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性做了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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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性做了和尚- 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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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万万不可以为自己是一个小孩子,是一个小和尚,一切不妨随便些;也不可说我是一个平常的出家人,哪里敢希望做高僧、做大菩萨。凡事全在自己做去,能有高尚的志向,没有做不到的。 
  诸位如果作这样想: 我是不敢希望做高僧、做大菩萨的,那做事就随随便便,甚至自暴自弃,走到堕落的路上去了,那不是很危险的么?诸位应当知道: 年纪虽然小,志气却不可不高啊! 
  我还有一句话,要向大家说,我们现在依佛出家,所处的地位是非常尊贵的,就以剃发、披袈裟的形式而论,也是人天师表,国王和诸天人来礼拜,我们都可端坐而受。你们知道这道理么?自今以后,就当尊重自己,万万不可随便了。 
  以上四项,是出家人最当注意的,别的我也不多说了。我不久就要闭关,不能和诸位时常在一块儿谈话,这是很抱歉的。但我还想在关内讲讲律,每星期约讲三四次,诸位碰到例假,不妨来听听!今天得和诸位见面,我非常高兴。我只希望诸位把我所讲的四项,牢记在心,作为永久的纪念! 
  时间讲得很久了,费诸位的神,抱歉!抱歉!本文系弘一法师一九三六年二月在厦门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开学日所讲。李叔同入天津县学课论文手迹   
  南闽十年之梦影(1)   
  我一到南普陀寺,就想来养正院和诸位法师讲谈讲谈,原定的题目是“余之忏悔”,说来话长,非十几小时不能讲完。近来因为讲律,须得把讲稿写好,总抽不出一个时间来,心里又怕负了自己的初愿,只好抽出很短的时间,来和诸位谈谈,谈我在南闽十年中的几件事情! 
  一 
  我第一回到南闽,在一九二八年的十一月,是从上海来的。起初还是在温州;我在温州住得很久,差不多有十年光景。 
  由温州到上海,是为着编辑《护生画集》的事,和朋友商量一切;到十一月底,才把《护生画集》编好。 
  那时我听人说: 尤惜阴尤惜阴: 江苏无锡人,李叔同在上海期间的文友。出家后法名演本,号弘如,系弘一大师同门弟子。居士也在上海。他是我旧时很要好的朋友,我就想去看一看他。一天下午,我去看尤居士,居士说要到暹罗国去,第二天一早就要动身的。我听了觉得很喜欢,于是也想和他一道去。 
  我就在十几小时中,急急地预备着。第二天早晨,天还没大亮,就赶到轮船码头,和尤居士一起动身到暹罗国去了。从上海到暹罗,是要经过厦门的,料不到这就成了我来厦门的因缘。十二月初,到了厦门,承陈敬贤陈敬贤: 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胞弟。时主厦门大学校政。居士的招待,也在他们的楼上吃过午饭,后来陈居士就介绍我到南普陀寺来。那时的南普陀,和现在不同,马路还没有建筑,我是坐着轿子到寺里来的。 
  到了南普陀寺,就在方丈楼上住了几天。时常来谈天的,有性愿老法师性愿老法师: 法名古志,自号安徽行人,历任福建各名刹住持,系闽南佛教界长老。、芝峰法师芝峰法师: 浙江温州人,名象贤。出家后曾受教于谛闲、太虚诸大师,后任闽南佛学院教授、《海潮音》佛刊编辑。……芝峰法师和我同在温州,虽不曾见过面,却是很相契的。现在突然在南普陀寺晤见了,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我本来是要到暹罗去的,因着诸位法师的挽留,就留滞在厦门,不想到暹罗国去了。 
  在厦门住了几天,又到小云峰那边去过年。一直到正月半以后才回到厦门,住在闽南佛学院的小楼上,约莫住了三个月工夫。看到院里面的学僧虽然只有二十几位,他们的态度都很文雅,而且很有礼貌,和教职员的感情也很不差,我当时很赞美他们。 
  这时芝峰法师就谈起佛学院里的课程来。他说:“门类分得很多,时间的分配却很少,这样下去,怕没有什么成绩吧?”因此,我表示了一点意见,大约是说:“把英文和算术等删掉,佛学却不可减少,而且还得增加,就把腾出来的时间教佛学吧!”他们都很赞成。听说从此以后,学生们的成绩,确比以前好得多了! 
