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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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前传- 第5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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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荣禄女婿的载沣,再鲁钝也不能想不到这个道理,袁世凯是向荣禄告密的,定计幽禁德宗,太后训政,乃恃荣禄而办。然则袁世凯有罪,荣禄岂能无咎? 
  将奕劻的话再想一遍,载沣忽有领悟。有几次见隆裕太后时,曾经提到袁世凯,骂他可恶,载沣觉得不便附和,亦不能为袁世凯辩解,常是保持沉默,倒象自己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觉得很不是味道。以后如果隆裕太后再提,很可以拿慈禧太后的招牌端出来,这一下不就连自己岳父都洗刷在里头了? 
  “用人大权,操之于摄政王。”奕劻再一次怂恿:“无须有所犹豫。” 
  “咱们研究一下。”载沣认为不能用袁世凯的想法改变了: 
  “如果用他,给他一个什么缺?” 
  这句话问得很实在,奕劻想了一下答说:“官复原位。” 
  官复原位即是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载沣便问:“梁敦彦呢?” 
  梁敦彦现任外务部尚书,“这好办!”奕劻答说:”或者外放,或者调部,总有地方安插。” 
  “如果袁慰庭肯来,倒确是个好帮手。” 
  “不仅外交,最好让袁世凯来主持,就是老六、老七转军队,亦得袁慰庭帮忙。说句实话,象铁宝臣,除非袁慰庭才能让他有所忌惮。老六、老七是不会放在他眼里的。” 
  这个说法更能打动载沣的心,他是衷心希望他的两个胞弟能掌握军权,可是到底缺乏经验,能有袁世凯协助,是再好不过的事。因此他的心思更活动了。 
  “我看这样,先派个人去跟他谈谈,庆叔你看怎么样?” 
  “那也是一个办法。不过,最好摄政王能有一封亲笔信带了去。” 
  “信上怎么写?”载沣说道:“似乎很难措词。” 
  “不难。信上除了致问,便是勉励,他受朝廷深恩,虽是在野之身,如果国家大政有应兴应革之处,亦应进言。” 
  “好!这样写可以。”载沣问说:“你看派谁去呢?” 
  “派杨杏城好了。” 
  “就这么说。”载沣点沣头:“庆叔明天把他带了来见我。” 
  于是第二天召见农工商部右侍郎杨士琦,指定由奕劻带领。载沣别无多语,只说:“你去看一看袁慰庭,把我的信带信他,就说,我很希望他能够进京当差。” 
  “是!”杨士琦等了一会,见摄政王未再开口,随即起身跪辞。 

           ※        ※         ※ 

  到了河南彰德的“养寿园”,杨士琦立即将载沣的信,双手奉上,口中说道:“恭喜!恭喜!” 
  袁世凯不作声,拆开信一看,不过泛泛的慰勉之语,不过确是载沣的亲笔,便立即问道:“怎么想起来给我这么一信?” 
  “当然还有话。不过信很重要,有此一信,足以证明,前嫌尽释。”杨士琦说:“何时出山该考虑了!” 
  接着,杨士琦将奕劻在载沣面前力保的经过,细细说了一遍,特别提到,如果愿意进京,奕劻负责保他“官复原职”。 
  “不行啊!”袁世凯说:“枢庭向来忌满六人,我去了,总有一人不利。” 
  枢庭忌满六人的传说,由来已久,如今是奕劻、鹿传霖、张之洞、世续、那桐,加上袁世凯便是六个人,“可是,”杨士琦说:“南皮只怕日子不多了。” 
  “那我更不能去,一去不是妨了南皮。” 
  杨士琦说:“我是奉命劝驾,不能不把话说到。其实,出山的时机虽已近了,到底还不到出山的时候。总要等三件大事定了再看。” 
  “是的!要看看再说。杏城,”袁世凯问:“你说是三桩大事?” 
  “一是南皮的吉凶;二是端陶斋的作为;三是铁宝臣的出处。” 
  袁世凯将他这三句话想了一下,觉得他说得不错,端方到任能够将他跟杨士骧的亏欠,设法销了帐,加上张之洞一死,铁良一走,自然是到了可以出山的时候。然而他说得不够! 
