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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的夏天到了，当时巴金是带着几本刚刚从印刷厂里刚拿到的新书《秋》，再一次从上海搭船前往昆明的。当他来到昆明，把自己那散发着油墨香味的《秋》放在萧珊面前的时候，他迄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萧珊高兴得简直不亚于她当年在上海读到巴金《家》时的兴奋。她看到巴金在《秋》中继续和延伸了《家》中的人物和事件。有些情节是萧珊从前就听他讲过的，有些故事则是萧珊在桂林时对巴金提供的素材，尽管整个《激流三部曲》都是以成都的李氏家族为背景，然而聪明的姑娘读后才惊愕地发现，巴金的小说之所以在当时会引起振聋发聩的作用，其原因就在于巴金善于把他了解的同时代人物的故事，都有机地融合到他的小说之中。
“这就是玉兰树，李先生，您看那玉兰花开得有多么灿烂呀。雪白的花儿，象征着纯洁与友爱啊！”巴金在昆明住了三个月，在这期间他仍然埋头自己的另一部长篇《火》的写作。他感到昆明不同与已经成了孤岛的上海，这里四季如春，更主要的是这里远离敌人的战火，他可以在萧珊替自己租用的一间民宅里，无所忧虑地潜心写作。他要把自己对生活的体验都诉诸笔端。尽管上海和南京已经沦陷敌手，可是巴金却全然不为所动。他知道自己手无寸铁，无法上前线杀敌报国，最好的办法就是以自己的书去感化与激励民众。
巴金日夜奋笔，语言会俨如所居所前面的那条潺潺的小河，不舍日夜的汩汩流过他的心间。他有决心把自己对祖国的爱都通过书中的人物表达出来。所以，他在昆明的九十天里，几乎把所有精神都投入到写作中来了。萧珊看他这样夜以继日的写作，心里好难过。好心的萧珊就不时提议带巴金走出户外，去游昆明附近的名胜古迹。巴金当然不好谢绝，于是他和萧珊的足迹便遍及了美丽的鸡足山、剑川和曲靖。
有一天，萧珊和巴金同游填池，当她们来到黑龙潭时，萧珊忽然发现一片玉兰树。这种树她前年去广州的时候就已经见过了，巴金的文化生活分社院子里就有这样的树。而今在云南她们竟然又遇上了玉兰，萧珊和巴金就坚持在那些绽开花蕾的玉兰树前合影。巴金知道也许就是从那时起，萧珊就暗暗发誓有一天她和巴金有自己家的时候，在院落里一定要栽种几棵她喜欢的玉兰树。
在上海武康路13号，萧珊实现了她的夙愿。
如今女主人已经悠然远去，可是那两棵高大的玉兰依然还在。浓密的树冠在初秋的微风里发出飒飒的响声，撩拨着巴金那烦乱的心。他再也不想去看那两棵玉兰树，因为看了玉兰树就让巴金心酸。他转身沿着楼梯走上来，回到了他熟悉的小楼上，才发现从前萧珊和他住过的房间，早就在“文革”初期遭到了造反派的查封。如今他看见一些房间的门上仍然还贴着封条。尘埃已经封住了紧闭的房门，那些房间都曾经是巴金和萧珊一起度过建国后安定时光的见证。
巴金好象又见到了那让人心悸的一幕：几个手拎皮带的汉子不顾一切地冲进门来，他们想冲进巴金楼上的书房。去翻抢那些整整齐齐排列在书架上的珍贵藏书。萧珊想上前拦挡这些如入无人之境的抄家者，可是，她一个弱女子又如何能阻挡住那些来势凶猛的强人？就在萧珊想拦挡，想劝说，想以理智和正义去护卫巴金那些珍藏的书籍时，不料有人猝然挥手，把手里那只带着铜头的皮带，狠狠地向着萧珊额头上狠抽了下去。她哎呀一声，手捂着沁血的额头扑倒在地上了……
花溪，宁静的婚夜（3）
往事如烟。站在这里，巴金蓦然想起和萧珊的结婚。他们是在1942年10月经桂林辗转来到贵阳的。那时候萧珊在昆明的学业还没有结束，她发现巴金因为战乱的原因到处转辗，所以就毅然决定中止了自己的学业，然后她沿着巴金向大后方转移的路线，紧紧地追了上来。当她和巴金在贵阳见面的时候，已经是当年的秋天了。出现在萧珊面前的巴金，再也不是当年在上海黄浦江畔“新雅”饭店里初识的翩翩书生。战争的烟尘让巴金的脸上蒙上了一抹淡淡的愁云。他似乎有点苍老，但也多了几分成熟与干练。
“先生，你受苦了呀！”还是她那脆亮的语音。
