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玉- 第1部分

《种玉》


作品前言　前言

　　　　玄幻的本质就是YY。YY是什么？YY就是意淫。意淫是什么？意淫就是白日做梦。白日做的什么梦？做的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永远无法实现的梦。

　　　　所以写这个东西肯定是YY的、快乐的，希望把心里这份YY的快乐能够传递给你。

　　　　纯属杜撰，请勿对号入座。

正文　第一章　藏宝

　　　　这是1947年秋天的一个早晨，在长春城西一片密密麻麻的民居里，白氏医馆的一侧大门“吱”的打开了，一个30出头的俏丽妇人走出来，在另一侧的门上挂上“今日出诊”的牌子，然后把这侧大门也打开。

　　　　屋子主人、50多岁的白秉义牵着头骡子走出来，望望刚升起的日头，按了按大褂里贴胸紧绑着的包裹，利索地翻身上了骡背，“看着点家”，白老汉低头又叮嘱了一下妇人，一抖缰绳，骑着骡子向城门口走去。

　　　　妇人出神地望着一人一骡慢慢远去，“看着点家”，白老汉的声音似乎仍在耳边。“他心里还是惦记着我的”，妇人默念着。

　　　　妇人在娘家时的名字叫杜月娥，夫家姓刘，两年前关东军被苏联人打出长春时，她夫家被日本人裹协着逃出城，此后再也没了消息，刘嫂变成了刘寡妇。没了生计来源的刘寡妇被邻居介绍着来了白氏医馆，帮白秉义做做饭，拾掇拾掇家，病人多时也出屋给白秉义打打下手。

　　　　白老汉几年前死了老伴，惟一的一个儿子十多年前就出海留了洋，白老汉在五十多岁时又成了单身。妇人在虎狼之年成了寡妇，又没有孩子，这两人碰到一起，如同干柴烈火，慢慢刘寡妇留宿在白家的日子多起来。

　　　　在妇人眼里，白老汉是个好人，有学问，常有城里些穿着长袍马褂的人来白氏医馆，翻着古书，说些妇人不懂的古画啊古玉啊之类的事。白天开了一天的方子，晚上闲下来老汉还要写写画画，女人偶尔也会在旁边碾碾墨，凑个红袖添香的趣儿。

　　　　白老汉待人随和、心肠好，上门就医的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扛长活的、拉车的，甚至是妓院里的女人，老汉都是笑咪咪、和和气气地对待；只是老汉的眼力毒，从收的诊费上就能看出来，一样的毛病，达官贵人们和贩夫走卒收的钱，差得可不是一星半点。

　　　　刚到白氏医馆没几天，妇人就发现老汉的生活极有规律：天一亮就在院子里做操打拳，吃过午饭要在屋里躺一会，晚饭后总要在书房里待一两个时辰，然后就是洗漱一番，让妇人伺候着上床睡觉。

　　　　老汉说这是养生，子午觉更是养身的法宝。所以老汉的身子极结实，外表看上去就像个40来岁的汉子。妇人比常人更清楚，老汉脱下衣服来，身上的筋骨一点儿不比自己当年一直扛活打工的死鬼差。

　　　　让妇人羞愧的是老汉床上的本事，一晚上老汉让妇人摆出来的姿势，比妇人结婚十多年用过的姿势还多，老汉告诉她这是“双修”。几千年前的黄帝就是靠这功夫白日飞升，成了神仙。老汉总是边抽动着边在她耳边说着“呼、吸；呼、吸……”双手还不停地在她身体上游走着，那滚烫的手掌里像是裹着一团火。妇人在开始时还能按着老汉的口令喘气，没一会儿便哼啊哈啊沉溺于肉体的快乐中了。

　　　　不过即便这样，妇人还是感到了自己的变化，原来枯黄的皮肤细腻了许多，干瘦的身子也渐渐丰腴起来，来医馆的男人们的眼光也更多地停留在她身上。

　　　　不过妇人总觉得和老汉还隔着点什么，每天晚饭后，老汉就叮嘱她在前院听着动静，自己则进了书房，一锁就是小半天。妇人不敢多问，只有一次欢愉之后没忍住，听老汉嘟囔着说“炼药”，妇人知道他没说实话，但想想也就随他去了。

