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 第53部分

刘西尧是湖南长沙人，比父亲小6岁，1934年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1936年参加革命，以他的学历，可算是我党领导干部中极少数的“内行”了。不久前被任命为科委副主任。刘西尧欣然应诺。

但是，光有个有文化的搭档还是不够的。在正式调查之前，父亲特意找到核物理学家、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朱光亚，用父亲自己的话说是“请他赐教”。

今天的朱光亚，可谓大名鼎鼎，不但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是第11、12、13、14届中央委员，第9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但是1961年，当父亲来到北京花园路核武器研究所找朱光亚时，朱光亚只是一位年仅37岁的青年科学家。冷不丁见到51岁的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上将金光闪闪的肩章时，他还真有点不知所措呢。

许多书籍中是这样描述的：没等张爱萍开口，朱光亚就说，我把工作情况向您汇报一下。但张爱萍说，我不是来听你汇报的，我是来向你请教的。朱光亚连连摆手说：不敢当！不敢当！张爱萍说：是真的。请你给我讲讲原子弹。我只知道皮蛋、鸡蛋、山药蛋，对原子弹一点儿也不懂。不懂它又怎么去摆弄它呢？

父亲常向我们夸赞他。朱光亚沉默少言，面容和身材都略显消瘦。他生活低调，不喜张扬，在公众场合中，你很难一眼发现他。我在总参组织过几次全军性的会议。开会的时间到了，常常会找他：朱光亚怎么没来？其实，朱光亚早就默默地坐在人群里了。于是赶紧请他上主席台。我感觉到，任何人只要和他稍有接触，都会从他炯炯的目光中感受到他超于常人的智慧。看得出，父亲不仅器重他的才华，也欣赏他做人的风格。

父亲说：“朱光亚成了我的第一位老师。”朱光亚，这位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院原子核物理专业博士，从此和我父亲结为挚友，在后来两弹一星的事业上，他们携手走过了30年。

父亲说：“没有更多的时间给我。我跑遍了二机部的机关、厂矿和研究所，只问四个问题，一是，你担负的是什么任务，在全局中的位置？二是，进度和遇到的难题？三是，解决这些难题，需要什么条件，哪里可以提供这些条件？四是，满足了这些，最快什么时候能给我完成任务？”

“一个月后，我给中央写出了报告，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份文件。”他顺手拿起那份40年前报告的复印件。眉头上有邓小平的批示：

“送主席、周、彭（彭真）阅。无时间，看前一页半即可。”

这份报告的题目是《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收集在《张爱萍军事文选》中。我曾认真地研究过这份长达5000余字的文件，与其说是个报告，不如说是篇学术论文。它有别于给最高决策层行文的惯例，佐证翔实，措施缜密，充满了数字和技术名词，带有明显的项目可行性论证书的特点，有些像西方国家政界文件的风格。无怪邓小平要提醒毛泽东，实在看不下去，看看前面就行了。

这个报告的核心就三点：

一是，完成时间定在1964年。父亲回忆说：“工业部的同志建议留点余地，我说，既然有把握，为什么往后推？”他在报告上还是写上了“1964年进行核爆试验是可能实现的”。一年后，罗瑞卿给毛泽东的报告上加了“力争”两个字。

二是，当前遇到的困难，主要不是科研攻关的问题（当然，也有），而是工程进展中的问题。也就是说，经过了几年的努力，到这时，原子弹已经基本通过了科研阶段，更多的是属于工程性的问题了，而工程性的问题则是可以预测的，可以通过加大力度实现的。

三是，原子弹工程，看起来盘子很大，但实际上很多东西都蕴涵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之中。

因此，结论是：由中央和国务院出面，统一协调各中央局、各部委、各省市和军队，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大协作、大会战，1964年进行核爆是完全可能的。

父亲在报告中写道：“明年是二机部第一线工程建设和科学研究任务最关键的一年，……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从中央各有关部门到有关中央局、省、市都能及时从各方面给以大力的支持。为此，建议……”

