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产生了精神文化领域的解放。 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对此具有促进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中，我完全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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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历史哲学的气魄，世界前景的宏大描述迷住了。我觉得，和马克思主义相比，旧的俄罗斯的社会主义是地方性的现象。９０年代末的马克思主义无疑使俄罗斯知识分子欧化，使他们归入西方潮流，走入更辽阔的天地。 我具有很强的反民族主义情绪，很倾向于西方。 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马克思是天才的人物，我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当旧的革命派别遭到失败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揭示了革命胜利的可能性。 我有在生活中实现自己理想的要求，我不想成为空泛议论的抽象思想家，所有这些促使我站在马克思主义方面（但是，我从来也不能在自身中容纳它）。我开始阅读基辅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成员的讲话和报告。一次我从国外旅行回来，用伪装的箱子底层带了许多社会民主党的著作。 我记得当时的奇怪现象：当时工人中的潮流是敌视知识分子，要求发挥工人的独立自主性。 这种潮流的一个著名代表是印刷工人。。这是一个很高的、有着漂亮的棕黄头发的犹太人，他特Q别反对作为社会民主党人的知识分子。 但是，不知为什么他特别喜欢照顾我，甚至希望我来领导这个潮流。 这是很奇怪的，因为按照外表我是比其他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更远离工人界的，我实在是个老爷，是个比所有的人都知识分子化的人，对此我完全不能解释清楚。 大概，这多少和我身上知识分子等级的特点（脱离疏远工人界，希望作领袖）比较少有关系。 更主要的是，我对所有的人都绝对平等地对待，无论对谁我都不傲慢。什么时候我都不这样想：我为了理想而忍受了特殊的迫害和痛苦。 但是我终究坐过牢，遭到过流放，经历了令人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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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司法过程，被从自己的祖国驱逐出来，对于哲学家的使命来说这是够多的了。 职业革命家经历的事情要多得多，他们忍受的痛苦要大得多，但哲学家习惯的是更为平静的生活。按照本人经验，应该说，旧制度下的监狱比起苏维埃制度下改进了的监狱来，是更多宗法制的和更加宽大的机构。当然，彼得洛那洛夫斯基堡垒和阿利克塞夫斯基三角堡垒①是可怕的，这样的体验我没有。 但是，在普通的情况下，我是这样对比的：在旧制度下监狱的卫队是由很善良的俄国士兵组成的，他们认为监禁的不是“人民的敌人”
，而是政府的敌人。监狱的首长，如果不是特别残暴的人，就按宗法制来管理，当然，特别残暴的人也有过。 在苏维埃的革命的制度中，监狱的卫队把犯人看作“人民和革命的敌人”
，监狱的管理绝对不是宗法制的，而是专制和恐怖的。我第一次被逮捕是在基辅，由于我参加了大学生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而被监禁几天，所有被捕的人一起被罚作苦工。 参加游行示威的人是怀着可能被打死，不可能所有的人都生还的心情的。 哥萨克包围着我们并发生了某些冲突。 但这些被当作一件小事而结束了。 我带着义务感去参加游行。 我几乎不参加任何很有组织的大学生运动。 社会民主党人不认为大学生运动是自己的运动，对待它的态度比较高傲，他们认为在工人中进行宣传鼓动才是真正的革命事业。１８９８年，我由于参加俄国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民主运动而再次被捕，并被大学开除。有近１５０人被捕，所有的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成员都被捕了。 第一天，所有被捕的
①在彼得堡的一个要塞中，沙俄用来关禁革命者。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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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都坐在城近郊的卢克雅诺夫斯基监狱的一间大屋子里。当时，基辅是社会民主党活动的主要中心之一，那里有地下印刷厂，出版革命著作，和国外侨民有联系，和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里奇的团体有联系。 当我到国外去的时候，在瑞士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奠基人与首脑会晤过，这时，列宁正被流放在西伯利亚而不能起领导作用（后来才起了这种作用）
，这说明我与列宁没有任何的来往。我的确从一开始就属于马克思主义中的其他派别。 现在回忆起被捕的那段经历，仍然很激动，甚至极度兴奋，无论何时我也没有体验到比和共产主义者交往更强的那种感受。电子书，当时我成为个人主义情绪最少的人。 在被捕和被审讯时，我和对待生活上其他灾难性的事件一样，根据自己的本性从不灰心丧气，而永远是情绪高昂，充满战斗热情，那时是这样，在苏维埃时期同样如此。 当大批社会民主党人被投入监狱时我们所体验的那种状况，现在应当认为是可笑的。 但是，当时我们没有失败的感觉，相反，我们具有的是胜利的情绪，我们认为，解放运动中的新纪元开始了，我们的被捕甚至在西欧会引起反响。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监狱中的自我感觉是十分令人愉快的，最初我在大家一起住的大屋子里读了一系列报告。 被捕后的一天，基辅总督德拉戈米洛夫来到我们这里，他与我的双亲有着相当近的关系，德拉戈米洛夫是和宪兵司令、检查长一起来到监狱的，他对我们讲了话，记得是这样的：“你们的错误在于不了解社会的过程是一个有组织的过程，而不是逻辑的过程，孩子不可能早于十个月而出生。”
宪兵司令不能忍受德拉戈米洛夫，准备告他的密，十分可疑地监视着。 以后我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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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到一个单人房间（但连着一个在走廊上的打开的门）。
监狱的制度是比较温和的，所以我能看到那座监狱楼的顶层，那里住着太太们，我和她们相处得很好，放风的时候所有的人都集中在监狱的院子中并且进行集会，在这些会上我经常成为主席。 最后，我转到上了锁的真正的单人房间，这样，我终止了与其他人的交往，但可以读书，由于我的父亲和总督的关系，我被较快地释放了，但是不许离开基辅，在处理完我的事情之前受警察的监视。在审讯时，宪兵头目对我说，从你的文稿看，你企图推翻国家、教会、私有制和家庭。 由于此事，我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省三年。 只有很少的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几乎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省，在那里我们继续交往。这件事开始按照惯例当作司法案件，后来则是由行政机关结案，并且拖延了近两年。 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写作，并完成了我的第一篇文章和第一本书《社会哲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时期不存在物质上的负担以及解决这个问题的困难。 这种困难我在自己的基督教时期才有较深感受。 一般说来，在我年轻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很理想化的。
