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 (共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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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 (共五部)- 第2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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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洋款已不能借。借洋款是国家的责任,虽说由各省协饷,但灾荒连年,各省情形都不好,欠解西征协饷,无法归还欠款,仍须政府设法,所以根本不能再提洋款。而且左宗棠因为借洋款,要受赫德的气,自己亦不大愿意借洋款,尤其是英商的款子。

胡雪岩想到左宗棠说过,『息耗太重,如果是商款,楚弓楚得,倒还罢了。洋人赚了我们重利,还要多方挑剔,实在不甘。』同时又一再表示,『何必海关及各省出票?倒象是各省替陕甘来还债;其实还的还是陕甘应得的协饷。我主持西征,筹饷我有全权;协饷不到,先借款子来接济,这就是所谓调度。商人如果相信陕甘相信我,由陕甘出票就可以了,何必劳动总署?』

因此他设计了一套借商款的办法,往返磋商定议,由胡雪岩邀集商股一百七十五万两;另由汇丰『认股』一百七十五万两,合并三百五十万,组识一个乾泰公司负责借出。照左宗棠的计算,在七年之中,陕甘可得协饷一千八百十万以上,除还洋款以外,至少尚有千万之多,所以借几百万商款,一定能够清偿;但协饷收到的日期不一,多寡不定,所以提出来一个『机圆法话』的要求,第一,不出关票;第二,不定年限,可以早还,亦可以迟还;第三,有钱还钱、无钱暂欠,利息照算,不必定为几个月一期。

这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胡雪岩只能替他办到不出关票,此外年限定为六年,期次仍是半年一期,利息是一分二。

当然借商款亦须奏准;左宗棠于光绪四年八月十六日出奏,一个月以后奉到廷寄∶『借用商款,息银既重,各省关每年除划还本息外,京协各饷,更属无从筹措,本系万不得已之计。此次故念左宗棠筹办各务,事在垂成,准照所议办理。

嗣后无论何项急需,不得动辄息借商款,致贻后累。『所谓』京饷『,即是在京的各项开支,包括文武百官的俸给、八旗士兵的饷项,以及一年三次送入宫内供两宫太后及皇帝私人开支的』交进银『在内,是最重要的一笔预算,由于左宗棠动辄借款之累,连京饷都』无从筹措『,这话说得很重了。

为此,一直到上年左宗棠奉召入京,为了替刘锦棠筹划西征善后,才迫不得已,在近乎独断独行的情况下,借了汇丰银行招股所贷的四百万两。

这两笔款子的风险,都在胡雪岩一个人身上。三百五十万的商款,自光绪五年起分期拔还,几乎已还了一半;而且每期本息约十来万银子,邵友濂亦知道,难不倒胡雪岩,要刁难他,只有在光绪七年所借的那一笔上。

这笔款子实收于光绪七年四月,年息九厘九毫五,前两年只付息,不还本,第三年起每年拔本一百万两,分两期给付;光绪九年四月付第一期、十月付第二期,每期各五十万两。

以前各次洋债,虽由胡雪岩经手,但如何偿还,不用他来操心,因为各省督抚加了印的『关票』,汇集于江海关后,税务司还要签押负连带责任,如果各省的『关票』不能兑现,税务司可以截留税款,代为抵付。可是这最后一次的四百万两,在借款时为了替刘锦棠解除后顾之忧,左宗棠近乎独断独行,只以为未来数年协饷尚多,不愁无法偿还,所以大包大揽地说∶本银『如期由上海转运局经手交还;如上海无银,应准其向户部如期兑取。』

这一惟恐总理衙门及李鸿章策动棘德阴挠,但求成功不惜迁就的承诺,无形之中便将全部风险都加了在胡雪岩的肩头上,因为各省如果不解,汇丰银行一定找胡雪岩,他们不必多费周折,请英国公使出面跟户部打交道;以胡雪岩的财力、信用与担当,每期五十万两银子的本银,亦一定挑得起来。

话虽如此,五十万两银子到底不是一个小数目。邵友濂与盛宣怀秘密商定,到时候,『挤他一挤』,虽未必能挤倒,至少可以打击打击他的信用。

其时——光绪九年春天,中法的关系复又恶化了。本来前一年十一月间,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在上海谈判,已经达成了和平解决在越南的纠纷的三点协议。但法国海军部及殖民部,分别向他们的外交部表示,不满宝海与李鸿章的协议,海军方面且已增兵越南北部的海防。