他向中央最高决策层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钱，而在于组织和协作；

不在于再投入多少，而在于如何挖掘出各个部门的潜力；

不在于争论上马还是下马的利弊，而在于怎样去做，才会成功。

世界上有许多事情都是这样，如果换一种思路，说不定，鱼和熊掌，可以兼得。

他的报告，给中央开出了一个吓人的清单。他举例说：“生产二氧化铀所需的树脂，明年需要320吨，而今年才生产了20吨，还不到十六分之一。要满足二机部的需要，要各种设备1305项，82000台、件。各种仪表436项，5100台、件；新技术材料240项……”可怕啊！怪不得主管经济的部门坚持要下马呢。

可报告紧接着说，上述这些东西，许多都蕴涵在各部门之中啊！他在列举的同时，也给各个部门下达了任务：

放射化学工厂（用化学方法从原子反应堆中提取钚）需要钢材5万吨，不锈钢材1万吨，由冶金部解决；

生产二氧化铀的特种树脂（专门用来吸附矿石提炼中的铀），由天津、上海负责生产；

二机部所需非标准设备82000台件，由一机部负责42000台件；三机部15003台件；

在所需的各类仪表中，一机部264项，4700台、件；三机部143项，785台、件；

新技术材料240项，其中，冶金部200项；化工部8项；建工部19项；轻工部11项。

……

有趣的是，报告还顺便告诉各个部门：“上述这些，有的有设计图纸、样品和技术要求，有的没有。没有的，要各个部门组织力量攻关突击。”他似乎已经预见到中央同意后要转发这份文件，干脆在这里给你们一次说清楚算了。

报告还提到，“技术专家、领导骨干、医疗和其他保障人员，还需要分别再增加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建议由中央组织部在全国范围内抽调。”

“部队支援问题……公路、铁路、热力管线、输水管线、输电线路等，交给军队。”他又补充了一句：“装备器材自带。”言外之意，是告诉军队，中央不管了，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吧。

“电力……扩建火力发电站、水电站增加发电机组、高压输电网建设等，由煤炭部、水利电力部和某某省分别解决。”

“生活供应问题，由甘肃、青海、内蒙古、湖南等省或自治区解决。”

……

他似乎在说，原子弹是国家的事，你们谁都别跑，都有一份。

至于钱嘛，当然也要增加一点喽。报告中写道：“……共需人民币787万元，折合为110万卢布，120万美金。”他想，这点钱，应该不会让国务院为难的。（注：以上所列数据见《张爱萍军事文选》238～245页）

我的父亲在两弹一星事业上折腾了大半生，但我对这个事业却是陌生的。在研究父亲的人生时，这个领域的朋友们告诉了我这样的一个理念：

在当今的时代，任何一项高科技事业，都是众多领域先进技术的荟萃，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中国这样一个穷国，之所以能在两弹一星事业上异军突起，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就是在于共产党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它能够高效地集中国家的整体实力，把蕴涵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中的潜力调动和挖掘出来，集中于一点，形成强大的攻关突破力量。原子弹既是一项科学研究，也是一项庞大的国家工程。在理论和技术上突破了，实现它的关键就看组织了。尤其是再加上上世纪60年代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艰苦创业的团队精神，奇迹就出现了。这是任何一家公司、企业采用经济杠杆都难以做到的！

现在有些人要算清原子弹的成本了。把这些统统折换成钱，这当然也不失为一种算法，市场经济嘛！但是，即使是市场经济恐怕也不都是用钱能算得清的。抗洪救灾，动用了那么多部队，难道都要加在农产品头上？三峡大坝，用了上千个亿，航运、灌溉、防洪、气候调节，难道也是谁受益就收谁的钱？企业有企业的算法，国家有国家的算法。