　　　　“人都看不见了，还望呐”，有邻居刚出了门，看见发呆的妇人，忍不住调笑了一句。妇人轻轻啐了一口，没敢还嘴，红着脸关门进屋去了。

　　　　白老汉骑着骡子，慢慢地出了城门，城门口一位认识的军官和他打着招呼：“白大夫，又出门采药啊”，白老汉笑着点头。

　　　　长春城西半部驻扎着国民党的新六军，毕竟是国民党的王牌部队，官兵里有文化的多，纪律也还算严明。白氏医馆不大，但白秉义是长春城里数一数二的名中医，在处理跌打损伤、在用草药方面，有极其独到的一面，新六军的军医们不时拉白秉义来部队看病，和不少官兵有了交情。特别是年初的时候，廖耀湘中将还拉上他，坐着飞机到沈阳给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治疗风湿病，更让白秉义在军中大大出了一回名。

　　　　近一段时间，白秉义每隔一段日子都要出趟城。早早地出去，天快黑才回来，守城门的士兵大多知道，白大夫这是去山里采药。

　　　　行人渐渐稀少起来，白秉义夹了夹腿，骡子小跑起来，白秉义感受到骡子腹部两侧搭裢里的坚硬。

　　　　白秉义很是有些得意，搭裢的一侧放着把日本“三八大杆”上的刺刀，近一尺长，锋利无比，刘寡妇耗了一个星期，才用两块牛皮缝了个刀销。另一侧的搭裢里放着把苏联红军的工兵铲，也是精钢打制。这两件宝贝都是前年苏联军队撤出长春时，白秉义用一个金戒指从一个大兵手里换来的。

　　　　跑了一个来小时，这一人一骡到了山脚下。这里是长白山的余脉，原来山上是原始林和人工林交杂的老林子，长满了红松、黑松、樟子松、落叶松等。这十几年，日本人把山脚下的树砍了大半，后来共产党和国民党先后又砍去一些，现在山腰下已是光秃秃的一片。

　　　　骡子奋力向山上登去，晃的白秉义的腰隐隐地有些痛，老了！白秉义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修练了40几年的养生功和五禽戏，这一两年还和刘寡妇夜夜“双修”，白秉义是学医的，他知道自己的身体比同龄的人不知要好多少倍，但这也挡不住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

　　　　儿子在美国修的是西医，不管怎样，也算把老白家世代行医的香火传了下去。儿子完成学业后，老汉坚决不让儿子回战乱中的祖国。后来儿子在美国娶了个台湾去的姑娘，生下一儿一女，生活稳定下来，就不停地写信让白老汉出国团聚。

　　　　出洋？白秉义每每看着寄回的孙子孙女的像片，也不免心动，可就是舍不得这三十几年积蓄下的宝贝，还是咬牙回绝了儿子的意思。

　　　　让白秉义割舍不下的就是他收藏的古玩，老人们把这叫“骨董”，白秉义从书上看，清代以前用的就是这两个字。“古玩”，那是清以后才有的词。俗话说，乱世黄金，盛世古玩，白秉义可不这么看。盛世之中玩古玩的，恐怕都是世家巨富，对于白秉义这种普通人家来说，乱世才是收藏的大好时机。

　　　　不过生于乱世之中的白秉义深深懂得自保的道理，一是不张扬，二嘛，就是狡兔三窟。说这上山采药不过是个幌子，真正的目的，是白秉义要把收集的宝贝藏匿到山里。

　　　　上得山腰，白秉义把骡子拴在棵树上，把骡背上的搭裢取下搭在肩上，又紧了紧贴胸的包裹，猫腰进了林子。白秉义边走边看，把一些药草和蘑菇等能吃的山货用工兵铲挖下来，收进搭裢里。

　　　　走到响午，白秉义来到一处陡坡旁坐下休息，拿出干粮和水壶，慢慢地吃起来。国共打了两年多，长春城里的粮食渐渐贵了起来，越来越多的人跑进山来挖些能吃的东西。白秉义不得不小心，若是让人发现了他藏宝的地方，那白秉义这几年的心血就白费了。

　　　　吃喝了半个小时，林子里始终静悄悄的。白秉义放下心，工兵铲开路，沿着陡坡向山的一侧爬去。走了十多分钟，一个两人高的山洞出现在眼前。这个地方，是白秉义花了几个月时间，心里反复琢磨才定下的一块地。首先是山势陡，打仗不会选这块地方，一般人也到不了这地方；再就是有人来了，看见这常见到的山洞，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兴趣。

　　　　白秉义在山洞口停了停，又仔细听了听周围的动静，这才进了山洞。山洞里是个阿拉伯数字的“7”字型，往里走上不到20米有一处拐弯，又能往里走个七八米就到头了。白秉义走了个来回，确认洞里没人，才在拐弯处停下来，这里有一个不规则的一米见方的凹槽，地下几簇乱草，还有几块不知什么野兽留下的早已干硬的粪便。

