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公务员版)》

下载本书

添加书签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公务员版)- 第3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风水之说宋代以后大兴于民间社会。曾国藩生活的时代,普通人举凡建房、装修、构园、搬家、迁坟、嫁娶,与土地相关诸事,无不需要求助于风水理论。风水先生因此也成了热门职业,为了寻找一块发家葬地,许多人家不惜让尸亲久厝,倾家荡产。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之中,对官位升迁又如此热中,曾国藩对于住宅风水自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不过,曾国藩做京官期间穷心竭力精研理学,发誓“学做圣人”,并没有多少余力研究风水。另外,他的祖父星冈公(曾玉屏)虽然识字不多,却颇有些高明的见识。曾国藩终生敬仰这位颇有主见的祖父。这位老人在村子里以“三不信”闻名:不信和尚、道士、巫师,不信风水先生,不信大夫。想必他一生惯见僧道、风水、庸医的骗人把戏,故以“三不信”授子孙。他“平日最恶人子欲求吉地久暴亲柩”。因为星冈公的影响,也因为对风水吉凶之验并无亲身体验,所以这一阶段他对风水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谈不上笃信。直到风水对他家的家运产生“影响”了,他才一度转而真正相信了风水。



许多人对“超自然力量”的迷信,都是源于自身经验。祖母之丧,使曾国藩对风水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

道光二十六年九月,曾国藩的祖母王太夫人以八十余岁高龄去世。对于祖母的葬地,曾家发生了激烈争论。祖父星冈公执意将老妻葬于自己很喜欢的木斗冲,而其他人认为木斗冲地方狭隘,且风水不佳,都不赞同。弟弟们还特意写信到京,让曾国藩劝说祖父。

曾国藩也不赞成祖父的主张。他知道祖父不信风水,因此另选角度来进行劝说。他说自己身为翰林,祖母也得以荣封,因此选择坟地必须“面前宏敞”,有足够的地方树立牌坊,而“木斗冲规模隘小,离河太近,无立牌坊及神道碑之地,是以孙不甚放心。意欲从容另寻一地,以图改葬,不求富贵吉祥,但求无水蚁无凶险,面前宏敞而已,不知大人以为如何”?

但是性格强硬的祖父固执己见,毫不动摇。对风水本不那么在意的曾国藩也就不再坚持,转而写信劝弟弟们听祖父的话。服膺理学的他以“天理说”来说服弟弟们:

日前所开山向凶吉之说,亦未可尽信。山向之说,地理也;祖父有命而子孙从之,天理也。祖父之意已坚,而为子孙者乃拂违其意而改卜他处,则祖父一怒,肝气必郁,病势必加,是已大逆天理,虽得吉地,犹将变凶,而况未必吉乎?自今以后,不必再提改葬之说,或吉或凶,听天由命。

也就是说,风水吉凶之说,是“地理”;而孙子听从爷爷的话,是“天理”。当“地理”与“天理”发生冲突时,作为程朱信徒,当然应该选择后者,何况爷爷此时还在病中,怎么能因为这个事惹他生气。

巧合的是,就在祖母葬后不久,曾国藩家里喜事连连:“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愈,予之痹症亦愈,且骤升至二品。”祖父痊愈了,困扰曾国藩多时的风湿好了,且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到了道光二十九年,这种好运仍然持续:家里添了三个男丁,九弟曾国荃也进了学成了秀才。当然更重要的是曾国藩本人升任实职侍郎。

以前虽然听惯了风水发家的故事,但曾国藩对风水之说一直“存而不论”。这次“亲身经历”,却让他确信风水对家运兴衰有着直接的影响。道光二十九年,他在家信中对此事总结出了两点:第一,很显然,祖母葬地风水上佳,因此曾家家运才如此顺风顺水。“九弟生子大喜,敬贺敬贺。自丙午冬葬祖妣大人于木兜(斗)冲之后,我家已添三男丁,我则升阁学,升侍郎,九弟则进学补廪。其地之吉,已有明效可验。”

第二,风水乃是天授,非人力所能强求。几个弟弟因认为此地风水不佳,差点和祖父冲突起来。而素来不信风水的祖父选定的地方,居然是如此上吉之地。“木兜(斗)冲之地,予平日不以为然,而葬后乃吉祥如此,可见福人自葬福地,绝非可以人力参预其间。”