“没什么，蕴珍，你也受苦了呀！”巴金望着她笑，笑得很开心，也很幸福。两人分手以后，巴金所领导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广东分社，在历经数千里的长途迁徙之后，在桂林终于走向了解体。许多编辑人员再也无法忍受骨肉分离之苦，为生计与战事所迫，最后他们开始脱离了巴金领导的分社。巴金对于这种局面一筹划莫展，他面对着事业的凋零和前途的失望，一路跋涉，最后不得不流落在贵阳。他见了萧珊就如同在漆黑的夜里忽然见到了光明。脸上的痛苦神情也为之一扫，他当时只是对萧珊说：“蕴珍，从前我们从上海出来的时候，以为越往前走就越会脱离困境，现在才知道日本人的铁蹄越来越近了。甚至香港也成了他们的天下，所以我们就只好向云贵川一带逃难。现在我怕的倒不是日本鬼子，而是担心我们一些同仁熬不过这种艰难的日子啊。”
萧珊见他心情痛苦，就决定自己留下来陪他，她说：“先生不要被眼前的困境吓住，不管你的面前有多少艰难，我都决定和你共赴国难的。”
巴金的愁眉舒展了，他没有想到自己心仪的人竟会在这种关键的时候突如其来的来到自己面前。他虽然对萧珊的到来感到高兴，然而想到她现在仍在攻读大学，心里就有些不忍，他说：“蕴珍，你来了我当然高兴，不过，你不能因为我就放弃自己的学业啊。再说，当年你为了报考西南联大，下了那么多苦功，到头来莫非就这样半途而废吗？”
萧珊紧紧地抓住他的手，深情地告诉他说：“先生，我再也不离开你了。这么些年我始终想咬咬牙坚持到毕业，可是，当我听说你现在身边连烧饭的人也没有时，心里就想哭一场。先生想一想，我这样苦苦地学习究竟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咱们将来的生活吗？如今国将不国，兵荒马乱，我即便得到了一张毕业文凭，将来又有什么用呢？”
巴金默然。他不再说话，他知道萧珊的话不是没有道理，想到他和她已经经历了长达八年的爱情长跑，想到萧珊多年对自己发自内心的爱意，巴金知道他再也不能拂逆她的好意了。于是他不再反驳她，而是对她投来的目光顺从地点了点头，说：“好吧，既然你决定了，那么我们就在这里结婚吧？”
萧珊多年来始终在盼他的这句话。如今终于盼到了。那天晚上，巴金请她来到花溪边的一家小饭馆。那是一家临靠溪水而筑的小店，山风徐徐吹来，深秋时节的花溪景色清幽。巴金坐在那家小店里，耳听着附近那条小溪潺潺的水声，心底忽然泛起了从没有过的波澜。
在过去三十几年岁月中，巴金的足迹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他经历过家族的巨变和人世间的冷暖，但是他惟独没有得到过异性的柔情。多年来他抱定为国为民情愿独身走天涯的雄心壮志，闯过了几多坎坷。而今当他在万般疲惫之后，终于在贵阳这有名的花溪之畔，迎来了他心仪多年的萧珊。
巴金在后来这样回忆说：“我还记得一九四四年五六月我在贵阳的生活情况。我和萧珊五月上旬从桂林出发，五月八日在贵阳郊外的‘花溪小憩’结婚。我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不曾办过一桌酒席，只是在离开桂林前委托我的兄弟印发一份‘旅行结婚’的通知，在贵阳我们寂寞，但很安静，没有人来打扰我们。‘小憩’是对外营业的宾馆，是修建在一个大公园里面的一座花园洋房，没有楼，房间也不多，那几天看不见什么客人。这里没有食堂，连吃早点也得走半个小时到镇上的饭馆里去。……”
花溪的月夜真美。静得有些让人心跳。
“先生，喝酒吧！”萧珊那天晚上显得格外清纯秀美。这位从小就生活在繁华大上海的千金闺秀，如今终于和她的心中上人走到一起了。自1936年她和巴金见面时起，萧珊就在心里暗许了终生。她感到巴金才是值得她痴情追求和深爱的人，也是值得萧珊毕生相依相从的伴侣。今天，萧珊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暮云收尽溢清寒，
银汉无声转玉盘。
此生此夜不长好，
明月明年何处看？
月儿在云端里若隐若现。深夜的凉风送来了几许清凉，那天夜里，在花溪附近的旅舍里，窗口透出不灭的灯火。夜空中一轮明月，正将它那银辉洒落在汩汩而流的溪水中。波光水影，银辉交映。萧珊和巴金全然没有睡意，她们亲昵地依在窗前，观望着花溪的月影山色，谈着生活，谈着理想，谈着往事。在淙淙的溪水声里，她随着巴金好象又走进了一个梦想的世界……
