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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想已是决心已定，不为所动。
汤化龙看着这个劳神在在的“未来女婿”是铁了心的要赴“鸿门宴”，急着又道：“有人甚至说：‘谈判自然可以，但是李大帅不能去。要谈判，请袁世凯到武汉来，咱们保证让袁世凯有来有去’。”
“袁世凯可没有这个胆子。”李想冷笑道。
“还有一些人激动地说，‘袁世凯最不讲信义，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现在他却高喊和平，电邀大帅谈判，更是心怀叵测，而大帅你竟然不曾三思，贸然前去，莫非是要学宋江的样子，接受朝廷的招安不成。’。”汤化龙又说道。
听到这段议论后，李想说道：“我们赴京与宋江不同。宋江本来就是朝廷的小官吏，只是在官场中混不下去才造反的，后来朝廷又许了他大官做，宋江受招安就不足为怪了。而我们国民党人则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决不会为了自己的升官发财而出卖广大的人民群众。”
“唉！”汤化龙叹息一声。一位从武昌首义开始就跟随你南征北战的老同志说：“武昌首义，血战汉阳……李大帅总是和我们在一起。现在，却要去北京和袁世凯谈判，万一有个闪失，给党的事业就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听了这个反映后，李想神情立刻严峻起来，他沉吟道：“如此看来，我们有必要向武汉和鄂区的广大军民，分析一下欧洲爆发以后两个星期内中国形势的发展，说明一下国民党鄂区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以及在谈判中准备作出的某些让步，连同对谈判结果的两种可能情况和对策。总而言之，我们既要告诉广大军民没有必要为我们的安全担心，也要告诉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袁世凯的警惕和斗争。”
这一天，武汉再次举行政治局会议。李大帅在会上报告了25日整夜讨论的意见，并且宣布了自己准备亲赴北京谈判的决心。
李大帅说道：“可以去，必须去！……”标志性的手势，高高挥起又落下，“……这样可以取得全部的主动权！……”李大帅还说道：“由于我们有力量、全国的人心、袁世凯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涉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至于去重庆谈判会不会形成‘城下之盟’的局势？”李想说道：“我也有充分的考虑。签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
李想说道：“我早设想了可以作出让步的限度，即：第一步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但是陇海路以北迄外蒙古一定要我们占优势。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危险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决不怕。”
掌声！如雷鸣一般的掌声！
国民党鄂区政治局的成员们被他的演说说服了，最后同意了李大帅的意见，并于当天向党内正式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向全党通报，以统一全党对南北北京谈判的认识。国民党鄂区决定“派李想、黎元洪、汤化龙三同志赴京和袁世凯商量团结建国大计”。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党内通知。它说明了争取和平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给鄂区军民吃了一颗“定心丸”。
《通知》指出：“现在英、法、美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袁世凯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袁世凯和北洋系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通知》指出：“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袁世凯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
“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袁世凯及北洋系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
《通知》还告诫全党，“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袁世凯及北洋系发善心，……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党内兄弟一样的团结和对人民有良好的关系。坚决依靠人民……”
出自李大帅亲笔的党内通知，已将国民党鄂区军民力争实现国内和平局面的态度表述得很清楚了。
一此后，李想与冯小戥等留守武汉的心腹军政要员进行了彻夜长谈，详细商量了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
李想说道：“我这次，送黎元洪先行，又带走汤化龙，你们应该知道我的用意。所以，我在北京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对袁世凯的一切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袁世凯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农民群众活动越积极，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袁大总统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应当说，为了更好地贯彻我们国民党争取和平的方针，是促使我亲赴北京谈判的最重要的原因。”
李想又说道：“人家讲现实主义，我们也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
冯小戥连连点头。
李想熟练的拿出雪茄烟点上，继续说道：“‘针锋相对’，要看形势。”
……
袁世凯派出段祺瑞作代表，与已经在武汉的英国驻华大使朱而典一同，以迎接李想、汤化龙等人来渝。朱而典还专门在武汉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称：