我认为，父亲的成功正在于他悟到并把握了这一点。

在中国共产党内，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造就了一批有特殊才干的领导人。他们非常实际，一个猛子扎下去，就能抓住第一手材料；他们又很有悟性，很聪明，能够迅速进入情况，抓住要害。当他们涉猎一个全新的领域，当他们面对许多从未见过的纷杂事务，当他们面对艰深的科学原理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学术报告和问题时，他们就有这个本事，能很快地领悟到事物的要害所在，能迅速地抓住问题的症结，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没有“准备期”，也没有所谓的“鸿沟”。一切仿佛是在不知不觉间完成了从外行到内行领导者的跨越。他们不是专家，也永远成不了专家，甚至他们也从未想过要成为专家，而且，如果他们一旦成为了专家，可能就一事无成了。奇怪的是，在他们领导下的专家，无不对他们信赖、敬重，赞叹佩服之情溢于言表。

我可以毫不掩饰的自豪地说：我的父亲，就属于这样的领导干部。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人做成了最为扬眉吐气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炸响原子弹，另一件是建成大庆油田。说到大庆，我想起了余秋里。我觉得，余秋里在中国石油工业上的作为，和父亲在原子弹上的作为非常相似。余秋里原是总后勤部政委，1958年1月，毛泽东亲自找他谈话，称他“儿童团”，说他“精力充沛”，要他和年长他10岁的李聚奎上将对调，出任石油部长。这时的余秋里，可说对石油工业一窍不通。但是，当他用很短时间了解了中国的石油勘探状况后，几乎凭第六感觉，就决定将石油勘探的重点转向东北的松辽平原。当松基3井果然喷油后，他立即强烈地预感到松辽平原可能会有“大突破”，于是决定把1960年的石油工作重点转向松辽地区，并正式给中央写报告，请求1960年开春在松辽地区搞一场石油大会战。中央批准了这一请求——赫赫有名的大庆油田就这样在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在一场历时1000多天的轰轰烈烈的大会战中诞生了。1963年，大庆建成了中国最大的石油基地，1965年，中国的石油已经完全能够自给。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时代的语言是：中国人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永远结束了！

当然，父亲也想去学。我哥哥至今还记得，那时候，父亲专门找了一张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贴在饭厅的墙上。哥哥从哈军工放假回家，父亲还要考考哥哥，但我发现他自己压根没有朝那张表上看过一眼。后来我哥哥说我讲得不对，他记得元素周期表上明明画了两个红圈，标示出了铀235和铀238。其实，他的确不需要下大力气去学这些。需要他们的是深入到第一线的吃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需要的是慧眼识人、任人唯贤和组织协调的领导艺术；需要的是敏锐的洞察力和决断拍板的魄力和勇气；需要的是能够影响和鼓舞周围人的激情和信念；以及那么一点点的灵气。

2　周恩来和中央专委

在今天众多描写两弹一星的作品中，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多是毛泽东“中国也要有原子弹”的高瞻远瞩；是陈毅元帅那种“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的决心；是许许多多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解放军指战员们顶酷暑、冒严寒，在戈壁滩上贡献自己青春的艰苦奋斗的感人事迹。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这颗原子弹的高层领导者们是如何来组建这支大军，指挥这项事业的呢？

光阴似箭，一转眼便到了1962年下半年，那份要在1964年炸响原子弹的报告，送上去快要一年了。父亲遇到焦虑的事时，总爱用他的四川土话说：“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

在困难的经济状况下，这一年，又传来了蒋介石要卷土重来的消息。东南沿海紧张起来，广州军区、南京军区的部队开始向福建方向集结。中苏交恶，不仅直接影响到与朝鲜的关系，连北部和西北部地区也多少使人感到了不安全的阴影。1959年平定叛乱后的西藏边陲，中印关系再度紧张。友好邻邦越南，与美国的战争不断升级；原来主要以防备美蒋进攻的“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正面临着多个战略方向的挑战。总参谋部后来向中央报告：国家经济布局在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方面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隐患。工业过于集中，仅14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