虽然吉地非人力可求,但既然葬到了吉地,就万万不可更动。他嘱咐几个弟弟,祖母坟地“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但祖母坟地毕竟过于狭隘,“不便立牌坊,起诰封碑亭,亦不便起享堂,立神道碑”。“诰封碑亭”是体制和家庭荣耀所关,不能不修。他的解决方案是将来将祖父母分别安葬,将碑亭之类建于祖父坟前:

予意乃欲求尧阶相一吉地,为祖父大人将来寿台,弟可将此意禀告祖父见允否?盖诰封碑亭,断不可不修,而祖母又不可改葬,将来势不能合葬,乞禀告祖父,总以祖父之意为定。

经历此事后,曾国藩对风水之说的迷信度大涨。咸丰七年,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去世。曾国藩委军回家,将父亲葬于周壁冲。不过时间仓促,葬地未经充分选择,葬后有风水师说此地有“凶煞”,因此他对这个葬地“实不放心”。虽然祖父留下了不信地仙的遗训,曾国藩却在随后一段时间里,先后请过朱尧阶、刘为章、杜茂才、许九霞等多位有名的“地师”为父亲选择另葬之地。无如千挑万选后,还是没挑到各方面都符合要求的“吉地”。曾国藩在家信中郁闷地说:“吉壤难得,即仅图五患之免,亦不易易。”

咸丰八年曾国藩再次出山,离开家乡时仍然为没有为父亲找到理想葬地而遗憾:“先大夫、太夫人葬地实不放心……余于亲在日,不克笃一日之孝养;亲没之后,又不克求一善地用妥先灵。”因此嘱咐弟弟们再接再厉,甚至命曾国葆自学风水之说,必将父亲迁葬于大吉大利之地方才安心:

澄弟向不信风水之说,洪弟在家无事,可留心学习,为二亲求一佳城,不必为子孙富贵功名,但求山环水抱,略有生气,俾二亲之体魄少安,即子孙之福荫亦未始不在其中……诸弟若能尽心竭力肩任此事,则余寸心之疚可少释耳。

可见他此时对风水之说,确是笃信非常了。



有人认为,作为“千古完人”、“理学宗师”,曾国藩如此热中风水,似乎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谈论风水鬼神,是理学家的本分之事。换句话说,“风水鬼神”是“理学”庞大体系之内的一个光明正大的分支。

与早期儒学“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不同,理学家们偏偏爱碰“天”、“人”、“性”、“命”、“宇宙”、“人心”这样的大命题。主要原因有二:第一,理学兴起的原动力是为了与佛教抗衡。佛教理论宏阔奢华,特别是详尽解释了人死后何去何从这个大问题,吸引了大批信众。儒教要想与之争锋,就要求冲破“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局限,介入天道、性命的领域,建立一个可以解释一切宇宙现象的理论体系。第二,儒家学说建立在宗法传统之上,异常强调慎终追远的意义,对祠堂里的那块冷猪肉特别当回事。孔子虽然敬鬼神而远之,却不敢直接否认鬼神的存在。否则,冷猪肉岂不是形同虚设?以光大孔子思想,弥补孔子之不足为己任,发誓要“格”通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理学家们,因此对“鬼、神”现象不得不“格”得格外用力。

问题是今人“格”物,可以站在康德、黑格尔、牛顿、爱因斯坦们的肩膀上。而曾国藩只能站在孔子和朱熹们的肩膀上。孔子和朱熹们当然也很高明,不过中世纪以前的智慧与近代知识体系毕竟不可同日而语。朱熹以“格物致知”闻名,也就是说,提倡通过研究具体事物得出普遍真理。这听起来是很现代的观念,问题是他的操作思路实在太前现代了。

且让我们来看看他格物的一项成果。他说他通过研究生物头部的朝向,弄明白了人、动物、植物的本质区别。他说:

人头圆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气,所以识道理,有知识。物受天地之偏气,所以禽兽(头)横生,草木头向下,尾反在上。物物间有知者,不过只通得一路,如乌之孝,獭之知祭,犬但能守御,牛但耕而已。人则无不知,无不能,人所以与物异者,所争者此耳。