  袁世凯的想法是,不出则已,一出就须抓大权,在军机固然仍旧可由“大老”带头,但自己须有让各部院都买帐的实权,在目前来说,起码象载泽紧抓着财权,就是件不能容忍的事。 
  不过袁世凯天性喜欢作假,既在林下,不便显得热中,然而杨士琦这样的关系,却又不能不说一两句真心话,所以略想一想,以随便闲谈的语气说:“光绪中叶,荣文忠受人排挤,后来又得罪了醇王,以致于贬到西安,坐了好几年的冷板凳。甲午以后,恭王复起,正好荣文忠祝嘏在京,恭王故意对道贺的宾客说,‘我这一趟出来,对用人一无成见,只有步军统领得要由我保,我非借重荣仲华不可!’荣文忠听见这话对人说,‘我当初是由尚书降级调用,如果仍照向例,调补侍郎再兼步军统领,我可不干。’结果是先补尚书,提督九门。我想,我去年狼狈出京,也应该先把面子找回来,再谈得到其他。” 
  “大老不是说了吗,官复原职。” 
  “这就算找回面子了吗?” 
  “要怎么才算?”杨士琦平静地问。 
  袁世凯笑笑不答,换了个话题:“听说醇王福晋时常微行。 
  有这话没有?” 
  听得“微行”二字,杨士琦忍不住失笑:“这微行二字妙得很!”他说:“按实际来说,醇王福晋等于皇后,按名义来说,是不折不扣的太后,反正都是微行。” 
  “这么说,是确有此新闻?” 
  “已经不算新闻!”杨士琦答说:“大概三天之中,总有一天的中午,能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见得到她。” 
  “在那儿干什么呢?” 
  “吃饭、唱酒,有时还跳舞。” 
  “这可真是新闻了!实在有点儿教人不能相信。” 
  杨士琦自己也知道讲新闻讲得有点信口开河了,旗装“花盆底”的绣履,何能跳舞?不由得脸色发红,不过不易看得出来,因为他长了个很大的酒糟鼻子。 
  “跳舞是传闻之词。”他从容不迫的圆谎:“喝酒却是我亲眼得见。” 
  “这我相信,这个小姑娘从小就会喝酒。”袁世凯点点头,思绪落入回忆之中:“那时候我常在荣文忠的签押房看到她,不过十一、二岁,穿一件蓝绸子大褂,象个男孩。荣文忠时常留我在签押房便饭谈公事,听差总忘不了另外摆一副金镶的牙筷,荣文忠亦总忘不了舀半调羹的酒给她,说一句,‘慢慢儿喝。’这话,十一年了!” 
  十一年前是戊戌。当年娇憨的“小姑娘”,曾几何时,已同国母!杨士琦在想,眼前的“四哥”,下世的“四哥——胞兄杨士骧,那时的官位,排起来都在四五等以后。不过十一年的工夫,飞黄腾达,都成了第一等人物,而倏忽之间,入土的入土,归田的归田,真正是一场黄粱大梦。 
  就是那时候的风云人物,得君最专的翁同龢,权势绝伦的荣禄,如今亦都墓木已拱,恩怨都泯。杨士琦转念到此,不由得问道:“多少年来一直在传说,翁师傅是中了荣文忠的算计,又说翁师傅得罪是因为保了康有为的缘故。不知道其中真相,到底如何?” 
  “翁师傅那样拘谨的人,岂能保康有为?不过读书君子,性情和平,深恶而不能痛绝而已。翁师傅谦虚好学,跟张幼樵深交以后,才知道‘天下’不止于中国,真象《西游记》上所说的,‘东胜神州’以外还有几大州,所以越发不薄新学,虚衷以听。即或旧学而有异说,亦不敢显然驳斥。康有为在翁师傅,不过如此这般的一种姑息而已。” 
  “此论甚精。不过慈禧太后左右总以为康有为跟翁师傅的关系甚深,因而遭忌,亦是有的。” 

           ※        ※         ※ 

  等杨士琦将袁世凯所送的一支吉林老山人参送到张府,张之洞已经在草拟遗折了。执笔的是他的两个得意门生,都是湖北人,出身两湖书院的陈曾寿与傅嵿棻。 
  “大意我已经有了。”张之洞一面咳嗽,一面说道:“大意如此:平生以不树党援,不植生产自励。他无所念,惟时局艰难,民穷财尽,伏愿皇上亲师典学,发愤日新,所有应革损益之端,务审先后缓急序。这一句很要紧!你们懂得我的意思不?” 
  “是说革新庶政,要按部就班来。不急之务,不必亟亟。” 
  陈曾寿问,“老师是这样吗?” 
