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牛仔”走进一座普通的屋子。摆设有些凌乱，灶台上是黑铁锅，用风箱、柴火烧饭，墙上挂着蓑衣。“牛仔”话不多，普通话很生硬，交谈时我常误会他的意思，至于在他家里操持的母亲和下地种田的妻子，我就更感到难以沟通了。晚上吃饭时，两位女性只是哧哧笑着往我碗里夹菜，虽无语言交流，却让我感到客家人的好客、纯朴、善良。
晚饭后，送我回去的路上，“牛仔”的车子骑得很快。还兼任民兵队长的他向我解释，他要赶回来值勤。由于皇岗村紧贴界河，是偷渡客优先选择的偷渡点。他还告诉我，村里的年轻人一大半在香港谋生，并无限制。由于历史原因，村中的部分耕地被划在界河另一侧，村民持有两边承认的“过境耕地证”自由往来。“牛仔”还说，他中学同班的同学，留在深圳的就剩下他一个人了。
工程继续着。我盼望尽早结束工程，远离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
很快到了1979年夏季，深圳西部的蛇口在香港招商局主持下投入大规模开发。一时间，全国各地的精英云集海湾，开山炮惊天动地，推土机滚滚而来。仅仅一年多，一个生气勃勃、环境优美、交通便利的现代化海滨新城就呈现在人们眼前。一切简直快得像神话。
邓小平说：“蛇口快的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这一点权力却催生出一整套新颖的经营理念和做法，即人们所说的“蛇口模式”。
“蛇口模式”的主要内容有：工业区机构精简，减少层次，因事设人，不搞上下对口；实行严格的经理负责制，企业定岗位、定成本、定利润；干部不划级别，被招聘者原职位只能存档，根据需要和能力重新聘用；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各级干部每年接受一次群众信任投票，票数不够者，自然淘汰；允许员工和人才合理流动，工厂可以解雇工人，工人也可以辞职。
今天听起来普通的观念，当时对许多人却是石破天惊的。
命运的选择
深圳工程结束后，我仍然在铁路沿线穿梭。然而，工作状态始终无法兴奋。我并不喜欢自己所从事的技术工作，我更向往理想主义色彩浓郁、浪漫刺激、充满悬念的生涯，我曾梦想成为悬壶济世的医生、福尔摩斯式的神探、战争风云中的巴顿、漂洋过海的航海者、无线电工程师……
然而，现实生活中我却一直被选择：17岁当兵时希望当个无线电兵，却在茫茫戈壁做了5年驾驶兵；1973年复员时已经22岁，当时的愿望是上大学，学医学或法律，但能选择的却是就业，而复员办公室给出的职业却是司机或锅炉铆工，二选一，讨厌驾驶的我选择了每月分配49斤粮票的锅炉铆工；一年的重体力活儿换来了一名大学生名额，但却不是自己选择的学校，更不是自己喜欢的专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南方广州，我喜欢岭南的风光，喜欢广州对外交流的现代气息，却不喜欢从事的职业。
只是，你不喜欢从事的职业，但如果有选择，做什么呢？少年时代的梦想已成为过去，已接近而立之年的我要选择的目标是什么却仍然混沌一团。只有一点我是清楚的：在机会来临之前要学习，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做知识储备，否则机会来了也抓不住。
在铁路沿线出差途中我总会捧着一本书，晚饭后也往往独自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做读书笔记，直至凌晨；即使是节假日，我也会去上英语课。
学习外语期间，我结识了暨南大学外语系的主任曾昭科先生。曾先生有在港英政府警署任高级督察的生涯，对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环境了如指掌。跟他学习，无意打开了一扇了解香港社会的大门。
一个周末，广州友谊剧院的音乐会。香港小提琴演奏家刘元生先生与广州乐团联袂演奏“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我太喜欢这首爱情至上的协奏曲，所以演出结束后跑到后台向演奏者祝贺，刘先生送了我一盘他个人演奏的“梁祝”协奏曲录音带。当时我怎么也想不到，这盘录音带竟会成为我们交往的开始。而刘先生也在日后成为我到深圳创建万科的生意伙伴、公司上市之后的大股东之一。
