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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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第30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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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着没事,有意无意的翻出这两年所作的杂文稿子来,排了一下,看看已经足够印成一本,同时记得了那上面所说的“素描”里的话,便名之曰《南腔北调集》,准备和还未成书的将来的《五讲三嘘集》〔2〕配对。

  我在私塾里读书时,对过对,这积习至今没有洗干净,题目上有时就玩些什么《偶成》,《漫与》,《作文秘诀》,《捣鬼心传》,这回却闹到书名上来了。

  这是不足为训的。

  其次,就自己想:今年印过一本《伪自由书》,如果这也付印,那明年就又有一本了。

  于是自己觉得笑了一笑。

  这笑,是有些恶意的,因为我这时想到了梁实秋先生,他在北方一面做教授,一面编副刊,〔3〕一位喽罗儿〔4〕就在那副刊上说我和美国的门肯(HALAMencken)〔5〕相像,因为每年都要出一本书。

  每年出一本书就会像每年也出一本书的门肯,那么,吃大菜而做教授,真可以等于美国的白璧德了。

  低能好像是也可以传授似的。

  但梁教授极不愿意因他而牵连白璧德,是据说小人的造谣;〔6〕不过门肯却正是和白璧德相反的人,以我比彼,虽出自徒孙之口,骨子里却还是白老夫子的鬼魂在作怪。

  指头一拨,君子就翻一个筋斗,我觉得我到底也还有手腕和眼睛。

  不过这是小事情。

  举其大者,则一看去年一月八日所写的《“非所计也”》,就好像着了鬼迷,做了恶梦,胡里胡涂,不久就整两年。

  怪事随时袭来,我们也随时忘却,倘不重温这些杂感,连我自己做过短评的人,也毫不记得了。

  一年要出一本书,确也可以使学者们摇头的,然而只有这一本,虽然浅薄,却还借此存留一点遗闻逸事,以中国之大,世变之亟,恐怕也未必就算太多了罢。

  两年来所作的杂文,除登在《自由谈》〔7〕上者外,几乎都在这里面;书的序跋,却只选了自以为还有几句可取的几篇。

  曾经登载这些的刊物,是《十字街头》,《文学月报》,《北斗》,《现代》,《涛声》,《论语》,《申报月刊》,《文学》〔8〕等,当时是大抵用了别的笔名投稿的;但有一篇没有发表过。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于上海寓斋记。

  BB

  〔1〕南腔北调见上海《出版消息》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一月)《作家素描(八),鲁迅》,作者署名美子。

  其中说:“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然而这是促成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条件之一。”

  〔2〕《五讲三嘘集》参署本书《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这本集子后来没有编成。

  〔3〕梁实秋当时任青岛大学教授,并主编天津《益世报》的《文学周刊》。

  〔4〕一位喽罗儿指梅僧。

  他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三十一期(一九三三年七月)发表的《鲁迅与HALAMencken》一文中说:“曼肯(即门肯)

  平时在报章杂志揭载之文,自己甚为珍视,发表之后,再辑成册,印单行本。

  取名曰《偏见集》,厥后陆续汇集刊印,为第二集第三集以至于无穷。

  犹鲁迅先生之杂感,每隔一二年必有一两册问世。“

  〔5〕门肯(1880—1956)又译孟肯、曼肯,美国文艺批评家,散文作家。

  他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反对学院、绅士的“传统标准”,反对一切市侩和社会上的庸俗现象。

  他的主张曾遭到白璧德等“新人文主义”者的攻击,双方论战数十年。

  主要著作有《偏见集》,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七年,共出六册。

  〔6〕梁实秋在为吴宓等译的《白璧德与人文主义》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说:

  “我自己从来没有翻译过白璧德的书,亦没有介绍过他的学说……但是我竟为白璧德招怨了。

  据我所看见的攻击白璧德的人,都是没有读过他的书的人,我以为这是一件极不公平的事。“〔7〕《自由谈》《申报》的副刊之一。

  从一九三三年一月起,作者连续在该刊发表杂文;后来将一月至五月发表的编为《伪自由书》,六月至十一月的编为《准风月谈》。

  〔8〕《十字街头》半月刊,第三期改为旬刊,“左联”刊物之一,鲁迅、冯雪峰合编。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在上海创刊,次年一月即被国民党政府禁止,仅出三期。

  《文学月报》,“左联”刊物之一,先后由周起应(周扬)等编辑。

  一九三二年六月在上海创刊,同年十二月被国民党政府禁止,仅出六期。

  《北斗》,参看本卷第365页注〔1〕。

  《现代》,文艺月刊,施蛰存、杜衡编辑,一九三二年五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五年三月改为综合性月刊,汪馥泉编辑,同年五月出至第六卷第四期停刊。

  《涛声》,文艺性周刊,曹聚仁编辑。

  一九三一年八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停刊。

  共出八十二期。

  《论语》,文艺性半月刊,林语堂等编,一九三二年九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七年八月停刊,共出一一七期。

  《申报月刊》,申报馆编辑和出版的国际时事综合性刊物,也刊载少量文艺作品。

  一九三二年七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出至第四卷第十二期停刊。

  《文学》,月刊,郑振铎、傅东华等编辑,一九三三年七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出至第九卷第四期停刊。
  听说梦

  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

  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

  大年初一,就得到一本《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临末有“新年的梦想”,〔2〕问的是“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个人生活”,答的有一百四十多人。

  记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所谓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话之真,我高兴的翻了一下,知道记者先生却大大的失败了。

