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夏天，上海作家协会编入的五七干校第四连党支部，分别对所在的“专政人员”一一作出了结论。四连党支部对巴金的结论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费。
这是巴金自1966年夏天失去写作自由，受到“专政”以来，一级党组织对他作出的惟一结论。巴金屈指算来，已经整整七个年头了。这七年对于他来说，失去的不仅仅是自由，不仅仅是妻子萧珊，更重要的是时间。如果说时间就是生命，那么对于以著述为生命的巴金来说，他失去的就是宝贵的生命价值啊！没有什么比再次得到重新工作、重新恢复写作自由更重要的事了。当党组织征求巴金在作出政治结论以后，有什么要求的时候，巴金只提出：“能不能让我作一点翻译工作？”
也就是从当年8月起，巴金再也不必象从前那样每天到作协来，只是无休止地听读当天的报纸，学习毛泽东语录和打扫卫生了。他可以安下心来作一点翻译工作。这样的日子又隔了两年，到了1975年秋天，上海市作协决定把作协内部几位专业作家统统转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去。这样，巴金就在新的工作单位里进了外文编译室。当然，这时候的巴金眼神已经大不如从前了，他不可能再象从前那样每天到出版社去“坐班”。他有充足的时间在武康路家里从事写作。当然，他的写作在那时还仅限于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范畴。
也就在这时候，巴金才真正有时间翻译那部著作，他年轻时就喜欢俄罗斯著名文艺理论家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现在他终于如愿了，巴金每天都游弋在赫尔岑智慧的海洋里。如果说当年巴金在法国读书时第一次接触到这部神奇著的时候，只感到书中有那么多哲理式的漂亮语言，那么他回国后受到鲁迅先生的支持，在三十年代又局部地翻译了《往事与随想》的片断之后，巴金更加珍爱这部书了。因为他从翻译中进一步理解了赫尔岑在书中倾注的智慧。
巴金真正坐下来了，认真地翻译这部传奇著作，他忽然感到自己确是在走进一座巨大的精神宝库。他知道在中国了解这部书的人并不多，它是属于那种“阳春白雪”的东西，巴金也清楚他即便翻译出这部书，在当时的中国也绝不可能有人出版它。而且即便有人出版，也决不会有多少青睐它的读者，更不会畅销。然而，有一种神秘的冲动感始终鼓舞着巴金必须把《往事与随想》变成他的母语。与其说这是在完成自己40年前发下的宏誓，不如说他在是在实践对亡妻萧珊的诺言。
正由于巴金在心里把这部书的翻译当作他对萧珊的一种纪念，所以才没黑没昼地伏案挥笔了。他这样做不仅可以让自己重新畅游在赫尔岑智慧的海洋里，享受一下那丰富的感情世界，同时也可让巴金少思念一点萧珊。少想一点亡妻，他心里就会少一点痛苦。这样一来，他从1975年秋天开始，直到1979年春天，已经把这部厚厚的外国著作译出了三分之一。巴金看到桌案上那逐渐积厚的稿纸，他那多年不见笑容的脸上才渐渐露出了一丝欣慰。
惊悉喜讯泪沾襟（1）
1977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
上海外滩的游人逐渐多了起来。巴金在家里呆得实在烦闷了，有时也会一个人悄悄离开武康路，在傍晚时分不引人注目的来到黄浦江边，隔江眺望着那混黄的江水，悠悠地向东方流淌。他发现江面上的货轮比前几年多了，他已十几年没有到江边上来看晚景了。
现在他好象是一个隔世的旅人，周围尽管有那么多在春天傍晚来江边游览的年轻人，可是他们大多都不认识自己。巴金那白白的头发和忧郁尚存的面容，让所有从他身边走过的男男女女，无法把这位背部稍稍有点微驼的老人，与曾经在中国文坛红极一时的大作家巴金连系在一起。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也不认识他了，他们虽然早在年轻的时候就受过巴金《家》、《春》、《秋》和《雾》《雨》、《电》等作品的影响，然而巴金历来是一位不想抛头露面的作家。即便那些在“文革”前夕看过由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的人们，也不会想到此时在江边那黑压压游人中间悄悄走来的老人，就是那部风靡一时电影的原著者！
巴金确也有点苍老了。