而又恰好法国发生政潮,新内阁的外交部长沙美拉库支持军部的主张,推翻前议,而且将宝海撤任,另派特使德理固专程来华谈判。

妙的是法国公使宝海,特为自上海到天津去看李鸿章,他劝李鸿章坚持前议,不防指责法国政府违约;有了这种反对他们政府的法国公使,李鸿章觉得谈和又有把握了,所以仍旧照原定计划,奏请准予给假回籍葬亲。李还不肯回任,但为了开始建设旅顺军港,北洋大臣的差使是接下来了,既然请假,北洋大臣自然由张树声暂署。

但就在二月里李鸿章在合肥原籍时,法军在越南复又动武,不但攻占越南南定,而且直接侵犯中国在越南权益,招商局运米的船,在海防为法军扣押;设在海防及顺安的两处仓库,为法军占领,其中的存粮及其他物品,当然也被没收了。加以越南政府除行文礼部乞援外,并特派『刑部尚书』范慎来华,效『申包胥哭秦庭』,因此,朝中震动,清议昂扬,都主张采取强硬的对策;甚至驻英兼驻法公使一等毅勇侯曾纪泽,亦打电报回来,建议派军援越,不可对法国让步。当时疆臣亦多主战,云贵总督岑毓英,备战已有多时,但署理两广总督的曾国荃,却不愿轻启战端,清议深为不满,因而主持总署的恭王,一面循外交途径向法国抗议;一面奏准命李鸿章迅回直隶总督本任,接着降谕,派李鸿章以直隶总督的身分迅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节制。同时命左宗棠筹划江南防军待命南调援越。这时胡雪岩恰好在江宁,便跟左宗棠说∶『好象应该还有张制军回两广本任的上谕;不然,李合肥一到天津,不就是有了两位直隶总署?』

『妙就妙在没有张振轩回本任的上谕。』左宗棠答说,『总署也知道李少荃决不会到广东,恐怕也不会回天津。』『这,大人倒多指点指点,让我们也开开茅塞。』『李少荃看在曾文正分上,对曾老九一向是很客气的。当年江宁之围,师老无功,李少荃已经克复了常州,朝命赴援江宁,他按兵不动,为的是不愿分曾老九的功。你想,如今他如果一到广东,曾老九怎么办?』

『是,是。』胡雪岩想了一下说∶『大人说李合肥也不会到天津,是怕一到了,张制军就得回广东,那一来不是又要把曾九帅挤走的吗?』

『正是如此。』

『照此说来,京里只说叫李某某回任,对于张曾两位没不交代,意思也就是要李合能只领虚衔,暂时不必回任。』『不错,举一反三,你明白了。』『那末,李合肥怎么办呢?』

左宗棠沉吟了好了一会「问说∶『你看呢?』

『我看,他仍旧会到上海。』

左宗棠点点头,『我想他也只能先驻上海。』他说∶『而且他也不能忘情上海。』

胡雪岩当即说道∶『我本来想跟大人辞了行,回杭州,以后再到上海;照现在看,似乎应该直接到上海的好。』原来各省关应解陕甘,以便还本的协款,都交由江海关代转;所以各省解缴的情况如何,非要胡雪岩到上海去查了才知道。

『好,你到上海首先办这件事,看情形如何赶紧写信来。看哪里还没有解到,好及早去催。』胡雪岩的估计很正确,李鸿章果然奏请暂驻上海,统筹全局,察酌南北军情,再取进止。意思是江南防军如果力量不足,无法南调,那就不一定用武,以求和为宜。恭王懂他的用意,奏请准如所请;于是李鸿章在三月底专轮到了上海,驻节天后宫行辕。

-高阳-萧瑟洋场第五章一见古应春的面,胡雪岩一吓跳,他人都瘦得落形了。『应春,你,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唉!』古应春长长地叹口气,『小爷叔,我的运气太坏!也怪我自己大意。』

『你出了什么事?快告诉我。』

『我要倾家荡产了。』古应春说∶『都是听信了徐雨之的话。』

这徐雨之是广东籍的富商,胡雪岩跟他也很熟。此人单名一个润字,人很能干,运气也很好,在上海一家洋行学生意,深得洋人的器重,从廿二岁开始与人合伙开钱庄,开丝号,开茶栈,无不大发利市。同治二年廿六岁,已经积赀十来万,在江南粮台报捐员外郎,加捐花翎,俨然上海洋场上有名的绅士了。