巴金和她又谈起了写作，说：“我是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在那里我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我认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给了读者。我的小说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结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获。我把作品交给读者评判。蕴珍，你问到我写作的体会，我现在可以对你说，我写任何书总想坚持一个原则，就是：不说假话。”
花溪，宁静的婚夜（4）
“是吗？”萧珊已经深深陶醉了。她被他的谈话感染着。只听巴金娓娓地说：“当然，我在国外开始写作以后，除了法国老师，我还有俄国的老师亚·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我后来翻译过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和《处女地》，翻译过高尔基的早期的短篇。”
“先生莫非还有翻译外国名著的计划？”萧珊愕然。
巴金郑重地点点头：“是的，我还准备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我还喜欢英国的狄更斯；日本的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尽管我的日文至今没有学会，可是我喜欢日本作家的作品。”
萧珊说：“我真没有想到，先生的写作竟是以外国作家为楷模的？”
巴金说：“不，我的中国老师是鲁迅。我的作品或多或少受到这些作家的影响。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师是生活，中国的社会生活。我在生活中的感受使我成为作家，我最初还不能驾驭文字，作品中不少欧化的句子，我边写作，边学习，边修改，一直到今天我还在改自己的文章。我离开旧家庭就像摔掉一个可怕的黑影。”
萧珊已经听得入迷了，她被巴金的文学之梦和远大的抱负所感。
巴金继续向妻子叙说苦衷：“我二十三岁从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说救人救世，未免有些夸大，说救自己，倒是真话。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
“太好了！”萧珊紧紧地与他相拥，她感到和巴金的结合就是自己人生的最好归宿。那天晚上她们在窗前喁喁细语，直到夜深，直到黎明。她们都感到彼此间有那么多想说又没有吐出的话。窗外的溪水在宁静的夜里发出喧响，夜在温馨中渐渐逝去。
数十年后，巴金在回忆起他和萧珊在贵阳的结婚时曾这样写道：“我们结婚那天的晚上，在镇上小饭馆里要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我们两个在暗淡的灯光下从容地吃完晚饭，散着步回到宾馆。宾馆里，我们在一盏清油灯的微光下谈着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日子。我们当时的打算是萧珊去四川旅行，我回桂林继续写作，并安排我们婚后的生活。我们谈着，谈着，感到宁静的幸福。四周没有一声人语，但是溪水流得很急，整夜都是水声，声音大而且单调。那个时候我对生活并没有什么要求。我只是感觉到自己有不少的精力和感情，需要把它们消耗。我准备写几部长篇或中篇小说。我们在花溪住了两三天，又在贵阳住了两三天。然后我拿着亲戚的介绍信买到邮车的票子。我送萧珊上了邮车，看着车子开出车场，上了公路，一个人慢慢走回旅馆。……”
眼前的景况，万籁俱寂，让巴金忽然感到和当年的花溪之夜有几分相似。然而，他寻遍了那幢空寂的小楼，始终寻不到萧珊的影子，好一阵，他才从一只五斗橱里，翻找到一张发黄的旧照片。那是萧珊六十年代拍摄的小照。他把她的照片捧在手上，看了又看。半晌，一串混浊的老泪流淌下来，滴落在萧珊那张含笑的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