在这天的成立大会上，宋庆龄和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胡子婴、史良、王造时、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等30人被选举出来组成了理事会。后来又于当年5月，在中共地下党的推动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又在上海秘密成立。它代表了全国20多个省市的60多个救国团体。那天的大会还选出了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14人为救国会理事会的常委，以主持日常工作。
当时宋庆龄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实际领袖之一，她虽没有出面直接进行领导，但是她与中共中央保持着密切联系，以贯彻党的路线，并帮助救国会制定了新的斗争策略……这就是不再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政府，而是要推动国民党与各党派之间实现共同抗日；不再提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是力争使救国会在国民党统治下合法生存，以便开展更多的工作；同时，救国会还汲取了国民御侮自救会的经验教训，完全以超党派的面目出现。
那还是救国会成立之初的一天，一位过去随同宋庆龄一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朋友，忧心忡忡地来见宋庆龄。茶水还没上来，他就着急地说：“孙夫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时，您未去参加，你是否对会议文件另有看法？”
“噢……不是的。我本来是要参加的，但不巧身体患病，无法出席。当时我写了条子，说明了不能参加的原因；同时也表明了我的态度。你不知道吗？”
“那……我倒是听到了。只是……只是大会的文件有些地方我觉得有问题。”
“哦……有什么问题，你说说看。”宋庆龄顿时也有些紧张起来，她生怕稍有不慎之处，给工作造成损失。
那位朋友拿出了救国会的宣言和纲领，指着上面说：“像说救国会‘没有任何政治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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