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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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前传- 第4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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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日俄战争行将结束,东三省的收回,在美国的支持下,似更有把握。所以军机处、北洋大臣衙门、湖广总督衙门都大忙特忙,定方针、拟条陈、立计划,函电交驰,一些被有意、无意所搁置的大事,开始发动了。 
  不过,在发动这些大事之先,估量前途,各有各的看法,也各有各的顾忌。袁世凯与张之洞的看法接近,实行新政,首须排除障碍,如王文韶在位,彻底废除科举则不可能,因而士林多观望之心,学校难期普遍设立。结果是王文韶被开去军机大臣的差使,而徐世昌因为瞿鸿玑对他的印象还不坏,在奕劻的力保之下,成了“打帘子军机”,在军机大臣中“学习行走”,并署理兵部左侍郎。 
  另有些人,主要是一班亲贵及满汉之见甚深的人,对袁世凯的疑忌,日深一日,但有奕劻为他暗则撑腰,明则揄扬,动辄问说:“去了袁慰庭,谁能替他?尤其是练兵,更少不得此人!”这话很能塞人的口,想来想去,唯一的善策,是找一个可以接替袁世凯的人。当然,这个人要从旗人中去找。 
  于是,日本士官第一期出身的铁良,得以脱颖而出。先由未任实缺的道员,一跃而为户部右侍郎,上年四月转任兵部左侍郎,不久便奉到密旨,在自京至江苏各省中,清查库藏及武备。此行历时半年,经过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六省,所至之处,盘查藩库,校阅营伍,附带考查炮台、水师及武备学堂,回京复命时,上了一个数万言的奏折,细陈各省军队的实况,从慈禧太后到兵部的司官,没有一个能把这个拖沓琐碎的奏折看完,但有这样一个印象:铁良办事很认真。 
  此外,对于各省的收支,亦有详细奏报,且有整顿税收的建议。最有关系的是,奏请两湖设在宜昌的土膏税捐局,改组为两湖、两广、江苏、江西、安徽、福建的八省土膏总局,征收土产、鸦片的统捐,“一税之外,听其所之”,如非“落地销售”,不另征税。较之以前的厘金,逢关过卡,节节抽收,轻得太多。税轻则私减,税收必可大增。练兵处奏定,各省只照未设土膏总局以前的额数提拨,溢收之数,专案存贮,作为练兵之用。 
  因此,铁良又予亲贵一个印象:不但知兵,亦善理财。这便可以赋练兵筹饷的重任,将来取袁世凯而代之。所以紧接着徐世昌的任命以后,慈禧太后派铁良署理兵部尚书,与徐世昌会办练兵事宜,而且已内定派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除此以外,还有些紧要的差缺调动,最令人瞩目的,一是赵尔巽外放为盛京将军,准备接收东三省,一是八省土膏总局总办,简派贵州巡抚柯逢时充任。 
  这个职位,一望而知是日进斗金的好差使。在铁良的原奏中说:“总办八省税捐,责任綦重,现充该局总办补用道孙廷林,虽称熟悉情形,究恐难资统摄,应请特派大员管理。”话虽如此,总以为所谓“大员”也者,无非外任监司、内任京堂的三品官而已。因此,自问有此资格的人,纷纷活动,削尖了脑袋往上钻,却未想到会落在当过封疆大吏的柯逢时头上。 
  原来其中别有作用。这柯逢时是光绪九年癸未的翰林,字逊庵,湖北武昌人,做京官时是个正人君子,但一任陕西学政,再迁两淮盐运司,素行顿改,揣摩风气,多用心计,参劾属员。条举新政,一时有能员之称。因此,岑春煊一到任,将广西巡抚王之春撵走,朝廷即以柯逢时继任。 
  其实岑春煊移节广西,指挥剿匪。“督抚同城”往往势如水火,何况是岑春煊当总督? 