  我在佛学院的小楼上,一直住到四月间,怕将来的天气更会热起来,于是又回到温州去。 
  第二回到南闽,是在一九二九年十月。起初在南普陀寺住了几天,以后因为寺里要做水陆,又搬到太平岩去住。等到水陆圆满,又回到寺里,在前面的老功德楼住着。 
  当时闽南佛学院的学生,忽然增加了两倍多,约有六十多位,管理方面不免感到困难。虽然竭力地整顿,终不能恢复以前的样子。不久,我又到小雪峰去过年,正月半才到承天寺来。 
  那时性愿老法师也在承天寺,在起草章程,说是想办什么研究社。 
  不久,研究社成立了,景象很好,真所谓“人才济济”,很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盛况。现在妙释寺的善契师,南山寺的传证师,以及已故南普陀寺的广究师……都是那时候的学僧哩! 
  研究社初办的几个月间,常住的经忏很少,每天有工夫上课,所以成绩卓著,为别处所少有。当时我也在那边教了两回写字的方法,遇有闲空,又拿寺里那些古版的藏经来整理整理,后来还编成目录,至今留在那边。这样在寺里约莫住了三个月,到四月,怕天气要热起来,又回到温州去。 
  一九三一年九月,广洽法师广洽法师: 名照润,又名普润,福建南安人。早年曾任南普陀副寺。1933年,入厦门南山佛学院,从弘一法师学习律学,第二年被弘一法师推荐任闽南佛教养正院监学。抗战爆发后赴新加坡,后一直在此弘法。写信来,说很盼望我到厦门去。当时我就从温州动身到上海,预备再到厦门;但许多朋友都说: 时局不大安定,远行颇不相宜,于是我只好仍回温州。直到转年(即一九三二年)十月,到了厦门,计算起来,已是第三回了! 
  到厦门之后,由性愿老法师介绍,到山边岩去住;但其间妙释寺也去住了几天。那时我虽然没有到南普陀来住;但佛学院的学僧和教职员,却是常常来妙释寺谈天的。 
  一九三三年正月廿一日,我开始在妙释寺讲律。 
  这年五月,又移到开元寺去。 
  当时许多学律的僧众,都能勇猛精进,一天到晚地用功,从没有空过的工夫;就是秩序方面也很好,大家都啧啧地称赞着。 
  有一天,已是黄昏时候了,我在学僧们宿舍前面的大树下立着,各房灯火发出很亮的光;诵经之声,又复朗朗入耳,一时心中觉得有无限的欢慰!可是这种良好的景象,不能长久地继续下去,恍如昙花一现,不久就消失了。但是当时的景象,却很深地印在我的脑中,现在回想起来,还如在大树底下目睹一般。这是永远不会消灭,永远不会忘记的啊!   
  南闽十年之梦影(2)   
  十一月,我搬到草庵来过年。 
  一九三四年二月,又回到南普陀。 
  当时旧友大半散了;佛学院中的教职员和学僧,也没有一位认识的。 
  我这一回到南普陀寺来,是准了常惺法师常惺法师: 名寂祥,江苏如皋人,对华严、天台等具有很深造诣。1934年起接任南普陀住持,兼任闽南佛学院院长。的约,来整顿僧教育的。后来我观察情形,觉得因缘还没有成熟,要想整顿,一时也无从着手,所以就作罢了。此后并没有到闽南佛学院去。 
  二 
  讲到这里,我顺便将我个人对于僧教育的意见,说明一下: 
  我平时对于佛教是不愿意去分别哪一宗、哪一派的,因为我觉得各宗各派,都各有各的长处。 
  但是有一点,我以为无论哪一宗哪一派的学僧,却非深信不可,那就是佛教的基本原则,就是深信善恶因果报应的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时还须深信佛菩萨的灵感!这不仅初级的学僧应该这样,就是升到佛教大学也要这样! 
  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的灵感道理,虽然很容易懂,可是能彻底相信的却不多。这所谓信,不是口头说说的信,是要内心切切实实去信的呀! 
  咳!这很容易明白的道理,若要切切实实地去信,却不容易啊! 
  我以为无论如何,必须深信善恶因果报应和诸佛菩萨灵感的道理,才有做佛教徒的资格! 