　　　　白秉义放下搭裢，用工兵铲把乱草和粪便移到一旁，就撅着屁股挖了起来。清出了近一尺深的土后，下面露出几块石头，白秉义抽出军刺，一手铲子，一手刺刀，把几块石头挖出来，石头下露出两个铁皮盖子。

　　　　白秉义长长喘了口气，用袖子擦擦脸上的汗水，用军刺把其中一块铁皮盖撬起来，下面的铁桶里已经放了几样东西。白秉义拿出怀里的包裹，小心打开，里面是几个巴掌大的盒子，外面仔仔细细地包着防雨绸。白秉义迅速把盒子放进铁桶，盖上盖，压上石头，把土回填，外面又细细密密地洒上一层干土，最后才把乱草和粪便移回原处。

　　　　白秉义直起腰，看看再没什么破绽，提起搭裢走到洞口坐下来。这时，他才感觉到全身上上下下都是汗水，腰也如撕裂般疼了起来。真是老了，白秉义摆了个打坐的姿势，调匀呼吸，运行了一趟养生功。他呼吸着林子里清新的空气，想着洞里的宝贝，才觉得身上好了些。

　　　　快装满了，白秉义有些得意，又有些失落，为保护住这点东西，他是费尽了心思。埋下的两个铁桶，是美国人造的军需桶，白秉义从国民党部队中讨来后，反复擦洗晾洒后才偷偷运出城，埋进山洞里，防雨绸则是部队里雨衣，也是美国人造的。幸亏新六军是一色的美军装备啊。

　　　　现在一个铁桶里已经装满了二十几个盒子，另一个也快满了。白秉义的长项在于鉴别书画和玉器，所以这些盒子里装的大多是不怕火烧水浸的玉器。书画太大，而且在这种环境里也没法保存。白秉义的好友、在城里开酒楼的王掌柜精于古钱币，所以白秉义也在这里藏了些珍稀的古币和金锭。

　　　　看看日头，白秉义又走进山洞看了看，确实没有破绽后，愉快地下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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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二章　失意

　　　　日历哗哗地翻过去，进入到2000年的夏天。孙纯漫无目的地走在北京街头，和这蓝天白云相反，他的心里阴沉得像暴风雨来临前的黑夜。

　　　　一个月前，长江流域又遇洪涝灾害，孙纯奉命参加了新闻报道的队伍。在灾区雨里泥里干了近20天，回京后便低烧不止，上医院一查，血吸虫病！孙纯一听就傻了，问大夫，“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在五十年代就宣布消灭了血吸虫病吗？”

　　　　孙纯效力的电视台立刻派人到医院给他办了住院手续，又安排所有参加抗洪报道的记者来检查身体。结果所有人都好好的，惟独倒霉了孙纯。

　　　　连续输了几天的液，把体温控制住以后，医院就开始“轰”孙纯，“这病现在没什么立竿见影的办法，只有服药静养，好好回家休养一段吧，每个月来检查一次。记住啊，这病伤肝，不能抽烟喝酒，少发火，保持心平气和”。医生大笔一挥，开了一堆药和一张休息半年的假条。

　　　　祸不单行，在孙纯去参加抗洪的前一天，相处一年多的女朋友、他同一个部门的同事任伊伊给他打了个电话，“我们分手吧。”

　　　　在灾区没天没夜的忙，回来就又病倒了，孙纯一直没顾上和任伊伊交流。他住院时任伊伊倒是给他发了两条短信，不咸不淡地问候了一下，等他再发短信，问个为什么时，对方就关机了。

　　　　如果说得了血吸虫病对孙纯来说是天阴了下来，那么任伊伊提出的分手就像天塌了下来。说心里话，孙纯对于这一天的到来并不是没有准备，他和任伊伊有着太大的差别。

　　　　他是大专学历，学的就是摄像，好在学校是广电总局的直属院校，每年都有不少学生分配到电视台，他也在96年毕业时如愿进入了电视台；任伊伊是北京名牌大学的本科毕业生，虽然算是电视台临时聘任的，但很快就成了主力记者，是部主任的爱将。在电视台里，抗机器的和拿话筒的有着天壤之别，就是到了被采访单位，人家也是门清儿，只围着记者转，根本不和他这种摄像师打进一步的交道。

　　　　说到家世，孙纯父亲是个民办教员，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孙纯就在山西的一个小县城里上了十几年学。他至今记得，第一天到大学报道时，同屋的室友捂着鼻子让他先去洗个澡的情景。农村人，身上哪能没味呢。任伊伊的父亲是一家报社的部门领导，母亲是国家部委的公务员，在北京也算平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