G我的第一篇文章《朗格及其对社会主义的批判哲学》用德文发表于考茨基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杂志《新时代》上。 这是在１８９９年。 由于这篇文章，我与考茨基进行了通信。 他很欢迎我的文章，并且说在进一步从理论上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对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寄予厚望。 他认为，德国的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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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者为了发展理论，过多地注重实践的政治。 他也未必欢迎我所选择的理论发展的方向，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则开始感觉到，我不是正统的人，不完全是他们的人，我在思想上的冲突，开始得相当早。 完全转向唯心主义和唯灵论的。司徒卢威为我的第一本书《社会哲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Q人主义》写了篇很长的序。这本书体现了我在当时的世界观，但是，它在体现我的生活态度的更隐秘方面则是不够的。 这本书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批判的形式中与康德的、部分费希特的唯心主义哲学相综和的体验。 我完全不像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是个黑格尔主义者，我的书中更多的是我的坚定的、根本的观点，即：真、善、美不依赖于革命斗争，不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而是先验的意识。 我坚定地站在康德的“先验”立场上，认为“先验”的意识具有的不是心理上的性质而是逻辑的和伦理的性质。 而心理的意识则依赖于社会环境，依赖于阶级地位。 可能存在着对于掌握扎根于先验意识中的真理和正义的或大或小的有利条件，“阶级的真理”
则是荒唐的词组，不过，可能存在阶级的谎言，比如，与人剥削人有牵连的资产阶级所传播的东西。 在这个基础上我构造了无产阶级“弥赛亚说”的唯心主义理论。 无产阶级要从剥削制度的罪恶下解放出来，并被赋予接受先验意识（它决定了真理与正义）的有利的社会心理条件，要在工人阶级中培养心理意识和先验意识的最大限度的接近与一致，这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哲学根据，对这种革命的社会主义，我比其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加接近。我接受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但是我拒绝赋予它以形而上学意义，拒绝把它和一般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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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 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性质的思想相关，我保卫真理的独立性和哲学的独立性。 我在所参加的那个派别中开辟了思想自由运动的可能性。 后来我又针对宗教的正统思想捍卫哲学的独立性。 我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极权主义的，我完全不能接受极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很好地感觉到这一点（我与他这时在苏黎士会晤）。
他对我说，由于我的哲学，我不可能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一年我经常在马克思主义小组里和Ａ。Ｂ。 卢那察尔斯基（他也是基辅人）争论。 卢那察尔斯基不承认真理脱离革命阶级的斗争而独立，认为哲学的自由产生于认识的过程中，他在我这里看到了危险的个人主义。 斗争有时十分激烈。 我是激烈的好争论的人，同我争论是不轻松的。 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卢那察尔斯基因这些争论而生气。 当然，应该说他本人并不完全是极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把马克思和阿芬那留斯及尼采结合起来，醉心于艺术中的新流派。他是阅读范围很广、才能出众的人，但是有着轻浮的痕迹。当时谁也没有预见到，卢那察尔斯基将在严厉专政的政府中成为人民教育委员。 他本人完全不是一个严厉的人，他想必为契卡的活动感到难堪，他希望成为科学和艺术的保护者，并且因此惯坏了作家和演员。
在我年轻时代的如此不完善的著作《社会哲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中，我终究成功地提出了使我一生不得安宁的问题，这个问题后来我在更完善的形式中进行了表述。问题是这样的：认识依赖于人们社会交往的水平。 认识不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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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应遵守的逻辑性质，而且有人人应遵守的社会性质，这就决定了，正如德国的唯心主义所主张的那样，进行认识的不是先验的主体，不是万能的理智，而是具有一定的精神结构，依赖于人们的社会关系的具体的人。 任何先验的东西都不能自我保证，因为它们处于人之外，处于超越经验的范围。必须规定具体的人对先验的东西的关系。 这个问题最终将我引向存在主义哲学。 我在书中后来这样表述：“我与客体世界”。
我很早就意识到需要关于认识的社会学。还是在马克思主义时期，我就表现出苦闷及其他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有关的感受，所有这些导致我发生内在的转变。在流放到沃洛格达以前我经历了上升与繁荣时期，我的生活中最好的时期之一。 这个时期里，正如整个青年时期一样，我是忧郁的，陷入充满冲突的境况里。 但是有时回忆起这个时期却带有喜悦的心情，尽管回忆对于我是痛苦的。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了内在的转变。 这种转变为我揭示了一个新的世界，决定了我的精神生活的复杂化和新的情感的丰富。 但是，我任何时候也不能表现自己的激情，而是经常自我压制。 这大多不仅是理智的过程，而且是和我的生活的全部事件相联系的。 向我展示的新的世界是美妙的，同时我越来越增强了彼岸的超验的感觉，我也越来越嫌弃那种满足于此岸的、地上世界的闭塞圈子的世界观。 当时，易卜生的学说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易卜生深深地吸引了我，他成了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一样让我喜爱的作家，我的被称作个人主义的东西，我对个人命运的敏锐感受全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易卜生有关。 同样，我也读了象征主义作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