  须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的!又须知我们一个人所有的行为,一举一动,以至起心动念,诸佛菩萨都看得清清楚楚! 
  一个人若能这样十分决定地信着,他的品行道德,自然会一天比一天地高起来!原第53页图放52页前李叔同夫人俞氏像 
  要晓得我们出家人(就所谓僧宝),在俗家人之上,地位是很高的。所以品行道德,也要在俗家人之上才行! 
  倘品行道德仅能和俗家人相等,那已经难为情了!何况不如?又何况十分的不如呢?……咳!这样他们看出家人就要十分地轻慢,十分地鄙视,种种讥笑的话,也接连地来了。 
  记得我将要出家的时候,有一位在北京的老朋友写信来劝告我,你知道他劝告的是什么?他说:“听到你要不做人,要做僧去……”咳!我们听到了这话,该是怎样的痛心啊!他以为做僧的,都不是人,简直把僧不当人看了!你想,这句话多么厉害呀! 
  出家人何以不是人?为什么被人轻慢到这地步?我们都得自己反省一下!我想: 这原因都由于我们出家人做人太随便的缘故;种种太随便了,就闹出这样的话柄来了。 
  至于为什么会随便呢?那就是由于不能深信善恶因果报应和诸佛菩萨灵感的道理的缘故。倘若我们能够真正生信,十分决定的信,我想就是把你的脑袋斫掉,也不肯随便的了! 
  以上所说,并不是单单养正院的学僧应该牢记,就是佛教大学的学僧也应该牢记,相信善恶因果报应和诸佛菩萨灵感不爽的道理! 
  就我个人而论,已经是将近六十的人了,出家已有二十年,但我依旧喜欢看这类的书——记载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灵感的书。 
  我近来省察自己,觉得自己越弄越不像了!所以我要常常研究这一类的书: 希望我的品行道德,一天高尚一天;希望能够改过迁善,做一个好人;又因为我想做一个好人,同时我也希望诸位都做好人! 
  这一段话,虽然是我勉励我自己的,但我很希望诸位也能照样去实行! 
  关于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灵感的书,印光老法师在苏州所办的弘化社那边印得很多,定价也很低廉;诸位若要看的话,可托广洽法师写信去购请,或者他们会赠送也未可知。 
  三 
  以上是我个人对于僧教育的一点意见。下面我再来说几样事情: 
  我于一九三五年到惠安净峰寺去住。到十一月,忽然生了一场大病,所以我就搬到草庵来养病。 
  这一回的大病,可以说是我一生的大纪念! 
  我于一九三六年的正月,扶病到南普陀寺来。在病床上有一只钟,比其他的钟总要慢两刻,别人看到了,总是说:“这个钟不准。”我说:“这是草庵钟!”别人听了“草庵钟”三字还是不懂: 难道天下的钟也有许多不同的么?现在就让我详详细细地来说个明白: 
  我那一回大病,在草庵住了一个多月。摆在病床上的钟,是以草庵的钟为标准的。而草庵的钟,总比一般的钟要慢半点。 
  我以后虽然移到南普陀,但我的钟还是那个样子,比平常的钟慢两刻,所以“草庵钟”就成了一个名词了。这件事由别人看来,也许以为是很好笑的吧!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看到这个钟,就想到我在草庵生大病的情形了,往往使我发大惭愧,惭愧我德薄业重。 
  书赠刘质平之扇面 
  我要自己时时发大惭愧,我总是故意地把钟改慢两刻,照草庵那钟的样子;不止当时如此,到现在还是如此,而且愿尽形寿,常常如此。 
  以后在南普陀住了几个月,于五月间,才到鼓浪屿日光岩去。十二月仍回南普陀。 
  到今年,一九三七年,我在闽南居住,算起来,首尾已是十年了。 
  回想我在这十年之中,在闽南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却是很少很少,残缺破碎的居其大半,所以我常常自己反省,觉得自己的德行,实在十分欠缺!   
  南闽十年之梦影(3)   
  因此近来我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二一老人”。什么叫“二一老人”呢?这有我自己的根据。 
  记得古人有句诗:“一事无成人渐老。”清初吴梅村(伟业)临终的绝命词有:“一钱不值何消说。”这两句诗的开头都是“一”字,所以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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