  当我还未得到这本特大号之前,就遇到过一位投稿者,他比我先看见印本,自说他的答案已被资本家删改了,他所说的梦其实并不如此。

  这可见资本家虽然还没法禁止人们做梦,而说了出来,倘为权力所及,却要干涉的,决不给你自由。

  这一点,已是记者的大失败。

  但我们且不去管这改梦案子,只来看写着的梦境罢,诚如记者所说,来答复的几乎全部是智识分子。

  首先,是谁也觉得生活不安定,其次,是许多人梦想着将来的好社会,“各尽所能”呀,“大同世界”呀,很有些“越轨”气息了(末三句是我添的,记者并没有说)。

  但他后来就有点“痴”起来,他不知从那里拾来了一种学说,将一百多个梦分为两大类,说那些梦想好社会的都是“载道”之梦,是“异端”,正宗的梦应该是“言志”的,硬把“志”弄成一个空洞无物的东西。

  〔3〕然而,孔子曰,“盍各言尔志”,而终于赞成曾点者,〔4〕就因为其“志”合于孔子之“道”的缘故也。

  其实是记者的所以为“载道”的梦,那里面少得很。

  文章是醒着的时候写的,问题又近于“心理测验”,遂致对答者不能不做出各各适宜于目下自己的职业,地位,身分的梦来(已被删改者自然不在此例),即使看去好像怎样“载道”,但为将来的好社会“宣传”的意思,是没有的。

  所以,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说了出来,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面去。

  然而要实现这“梦”境的人们是有的,他们不是说,而是做,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现在。

  因为有这事实,这才使许多智识分子不能不说好像“载道”的梦,但其实并非“载道”,乃是给“道”载了一下,倘要简洁,应该说是“道载”的。

  为什么会给“道载”呢?曰:为目前和将来的吃饭问题而已。

  我们还受着旧思想的束缚,一说到吃,就觉得近乎鄙俗。

  但我是毫没有轻视对答者诸公的意思的。

  《东方杂志》记者在《读后感》里,也曾引佛洛伊特〔5〕的意见,以为“正宗”的梦,是“表现各人的心底的秘密而不带着社会作用的”。

  但佛洛伊特以被压抑为梦的根柢——人为什么被压抑的呢?这就和社会制度,习惯之类连结了起来,单是做梦不打紧,一说,一问,一分析,可就不妥当了。

  记者没有想到这一层,于是就一头撞在资本家的朱笔上。

  但引“压抑说”来释梦,我想,大家必已经不以为忤了罢。

  不过,佛洛伊特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

  有许多人正和他在同一境遇上,就也轰然的拍起手来。

  诚然,他也告诉过我们,女儿多爱父亲,儿子多爱母亲,即因为异性的缘故。

  然而婴孩出生不多久,无论男女,就尖起嘴唇,将头转来转去。

  莫非它想和异性接吻么?不,谁都知道:是要吃东西!

  食欲的根柢,实在比性欲还要深,在目下开口爱人,闭口情书,并不以为肉麻的时候,我们也大可以不必讳言要吃饭。

  因为是醒着做的梦,所以不免有些不真,因为题目究竟是“梦想”,而且如记者先生所说,我们是“物质的需要远过于精神的追求”了,所以乘着Censors〔6〕(也引用佛洛伊特语)的监护好像解除了之际,便公开了一部分。

  其实也是在“梦中贴标语,喊口号”,不过不是积极的罢了,而且有些也许倒和表面的“标语”正相反。

  时代是这么变化,饭碗是这样艰难,想想现在和将来,有些人也只能如此说梦,同是小资产阶级(虽然也有人定我为“封建余孽”或“土著资产阶级”,但我自己姑且定为属于这阶级),很能够彼此心照,然而也无须秘而不宣的。

  至于另有些梦为隐士,梦为渔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7〕,其实也只是豫感饭碗之脆,而却想将吃饭范围扩大起来,从朝廷而至园林,由洋场及于山泽,比上面说过的那些志向要大得远,不过这里不来多说了。

  一月一日。

  BB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上海《文学杂志》第一号。

  〔2〕《东方杂志》综合性刊物,一九○四年三月在上海创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停刊,商务印书馆出版。

  它于一九三三年出的“新年特大号”(第三十卷第一期)中,辟有“新年的梦想”专栏。

  当时该刊的主编为胡愈之。

  〔3〕《东方杂志》记者在“新年的梦想”专栏的《读后感》中说:“近来有些批评家把文学分为‘载道’的文学和‘言志’的文学这两类。

  我们的‘梦’也可以同样的方法来分类:就是‘载道’的梦,和‘言志’的梦。“又说:”‘载道’的梦只是‘异端’,而‘言志’的梦才是梦的‘正宗’,因为我们相信‘梦’是个人的,而不是社会的。

  依据佛洛伊特的解释,梦只是白天受遏抑的意识,于睡眠,解放出来。

  ……所以‘梦’只是代表了意识的‘不公开’的部分,在梦中说教,在梦中讲道,在梦中贴标语,喊口号,这到底是不常有的梦,至少这是白日梦而不是夜梦,所以不能算作梦的正宗。

  只有个人的梦,表现各人心底的秘密而不带着社会作用的,那才是正宗的梦。“按《东方杂志》记者所说的”近来有些批评家“指周作人,他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认为中国文学史是”载道“文学和”言志“文学的消长史。

  〔4〕“盍各言尔志”语见《论语。公冶长》:“颜渊、季路侍。

  子曰:“盍各言尔志。

  ‘“孔子赞成曾点的话,见《论语。先进》:”子路、曾皙(名点)、冉有、公西华侍坐。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曾点)曰:“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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