余赴武汉，曾获袁大总统同意与充分赞许，以及；应中国国民党鄂区总理李想之邀请，余将陪同李氏及其随员来京。并在京与袁大总统以及北洋政府作直接商谈。余现在武汉，至感愉快，吾人曾在辛亥年以上之努力，以协助中国政府消除内争之可能性。在此一争论上冲突之因素甚多，但吾人始终能获得双方之尊重与依赖，此实为吾人感觉愉快之来源。
……
对于朱而典公使的声明和其本人的即将来到，李大帅是没有什么好感的。他还在两个月前，就在一次公开的演讲中的闭幕词《愚公移山》里说过，朱而典已经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国民党合作，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到我们鄂区去乱跑呢？
当北洋政府陆军总长段祺瑞乘座的用于接送李大帅去北京的法国沙麦式飞机降落在远东最豪华最先进最大规模的民用机场的武汉机场上。
段祺瑞一行旋即被接往武汉的国民党交际处休息。
这个惊人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武汉全城。
由于武汉的一般干部和普通百姓尚不知道国民党鄂区党总部在昨日作出的重大决策，因此都在纷纷猜测着，英国大鼻子刚来武汉，这个北洋的上将军陆军总长又来武汉干什么？
其间，大部分国民党干部都听了关于李大帅将与袁世凯谈判的文件传达。但许多人的脑筋一时仍转不过弯来。人们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袁世凯的和谈诚意到底有多少确实是值得怀疑的。李大帅的安全更是让人担忧的问题。历史证明，袁世凯曾经采取过各种卑鄙的手段，来对付其政敌，并且每每得手。张振武，宋教仁等就是最悲催的几个人。
显然，李大帅已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他有胆有识，不畏艰险，同时也清醒地看到，危险是有的，然而最重要的是，鄂区国民党自己力量的空前壮大，人民已空前的觉醒，世界各国都在注视着中国，袁世凯不敢贸然冒天下之大不违加害于他。
第六百二十二章 针锋相对（二）
李大帅最后决定去北京谈判，又把球踢给了袁世凯。不论谈判有无结果，国民党已在政治上处于十分主动的地位。
临行前，仍有一些军队高级将领担心李想的安全。
李大帅一脸的刚毅：“在这个紧迫关头，谁都帮不了我们，我们也不能依靠别人的帮助。中国自己的事情还要我们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后认为，在当前的局面下，袁世凯还不会发动大规模内战，但国民党要得到本应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胜利果实，没有斗争是难以取得的。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双方很可能会“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袁世凯才能逼他让步”。所以，“这次谈判应该去，不能拖，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只要我们站稳脚跟，保持清醒的头脑，就不怕一切大风大浪”。
这是具有何等魄力的决定！
“袁世凯在重庆摆下了鸿门宴，我倒要去看看他都上了什么菜。”李想摆出很少才有的光棍痞气说道：“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
李想决定去北京与袁世凯见面。他说：“我们还要钻进去给袁世凯洗脸，而不是砍头。”
中国有“洗心革面”的成语，意为通过改过面目一新。李想接着又说：“年纪愈大愈不愿意洗脸。”
李想到了这个时候，还能幽默一把，可以看出他赴鸿门宴的轻松心态。
林铁长问李想道：“你去北京后，如果北洋军来进攻，我们怎么办？”
林铁长问出前线的高级将领们的担心，如果打起来，袁世凯可能以此作为加害李想的借口。
“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北京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也越好。”
李大帅学着伟人手一挥，用浓浓的湘音回答得十分明确和干脆，因为他深知袁世凯的虚弱本性，深悉袁世凯和蒋光头都是一同类枭雄人物。以后的事实证明，李想的判断是十分准确的。
……
与李大帅的从容、自信和胸有成竹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袁大总统的慌乱、后悔和忧心忡忡。
袁大总统压根儿想不到李大帅真的会送上门来，故三发邀请电，大力发动“和平”攻势，欲置李大帅于被动境地。然而谁知弄巧成拙，此计被李疯子识破，李疯子真的来了，而且赢得了国际国内一片颂扬，声名鼎沸。这使得袁大总统有苦难言，不得不硬着头皮安排应酬。
袁世凯脸色灰白，倒在沙发里半响说不出一句话来。
袁世凯久久才问出一句话：“武汉还说些什么？”
“报告大总统，”雷震春把腰深深的弯下去，说道：“他们宣言说：欧洲战争爆发，这是中国的天赐良机，新民国的和平建设时期开始了，我们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即绮，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他们还提出了六点具体办法。”
“东郊民巷的列国大使馆也知道了？”袁世凯呆呆的问道。
“是的，刚才英国大使馆的秘书来过电话，说朱而典大使马上与段祺瑞陪同李大帅上飞机。电报是在他们上飞机之前发的出来的。飞机要在邯郸转机，加油，随行人员在邯郸过夜，第二天上午可以到京……”
“太意外了。”袁世凯现在都不敢相信。
“这是有点意外的。”杨度走了进来，一见面就说道：“不过这也在我们估计之中，值不得沮丧，大总统以为对吗？”
袁世凯苦笑道：“是的。皙子，你恐怕要辛苦一趟了。”
杨度道：“大元帅准备以什么样的规格迎接李想的到来？”
袁世凯略一考虑，答道：“按孙中山和黄兴的规格，如何？”
“不可。”杨度道：“为了尽可能地降低和缩小李想此行的重大政治影响，我们应该采用了尽量压低接待规格的手段，对李想一行抵京的时间竭力封锁，严格控制机场迎接人数。他还向北方各大宣传媒体发出指令，要他们对‘有关谈判的报道，要登得少，登得小，版面不要太突出，标题不要太大，尽量缩小此事的影响，不要替国民党制造声势……’。”
“这到是，”袁世凯道：“那谁去机场迎接李想何时？”
杨度道：“大公子去如何？”
袁世凯木然应道：“好罢。”他几乎是在说给自己听：“我总觉得，李想这个电报不一定靠得住。不是还要在邯郸转机，加油吗？说不定飞机会在邯郸出一点什么小‘故障’，他便乘机下台，说不来了、不来了。”
杨度皱眉道：“大总统，在李想电报还没到达的日子里，我同你的估计一样，以为他是不敢来的；但他的电报到达以后，我的看法便和你不同，我以为李想是会来的。”
袁世凯闻言眉头紧皱。
杨度劝道：“不过李想来不来，对我们的做法不起影响。他不来，我们明令讨伐！列强也没有干涉的借口，只会全力支持我们。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