因此,同治十年得了个差使。那时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曾国藩决定挑选幼童出洋留学;事先研究,这批幼童以在广东挑选为宜,因为美国的华侨绝大部分是广东人,广东风气开通,作父兄的固不以幼年子弟在万里重洋之外而不放心;而此辈幼童在美国常有乡音亲切的长辈去看他们,亦可以稍慰思乡之苦。

由于徐润是上海『广东帮』商人的领袖,所以曾国藩把这个差使交了给他。徐润策划得很周到,挑选了一百二十个资质很不错的幼童,分四批出洋,每批三十人;第一批在同治十一年七月初上船,由容闳带队,大部分是广东籍,广东籍中又以香山为最多,因为徐润就是香山人。

当然,也有其他省份的人,但为数极少,只得五个,两个江苏、一个山东、一个福建、还有一个是徽州人,不过是广东招来的,这个十二岁、生在辛酉政变那一年的幼童,叫做詹天佑,他的父亲叫詹作屏,在福建船政局当机器匠,家眷寄居广州。詹天佑应募时,有人劝詹作屏让他的儿子学法律,学成回国,可以做官;但詹屏坚持他的儿子要学技艺,而且要学最新的技艺。

第二批是在同治十二年五月放洋的,由徐润的亲家黄平甫领队。这回在挑选的官费生三十名以外,另有七名广东少年,由他们的家长自备资斧,请黄平甫带到美国——风气到底大开了,已经有自费留学的了。

第三批是在同治十三年八月间派遣。这回与以前不同的是,除了两个学技艺、一个学机器以外,其余的都念普通学校,年长的念『中馆』;年幼的念『小馆』,但所谓年长,亦不过十三岁,台广东香山的唐绍仪、江苏常州的朱宝奎;而最年幼的,至少也要十岁。

第四批放洋在光绪元年九月,增加了十个名额,一共是四十名,这回一律念普通学校,到中学毕业,再视他们性之所近,决定学什么。同时外省籍的幼童也多了,但仍不脱江苏、浙江、安徽三省。

幼童放洋是曾国藩所创议,但他不及见第一批幼童放洋,同治十一年二月殁于任上;以后便由李鸿章支持这件事,徐润亦由此获得李鸿章的赏识,由北洋札委为招商局的会办,与盛宣怀同事。

在这七八年中,徐润的事业蒸蒸日上,当然还远不及胡雪岩,但亦算是上海『夷场』上的殷商。

胡雪岩跟他除了作善举以外,别无生意上的往来,而古应春因为原籍广东,又以跟洋商打交道时,常会聚在一起,所以跟徐润走得很近,也有好些合伙的事业,其中之一是做房地产生意。

徐润的房地产很多,地皮有两千九百多亩,建成的洋房有五十一所,市房更多,不下两千间,照帐面上算,值到两百二十几万,但积压的资本太重,空地毫无收入,还要付税;市房则只是收租金,为数有限。于是,他有一个英国朋友,名叫顾林,此人在英国是个爵士,本人热心运动,交游很广,亦很懂生意经,他向徐润建议,彼此合作。

顾林亦是古应春的朋友,因此,徐润邀他跟顾林一起谈合作,『我们组织一个大公司,投入资金,在空地上都盖起房子来。』顾林说道∶『造一批,卖一批;卖来的款子造第二批。空地用完了,把旧房子再来翻造,不断更新,外国的大都市,尤其是美国,都是这样建造起来的。』这个周而复始盖房子的决窍,徐润也懂,『可是,「他问∶』这要大批现金,你能不能投资?『

『当然,我没有这个意思,不会跟你谈合作。不过,我也是要回国去招股。我们把合作的办法商量好了,拿章程在伦敦市场上传了出去,相信不到三个月,就能把股本募足。』『股本算多少呢?』

『这要看你的意思。你拿你的房地产作价——当然是实价;看值多少,我就募多少股本。』『徐润点点头问古应春∶』你看呢?『

『他这个法子可行,也很公平。不过,我认为我们这方面股份要多占些。』

徐润想了一下,提出很明确的办法,这中英合资的公司股本定为四百万两,华方占五成半,英方占四成半;华方以房地产核实作价,英方四成半计一百八十万两,由英国汇来现金。

于是,请律师撰文签订了草约,徐润还送了一万两银子给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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