不过，他的心情却比两年前好得多。他不再终日陷入一个人忧郁与反思的幽居环境，呆望着写字台前那镶嵌在像框里的萧珊遗照出神。巴金开始一步步走出那笼罩在自己头上快十年的愁云惨雾。在过去的十年中，巴金好象做了一场可怕的噩梦，他几乎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以笔耕为生存工具的作家。这十几年，凡是大陆上公开的出版物中，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社论和八股文，除八个样板戏和凤毛麟角般的几本书之外，谁也见不到任何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文学作品了。巴金的心情之所以变得好起来，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工作渐渐有了一点变化，离开奉贤干校那干打垒宿舍以后，回到上海也见不到那铺天盖地而来的可怕大字报了。疾风暴雨似的政治运动终于走向了它的终点，继之而来的是一个让巴金闻之惊喜的消息：江青和当年在上海打击他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在北京中南海一夜之间成了瓮中之鳖！
巴金在听到这一喜讯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时他正在出版社里参加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在走廊里恰好遇上一位从前作协的党员领导。那人悄悄在巴金耳边说了一句话：“江青被华国锋给抓起来了！”当时，巴金吓了一跳，在十多年中他对那个叫江青的女人尽管恨得要命，但他无法把一言九鼎的她与刚刚听到的传闻联系在一起。巴金心里将信将疑，想转回去再向那位领导打听一下详情，却发现那人带着满脸的喜悦走远了。多年在行动上受限制的巴金，见状也就只好作罢。因为他知道在这人多眼杂的环境里，自己是不该打听这异常敏感消息的。
巴金又回到楼上会议室。他仍然坐在原座沉默着，心中的惊喜不能表露在脸上，这是巴金在1966年以后养成的习惯。坐在那里他一言不发，自他到奉贤干校以后，每当参加这类以读报为主的会议时，巴金就始终以沉默相对。有时别人在那里口若悬河地发表宏论，巴金就一人坐在不引人注目的角落里。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现在巴金再也无法控制内心的激动和兴奋了。他知道那位作协领导决不会无缘无故对他吹那样的风儿，可是，江青真会遭到逮捕吗？这会不会又是毫无根据的小道消息？他知道自“文革”以来，这类来自民间的消息是时常有的。特别是北京发生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学生运动以后，民间咒骂江青和张春桥等人的政治传闻如终没有绝迹。这次难道是真有其事？如果再发生1971年秋天那让人振奋的大事，该有多好呢？！
这一年巴金已经72岁了。尽管得来的喜讯稍晚一点，可是，巴金心里仍然很高兴。现在他的处境毕竟比萧珊活着的时候好多了。那年秋天，巴金还没有写作的自由，可他就在英国式的小楼里，利用了半年的时间，一个人用钢笔悄悄把他从前翻译的《处女地》又抄了一遍。巴金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自己的手不会因为多年不握笔而不会写字。巴金已经看到了一点淡淡的曙光，他知道有一天定会允许他重新杀上文坛的。这样，他后来才决定翻译那部早在三十年代就曾译过一部分的赫尔岑多卷本《往事与随想》。
巴金不喜欢再听那些哄哄的议论声。他讨厌把宝贵时间都浪费在这小会室里，报纸本来可以让人阅读，然而不知从何时起，读报也成了开会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心里有些发烦，暗想如果把这么多时间留给自己，也许会把赫尔岑的著作再译出一节来。
他记得1971年9月，当时正在校里劳动。有一天，他发现一些连部里的党员，特别是那些“工宣队”中的党员们，都神秘地参加各种秘而不宣的会议。党员们参加会议以后，回来的时候人人脸上都现出了紧张的神情。巴金不敢向那些悄悄在一旁咬耳朵的党员打听，可是他已从连部少部党员脸上的反常神情中，隐隐感受到好象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后来，他在厕所里遇上一个从前在作协工作的老友，他对他悄悄透露了信息：“林彪摔死了！”