  岑春煊当然不会将柯逢时放在眼里,遇事独断独行,根本就没有巡抚参与的余地。柯逢时心想,广西巡抚不比广东巡抚,自己的权柄无端为岑春煊所夺,这口气实在有点咽不下,一直在找机会,想办法,要给岑春煊一个难堪。 
  办法想出来了。岑春煊是贵公子出身,尽管动辄参劾属下贪污,他本人只是不拿钱回家,起居享用,并不委屈。行辕中经常有宴会,亦经常传戏班子以娱宾客。 
  柯逢时便是在这件事上想出来的办法。有一天遇到岑春煊传戏,他亲自带着抚标兵丁,守在路上,戏班子经过,问明去向,即以“时值用兵,益禁戏剧”的理由,勒令戏班子中途折回,岑春煊得知消息,气得暴跳如雷,可是一时竟无计可施。 
  睚玭之怨必报的岑春煊,由此开始,多方面打听柯逢时的劣迹,准备拿住把柄,狠狠参上一本,不但革职,还要查办,不但查办,还要下狱,方解心头之恨。 
  照他的估量,柯逢时必有贪墨之行,因为他在未调广西巡抚以前,曾以江西藩司署理过十一个月的巡抚,政声甚劣,相传他离任时,江西人以一联一额赠行,对联集句:“逢君之恶,罪不容于死;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平头嵌“逢时”二字。横额则是大声疾呼,群起而攻:“伐柯伐柯!”骂得刻毒,足以解恨。又有人说,这一联一额出自王湘绮的手笔,柯逢时对他,亦犹如岑春煊之于柯逢时,恨之刺骨而无可如何。 
  但是,在广西竟抓不住他的把柄,于是有人为岑春煊解嘲:“柯逊庵震于大帅的威望,想贪不敢贪。节杖所至,真足以廉顽立懦。”这话自然能使岑春煊得意,但还是饶不了柯逢时,在奏报军情时,夹了一个附片,说柯逢时“遇事执拗,不达军情”,人地不宜,奏请开缺。这与贪污渎职不同,只能调任,不能处分,便拿他与贵州巡抚对调。广西是中省,贵州是小省,这一调无形中等于作了惩罚,在岑春煊当然快意,而柯逢时则大感委屈,因而托病不肯到任,却携了在江西所积的宦囊,远游京津,由同年荣庆的介绍,搭上了奕劻的一条线。不过,他之能够巴结上这个多少人垂涎的好差使,一半固得力于对奕劻的孝敬,一半却由于他胆敢捋岑春煊的虎须,袁世凯认为应该奖励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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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上谕:“大学士王文韶,当差多年,勤劳卓著。现在年逾七旬,每日召对,起跪未免艰难,自应量予体恤,着开去军机大臣差使,以节劳勚。”的第三天,由袁世凯领衔,会同湖广总督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周馥,联名入奏,请于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接着,下了一道上谕:“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而救颠危。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其各随事诹询,悉心体查,用备甄采,毋负委任。” 
  旨意中不提宪政,袁世凯等人奏请立宪的原折亦留中不发,朝廷的意向就很明显了。好些自命识时务的功名之士,为了东西洋的立宪政体,尤其是日本“明治维新”,继以立宪所获致的实效,买了好些书日夜钻研。“虚君制度”、“责任内阁”、“上下院议员”、“行使同意权”等等名词,琅琅上口,满以为重臣会奏的折子一发抄,必是广咨博议,那时应诏陈言,平步青云,富贵可期。如今是都落空了。 
  幸好,上谕中有“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的话,可见朝廷对遣官考查政治,视作经常应办之事,不论如何,出洋去走一趟,总是好事。所以仍旧有些人很起劲,上条陈、上说帖,都在“洞达原委”这句话上大作文章。奉派考察的四大臣的书桌上,无不堆满了这些文章。 
  可是没有一个人肯下工夫去细看,因为都知道朝廷此举,是搪塞民意,根本没有什么“还政于民”的打算。那些“离经叛道”的文字不看没有事,看了难免印入脑中,一不小心,形诸口头,尤其是在奏对之时,更为不妙,所以是不理会的好。 
  因此,这一下各有各的打算,有的是巴结差使,有的为了长身价,有的志在广见闻,其中端方是想到海外去搜购古董,而载泽则另有深心。 