  “不错!”张之洞继续口授:“满汉视为一体,内外必须兼筹。理财以养民为本,恪守祖宗永不加赋之规;教战以明耻为先,无忘古人不戢自焚之戒。这一句也重要!” 
  “是谏劝亲贵典兵,务须慎重?” 
  “现在也只好这么说了!其实根本不应该把兵权抓在手里。”张之洞摇摇头,叹口气,又念:“务使明于尊亲大义,则急公奉上者自多,尤愿登进正直廉洁之士,凡贪婪好利者,概从屏除。庶几正气日伸,国本自固。” 
  念罢气喘不止,赶紧找西医留下的,专治气喘的药来服,不一会肝胃发痛,再找止痛的药。到了晚上中医来诊治,听说胃纳骤减,所以开的方子,以健脾开胃为主。就这样中西并进,药石杂投,延到八月十八,服药亦吐,饮食亦吐,看看大限将到了。 
  “奏请开缺吧!”他有气无力地说:“不然就来不及了。” 
  张之洞是不愿落个死犹恋栈的名声。家人体会得他的意思,当天便写好折子,但延到八月二十才递。 
  “他的病到底怎么样了?”摄政王载沣问鹿传霖。 
  他们是郎舅至亲,鹿转霖每天都要去探病,情况很清楚,蹙眉答道:“危在旦夕!” 
  “我得去看看他。” 
  鹿传霖不作声,因为他心里很矛盾。以张之洞的身分地位,临终以前,不能没有摄政王视疾一举,否则面子上不好看。但习俗相传,一经皇帝亲临视疾,这大臣的病是怎么样也好不了的了,监国摄政王如今是实质的皇帝,依此例来说,亲临探视,对病人有害无益。 
  不过张之洞却很盼望这恩典。因为他还有些关乎天下至计的话,要劝摄政王,期望被劝的人想到“人生将死,其言也善”的成语,对他的奏谏,能够重视听从。 
  于是八月二十一日那天,先发一道上谕:“大学士张之洞公忠体国,夙著勤劳,兹因久病未痊,朕心时深廑念,着再行赏假,毋庸拘定日期,安心疗养,病痊即行销假入直,并赏给人参二两,俾资调摄,所谓开去差缺之处,着勿庸议。” 
  到了中午,摄政王载沣坐着杏黄轿子,由御前大臣随护,来到什刹海畔的张之洞新居。这是由湖北善后局拨款二万两建造,不久以前,方始迁入。张家亲属早就预备好了,将贴着张之洞集句:“朝廷有道青春好;门馆无私白日闲”这副楹联的两扇大门,开得笔直,杏黄轿一直抬到大厅,张之洞的长子张权在轿旁跪接。请安之后,随即领到病榻旁边。 
  张之洞已经无法起床,唯有伏枕叩首。载沣还是第一次视大臣之疾,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载沣听张权跪在地上,略略陈述病情以后,望着张之洞说:“中堂公忠体国,很有名望的,好好保养。” 
  “公忠体国,所不敢当。不过廉正无私,不敢不勉!” 
  “应该这样,应该这样!你好好保养,不必担心。”一面说,一面脚步已经移动,说完掉身而去。 
  张之洞瞑目如死,眼中挤出两滴眼泪,于是闲废二十年,数月前方奉召入京的陈宝琛,本来回避在他处的,此时到病榻前来探问:“摄政王说些什么?” 
  张之洞不答,好一会才叹口气,用低得几乎只有自己才能听得见的声音说:“气数尽了!” 
  他将摄政王看成一个“亡国之君”!如果载沣脑子里有一点点要把国家治好的念头,当然会问问张之洞,四十年的词臣,三十年的封疆,岂无一言可以献替?而计不及此,足见他心目中根本没有国家二字,监国如此,不亡何待?“我有桩心事,”张之洞又说:“本来想面陈的,如今正好叙在遗疏中了。” 
  说着,伸出枯干抖颤的手,向枕边去掏摸。他的第四个儿子张仁侃侍疾在旁,上前替他将遗疏稿子从枕箱中取了出来,交到他手里。 
  “韬庵!”他说:“请你替我提笔,改动一两处地方。” 
  陈宝琛沉吟了一下,轻声答一个字:“好。” 
  “扶我坐起来!” 
  等张仁侃将他父亲扶着坐起,听差已抬来一张上置笔砚的半桌,放在床前,陈宝琛隔着半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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