他说,天圆地方。人的头是圆的,像天。脚是方的,像地。人直立在天地之间,头顶天,脚踏地,所以能接受天地之正气,有知识,识道理。而其他动物足虽向下,头却向前而不向天,所以只接受了天地之偏气,只通得一路知识。比如乌鸦只知道孝顺(古人传说乌鸦能反哺),獭只会祭祀(獭喜欢将鱼排列在岸上,古人以为是在祭祀),狗只知道看家,牛只知道种地。而草木就更完了,头(根)向下,尾朝上,所以啥也不懂,乌漆麻黑。

你看,这就是他老人家格出来的“道理”。站在他老人家肩膀上,你能指望看多远?怪不得王阳明格竹子,格了整整七天,除了一场大病,什么也没格出来。

以这样的思维方式和水平去“究天人之际”,当然力所不逮。无力解释而又强作解人,理学最后只好发明了“气类相感”理论。而这“气类相感”的理论,和风水理论又恰好合拍。

理学认为,万物都是由太极之气演化而成。既然都是气,就可以“相感通”。

朱熹以此来解释鬼神的存在。他说,和宇宙万物一样,人也是由气凝聚而成的。

天地之间,只是此一气耳。来者为神,往者为鬼。譬如一身,生者为神,死者为鬼,皆一气耳。

人死了,魂魄之气并非一下子就散尽,而是慢慢消失归并到大化流行之中的。而子孙与祖先同此一气,血气贯通,没消失前,是可以感应到子孙的祭祀的:

子孙是祖先之气,他气虽散,他根却在这里,尽其诚敬,则亦能呼召得他气聚在此。

二程的鬼神观,与朱子大致类似。

风水的原理,似乎很复杂,又似乎很简单。既然人死后“灵气”并不会马上消灭,那么必然会存在于空中某处。所谓“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可以藏聚于“山环水抱”、“藏风聚气”之处,并能福荫子孙。

朱熹就是这样解释风水的。朱熹认为,在一个能藏聚天地祥和灵秀之气的地方建设住宅或者坟墓,对生人的精神状态和死者的灵魂安宁都会有良好的影响。宋孝宗死后,朱熹被新君赵扩召请入都。在受命那天,朱熹就上了《孝宗山陵议状》,主张举全国术士之力,为孝宗找一个好坟地,因为皇帝山陵是关乎“垂裕后昆,永永无极”的国家大计。他说:

……葬为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遗体也。以子孙而藏其祖考之遗体,则必致其谨重诚敬之心,以为安固久远之计,使其形体全而神灵得安,则其子孙盛而祭祀不绝,此自然之理也……或择之不精,地之不吉,则必有水泉蝼蚁地风之属以贼其内,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孙亦有死亡绝灭之忧,甚可畏也……

但风水之说毕竟过于缥缈荒唐,理学内部众多派别对风水因此一直争论不断。理学的基本理论是人只需体认内心的天理,并循理而行,本不必惧怕和祈助什么外在的神异。从这一点看,理学具有一定的“理性主义”品格。张载就对风水之说嗤之以鼻:“葬法有风水山岗,此全无义理,不足取。”程颐也认为,葬地只要满足以下五个条件就可以了:“须使异日不为道路,不为城郭,不为沟池,不为贵势所夺,不为耕犁所及。”想通过风水发家兴运,乃“后代阴阳家流”的“诡异之说”。然而,毕竟朱子对后世影响最大。风水之说虽然发轫甚早,却是在宋代以后得以盛行,这主要得益于朱熹提供的“理论支持”。



曾国藩的世界观基本建立在程朱之上,因此他相信鬼神,讲究风水,与其“理学家”的形象并不冲突。事实上,曾国藩也曾经致力于研究鬼神。他在《书学案小识后》一文中把“鬼神之情状”与“草木鸟兽之咸若”相提并论,一起作为应当深究细考的课题。只不过“研究结果”没有记载于书册。在所谓“迷信”问题上,我们必须对曾国藩存有恕心。我们从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教育,相信人死后没有灵魂,相信宇宙起源于一次大爆炸。然而曾国藩所受的教育与我们完全不同。他成长于一个充满迷信的环境,从小听惯了鬼神附体、风水发家的故事。物理、化学、生物、自然,都不是他课程表里的内容;天圆地方、四根柱子支着大地才是他头脑中的宇宙图景。许多我们今天看来小儿科的科学常识,对他们来说都是永世难解之谜。换句话说,我们生活在阳光下,或者起码是路灯的照耀之下,而他生活在黑暗迷茫中,又或至多是身处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