时间过得很快。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一天，就是深圳经济特区的成立日。
也就在1980年，我通过参加招聘，脱离了铁路系统，进入广东省外经委，做招商引资工作。我活跃在春秋两季的“广交会”上，经常出入高级宾馆，生活方式有点鸟枪换炮的味道。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一切都是新课题，一切都那么刺激新鲜！我每天早起晚归，努力工作，要把耽误的青春补回来！1981年，广州市面出现第一批日本铃木牌125CC摩托车。处里购买了两辆，其中一辆分配给曾驾驶过5年汽车的“小王”。我头顶安全盔，驾驶着红色铃木，在广州新建成的环市路上兜风，阵阵颤动的快感袭上心头。
就在满怀热情的忘我工作中，问题出现了。
1982年春季交易会，东方宾馆。我同科长安排接待一位重要的厂商，其中有一个环节是外经委主任宴请。宴会上为了调节气氛，我主动讲了一些轻松话题活跃气氛。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主任和外商边吃边谈，显得自在轻松，心情愉快的外商还两次夸奖“王先生的干练”，我也不免满足了两次小小的虚荣心。
筵席散去，科长却把我拽到一边，严肃提醒：“你怎么把主任的风头都抢去了，还有处长、科长，哪轮到你表现？想想你平时的情况，是不是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枪打出头鸟’是不是？要注意啊。”科长一席话语重心长。我无言以对。
在论资排辈的传统气氛中，我的自我实现、自我追求的工作表现欲受到了强烈的抑制。
自此，我上班不早到一分钟，下班到点前就收拾妥办公桌上的文件。只分配10％的精力用在工作上，90％的精力用在业余爱好上，如越野摩托车、乒乓球和象棋。
一晃年底。年终总结工作，领导却觉得我发生了令人欣喜的变化，评价王石变得稳重成熟了，“这样的人不培养，培养什么人呢？” 哎呦，努力工作却受到批评，精力几乎全用在业余时间却得到表扬和赏识，这简直是莫大的讽刺。我再一次想到了离开。可去哪呢？出国留学还是应聘远洋公司当海员？
此时，在距离广州130公里的深圳蛇口开发区，开拓者袁庚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浑然不觉间，深圳已经成为一个被世界瞩目的建筑大工地。应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调遣，两万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部队官兵正日夜兼程奔赴深圳参加基建大会战。
转眼1983年春。“牛仔”夫妇带着打捞的鲜虾、一箱新奇士橙、一箱加州红苹果，来广州探望我的岳父母。“牛仔”穿着一件台湾制的浅色夹克，头发也光鲜了许多，最称奇的是“牛仔”村长的夫人烫了个卷发头，问她是哪烫的，她只是低头掩嘴嗤嗤地笑，脸也红了起来。短短三年时间，深圳到底发生了什么？
“牛仔”兴奋地告诉我们这些广州人：整个深圳成了大工地，罗湖区的两座山头都被铲平了。
“铲下的土方倒进海里？”
“罗湖区是个洼地，铲平山头填洼地。”
“规划者很高明啊。”我不禁感叹。
“牛仔”还说，一些年轻人从香港跑回来，开辆二手的8吨泥头车（翻斗车）运送工地的泥土，赚的钱比在香港还要多，“呵呵，这样发展下去，我这支书也好当多了。”
最让我感兴趣的是“牛仔”对驻扎在皇岗村附近的一支基建工程兵部队的描述：“突然大部队开进，吃住水电供应都是问题；村里腾出的土地很有限，施工机械堆放不下，我找到芦胜海团长，一个很爽快的北方人协调。看到住在简陋的工棚中的战士没有蔬菜，我亲自到香港采购去慰问。施工机械很快运到工地施工……”
5年服兵役的生活浮现在脑海里，一股英雄主义的豪迈气概从胸中升起，我豁然开朗：应该去深圳特区施展个人的才干，实现个人的抱负。
这时候，我已经33岁，当过兵，做过工人，在政府机关工作了三年，有一定的阅历，有一定的信心，更有我所喜欢的《红与黑》一书中主人翁于连的那种不甘于平庸，以个人之力奋斗拼搏的野心。
我相信，自己将在深圳实现个人的梦想。