  原来自载沣赴德谢罪归来,谈起瀛海之游的见闻,亲贵中都憬然有悟,欧洲的王室,安富尊荣,长享太平岁月,都有一套维系地位的巧妙手段,譬如德国是由亲贵典军,将兵权抓在手里,才能保证政权于不坠,所以载沣已经奏明慈禧太后,将他的两个胞弟,老六载洵、老大载涛,送到德国去留学,一个学海军,一个学陆军。 
  除此以外,当然还有别样方法,但非实地考察,不能明了。考察又非与王室交游,不能悉其底蕴,而交游必须地位相当,是故非派亲贵不可。但派到载泽,却别有缘故。 
  载泽是疏宗——圣祖第十五子愉郡王胤禑,四传为 
  “奕”字辈,其中有个奕枨,有七个儿子,顶小的就是载泽。幼年随母入宫朝贺,以偶然的机缘,颇得慈禧太后的怜爱。其时,“老五太爷”惠亲王绵愉的第四子奕询病殁无子,慈禧太后便指定以五服之外的载泽,为奕询的继嗣。 
  这一来立刻就有好处。因为载泽的爵位,照宗室封爵之例,最多只得一个“奉国将军”,服饰同于三品武官,是所谓“闲散宗室”,一为奕询的嗣子,袭爵为辅国公,入于“王公”之列,身分便大不相同了。 
  到得光绪初年选秀女时,载泽更蒙慈禧太后赏识,指婚都统桂祥之女,成了皇帝的连襟,皇后的大姐夫,也就是慈禧太后嫡亲的内侄女婿,关系更自不同。 
  载泽的婚期在光绪十三年四月十九,佳礼以前已得知本生父奕枨病重,危在旦夕,可是载泽不敢奏请改朝。及至喜事正日,这面抬进花轿,那面贴出殃榜,奕枨就死在这一天,而吉期不改。一时贺喜的汉大臣如翁同龢等,诧为闻所未闻奇事,而慈禧太后却说他“孝顺有良心”,越发另眼相看。这一次派出洋,在慈禧太后是替他混个资格,预备要好好用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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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政治四大臣变成五大臣,辅国公载泽、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以外,另外又加了个商部右丞绍英。 
  选随员、定旅程、办行装、定船票,一切齐备,八月十九请训,二十六黄道吉日启程,乘火车南下,预备在上海坐太古轮船放洋。 
  铁路局预备的专车一共五节,前面两节供随员乘坐,第三节是五大臣的花车,第四节仆役所乘,最后一节装行李。一大早就在前门车站,八点刚过,送行的人陆续到达。首先到的是徐世昌,接着是绍英、端方、戴鸿慈,最后到的当然是载泽。 
  送行的人自然分成三等,第一等是王公大臣,上花车寒暄,“一路顺风”、“旅途保重”,说过了下车,川流不息地此来彼往;第二等的站在车窗外的月台上,得便才能赔笑跟五大臣表达送行之诚;第三等的便只是远远站班,但望车中人能一顾盼,发觉他也来送别,便不虚此行了。 
  “各位大人!”专车的车长在花车门口高喊:“专车准九点钟开,还有一刻钟,送行的大人们请下车吧!” 
  此言一出,红顶花翎来送行的人,纷纷下车,而前面的随员,后面的仆役,或者巴结上司,或者伺候主人,便纷纷涌向花车。前面还好,后面却有载泽所携的侍卫,守住车门。有个瘦瘦小小、三十来岁的汉子,身穿蓝布薄棉袍,足登皂靴,头上戴红缨帽,两手虚虚护着腰间,正待跨过两车相接之处的铁板,为侍卫拦住了。 
  “你是干吗的?” 
  “徐大人的跟班。”那汉子是安徽安庆府的口音。 
  “这会儿快开车了,别往里挤吧!” 
  “不行啊!我家大人会找我。”那汉子说:“刚才我上错车了。” 
  后面这句话令人不解,“你该上那一辆车?”侍卫问。 
  “自然是花车,我得跟着我家大人。” 
  “那么,刚才怎么不跟了上去呢?” 
  “月台上人多,挤散了。” 
  侍卫起疑了,瞪着眼一打量,指着他腰际问:“你怀里揣着什么?” 
  一语未毕,“哐啷”一响,倒退车头接上了车厢,力量猛了些,五节车一齐大震,“哐啷啷”一连串的响声。站着的人都立脚不住,侍卫已倒向那人身上。就这时砰然巨响,车厢顶上开了花,硝烟之中飞起来碎木片、鲜血、断手、断足,哗啦哗啦地落在车厢顶上,好一会才停。 
  五大臣魂飞天外,载泽用一只受伤的血手,摸着自己的脖子问:“我的脑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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