“啊？……”巴金当时也象刚才突然听到江青被华国锋逮捕的消息一样，心里暗暗一惊。那时他根本无法把林彪与毛泽东对立起来。因为就在他们干校内外，还到处都竖着高大的林彪巨幅画像。这样一个手里举着毛主席语录的副统帅，怎么可能有一天折戟沉沙呢？后来，干校里这样的小道消息越传越多，“工宣队”就开始“追查谣言”。由于林彪刚刚在温都尔汗一命呜呼，所以中央当时只限于在党内传达。而对于在干校中接受改造的“三十年代黑线人物”，仍然严加封锁。所以这一追查谣言，又闹得人心惶恐，直到后来中央关于林彪叛逃的文件在全国人民中公开传达以后，巴金才从紧张的心态中解脱出来。如今江青被逮一说，会不会确有其事呢？
惊悉喜讯泪沾襟（2）
巴金怀着紧张的心情走出了出版社。
他忽然发现上海的天空变得格外湛蓝，太阳也比从前变得明亮起来。纵然深秋已至，可是，巴金却发现路上到处都是些穿着艳丽服装的少女们。姑娘们人人脸上都洋溢着春天般的喜悦，男女老少好象在过节日一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巴金不时被兴奋得忘乎所以的人流冲撞着、推搡着，他不知今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喜事。十年了，他在上海见到的大多是些愁锁双眼的人影，而今天究竟是怎么了？男男女女都好象焕发了精神，不管认识与不认识，彼此相见时都会主动说几句话，巴金老人对此有些愕然。
他在经过一家水产商店门前的时候，发现那里拥挤着许多购买海鲜的人群。老人竟然也凑上前去，他发现那些争先恐后的人们，都在争购着盆子里的螃蟹。而且一定要“三公一母”，然后再用一根细细的柳条把四只螃蟹串了起来。轮到巴金的时候，他自然也不例外，买了同样的四只蟹，然后就乐颠颠回到了武康路13号。
“爸爸，出了大喜事了！”巴金刚进家门，就发现儿子兴冲冲地迎了出来，随手接过他手里的螃蟹，然后问道：“莫非您老人家早就知道‘四人帮’被粉碎了吗？”
“什么，‘四人帮’？”巴金平生还是第一次听到“四人帮”的称谓。他抬头向楼内一看，发现两位妹妹也从各自的房间里出来了，她们脸上也都洋溢着笑容。这个自从萧珊去世后始终寂静的小楼，第一次出现了让人振奋的喜悦氛围。让巴金见了心情顿时兴奋起来。
小儿子兴冲冲地对他说：“就是‘四人帮’嘛，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和王洪文，这四个狗东西，已经在北京被逮了起来！这真是天的报应啊！”
“啊？”巴金怔在门前，他简直不敢相信儿子说的话是真的。但是，老人又不能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是让他无法怀疑的事实。从上午他在出版社第一次听说江青被逮捕的传闻，到他在回家路上遇见万民欢腾的场面，都证明了一个活生生的事实：困扰他近十年的四个人，如今都走向了她们本应得到的归宿！特别是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两个坏蛋，在巴金遭遇不幸的时候，他们在上海和北京始终以“文革要臣”的特殊地位，多次发号施令，甚至想把他置之死地而后快。而今天他们和江青一起都成了党和人民的阶下之囚，这件大事对于巴金来说，简直比当初他在干校里初闻林彪折戟沉沙的消息还要高兴！巴金把手里的四只螃蟹交给儿子，一个人站在门前的阳光里，激动得颤动口唇说：“报应，真是报应啊！……”
上海的街头再次嚣闹起来。当然，那些在街上组成秧歌队的欢乐人群，不再是从前“四人帮”横行期间官方组织的庆贺“最高指示”的游行队伍，在几条大街上扭着欢乐歌舞的人们，都是民间自发的行动。这是巴金从来没见过的沸腾场面。当年战胜日本法西斯和1949年的上海解放，在这素有十里洋场的大上海，也曾出现过万众欢腾，载歌载舞的场面，不过那时的秧歌也没有今天扭得欢快，扭得多姿多彩！巴金在感受到人间喜悦之后，曾经提笔写下这样的话：“他们压在我的头上，像一块大石头，压得我喘不上气来。……中国和人民的前途十分光明，个人的问题也容易解决。……”
巴金走在黄浦江边那沐浴着晚霞的人群里，他雪白的头发尤其引人注目。
197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