烟尘滚滚的深圳特区
1983年5月7日，我乘广深铁路抵达深圳。
“牛仔”来车站接我。一辆破烂的日本轿车已经取代了国产的加重自行车。
轿车在坑坑洼洼的路基上颠簸着行驶，车门嘎吱嘎吱地晃荡，似乎随时可能掉下来。车门外，满目吊塔林立，头顶安全盔的施工队伍如同人龙；柴油发动机声震耳欲聋；土黄色的载重翻斗车一辆接一辆，烟尘滚滚遮天闭日。鼻腔蒙上一层灰尘；舌头舔舔嘴唇，是涩涩的土腥味。兴奋、狂喜、恐惧的感觉一股脑涌了出来，手心汗津津的，肾上腺素猛增。
三年之后再到皇岗村，一切都变了：村边北侧一片帐篷、铁皮房混杂区；稻田开挖成一溜鱼塘；村里路旁堆满了废旧轮胎、施工废弃的模板，水塘里漂浮着白色塑料发泡块、可口可乐瓶子；蒙上一层尘土的竹丛变成了土灰色；一辆巨大的翻斗车横在路的转角处，满身油泥的小伙子仰躺在底盘下面捣鼓着什么。“牛仔”告诉我，修理车的小伙子叫发仔，三年前去了香港打工，年初返回来开翻斗车。
“运输成了村里的主要收入来源？”我问。
“牛仔”指指路两边堆成小山似的旧轮胎：“香港收购这些，还有施工废弃的五合板，然后卖给北方买主，生意好得做不过来。你想做生意跟着一起做吧。”
我没心思捣腾破烂，但却强烈感受到这块尘土飞扬的大工地孕育着巨大的机会。我的突破口在哪儿呢？
婉言拒绝了“牛仔”的邀请，当晚返回市区，在深圳东门一家招待所住了下来。招待所设在一栋宿舍楼，2~5楼是客房，一楼是一家小型半导体收音机装配作坊，作坊有三十几位员工，由一位香港小老板投资经营。
来深圳之前，我已经打定主意，到深圳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公司—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简称特发）谋求发展。
这是一家特别的企业，其前身是深圳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在初期的引资中，许多项目都是管委会负责谈判并签合同具体实施，另一方面还行使特区政府职能。特区政府正式成立后，管委会撤销，其原班人马组建成特发公司，行使政府审批进出口业务的权利仍然保留，只是，其掌管的进出口审批红色章印上有个（2）字，简称政府（2）号章，以示区别政府的（1）号章。一家公司有审批进出口的权力，其权力之大可想而知。
我带着省外经委的介绍信找到了特发的掌舵人孙凯峰先生。孙先生到深圳前任广东省体工大队（相当于现在的体育局）党委书记，江苏人，微胖，气色红润，面带福相。
通过会面，达成了一个还算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作为省外经委派出的人员，同特发合作做生意，特发提供营业许可、银行账号，但不提供资金，赢利部分省外经委同特发五五分成。简单说，省外经委不提供资金，只提供一个人挂靠在深圳特发，赢利双方便可各拿一半。
翌日，我就到特发贸易部报到。同一天报到的还有一位名叫张西甫的转业军人，“文革”前他曾被选送到飞行航校学飞行，但“文革”时受父亲牵连转业当工人，父亲复出后他又穿回绿军装，现在是二次转业，自愿到特区闯荡。
接待我们两人的是特发贸易部总经理—陆润灵先生，瘦瘦的、客家人，东江纵队老战士，来深圳之前在韶关某报纸任总编。长期从事宣传工作的陆总说起话来极具煽动性且言简意赅：“贸易部没有钱，但有‘三张皮’，那就是纸皮—批文、地皮—土地、牛皮—鼓吹改革的特区优惠。要走正路，一不做违法的事，二靠大树—依托北京各部委的资源，三傍大款—把国际财团吸引到特区……”
我和张西甫被分配到贸易一科，科长是单璇女士，北京人；业务员邱其浩，一位老大学生，大家叫他邱工；还有本地人蔡作幸和广州外语学院刚毕业的陈超等。
贸易部没有现成的业务，全凭个人的关系或送上门的机会做进出口买卖。来自北京医药局的单科长跑北京的进口医疗器械单，来自七机部的邱工正忙着给七机部的研究院进口计算机需要的CPU（中央处理器），个子瘦高的小蔡忙着进口小额装修材料，张西甫一上班就把电话打到广州钢厂基建处，争取开门红……
我做什么呢？心里没一点数。
凡事总要先从了解和熟悉情况开始。在走访了深圳的几家进出口公司后，我发现深圳最畅销的进口产品竟然是台湾产的折叠伞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