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见他们谈论到“工人”的时候，便就联想到马克斯主义了。
我已经说过我党为了要保护我们的集会起见。
曾经组织了一个队伍，而且这样队伍，以后慢慢地采取了军队发生性质来维持秩序，并且望他努力前进，成为担任组织工作的集团。
这一个集团，最初不过是单单为集会而设的卫队。
所以他的任务，不过在使我们的集会，不受敌人的捣乱而中止。
他们所受的训练，专门在向敌人攻击并不像德要人民党中的那些笨拙的宣传的以门耿目的的，实在是因为他们十分明白抱着理想的那种人，如果一遭到狙击，那么理想就无法实现了。
这是在历史上常常见到的，一些伟大的领袖死在窄小的贼子之手中。
所以，他们并不以暴力为目的，他们是保护傅布伟理想的人，免掉遭受暴力的危害，他们又知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去保护民族，那么，他们就不应该去保护这种国家；因为他们的职责，是在保护民族，努力于抵抗那些危害民族和国家的坏人。
所谓挺进队不过是我们党中的一部分，正像宣传、报章、科学机关等各为我党的一部分是一样的。
组织挺进队的根本要义。
除了严格的体格锻炼之外，还把队员们训练为绝对信从民族社会思想的代表，并且力求整饬他们的纪律。
这和一切小资产阶级防卫组织不一样，就是和其他的秘密组织也不相同。
在那时候，我所以竭力反对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挺进队使它们扩充而成为一种防卫的团体，这是有着下面的理由的。
就事实来说，私人的防卫团体，如果没有得到全国的力量来赞助，那是决不能实行民族防卫的要使“自动的训练”，来成为一种具有军事价值而能达到适于一定用途的目的的组织那是一件绝不可能的事；因为他缺乏一种发号施令的力量；这力量便是一种惩罚权。
在一九一九年的春天，我们所以能够如募“义勇军”的缘故就是因多数的义勇军，他们大家都从前方是归来，而且他们又是曾经受过旧式军队的训练的。
可是，在现在的“防卫组织”，那就完全缺乏这种精神的。
我们且不去管一切的困难，假定有某一种团体，能够不避困难，为德国造成许多人材，使这许多人材大家都具有真实的情感和充分的军事训练，所得的结果，也是要失败的。
因为现在我国不但没有意思养成这种军人，而且对这，军人还加以深恶痛绝呢？因为这是和祸国殃民的各领袖的隐衷绝不相合，这就是现在的实在情形。
在数年之前，国家曾悍然牺牲了八百五十万受过高等教育的优良的军人，事后不但不加调用，而且受着人家诅骂，以为他牺牲的报应，现在政府又要秘密训练几万人，这岂不是笑话！国家的执权的人，既污辱了它的最光荣的士兵，撕毁他们的勋章，践踏他们的旌旗。
更蔑视他们的功绩。
像这样的国家，我们还能望他来训练士兵吗？再退它一步来说，我们这国家的执权人曾否设法去恢复旧军队的光荣和严威破坏国家的军队的光荣的人？这我确不曾听过。
他们反安踞高位，而且像协不兹（Leipzig）还说“权力回答就是公理”呢因为现在的权力，既完全落于当策划革命的人的手中，而这种革命，可是最为卑鄙的德国历史是所不见的卖国行为，所以要组织新军队去助长他们的权力，实在是毫无理由的，这是一切明白的人都要反对的。
如果我国现在采取有训练的防卫军制度，但是，这制度绝不能用于防卫国外的民族利益，而只能用以保护国内的那些压迫族者，这终有一天，曾因解犯欺骗的民族的公愤而引早反抗来的。
为了这缘故，它们的挺进队绝不能容许和其他军事组织有了怎样的关系。
他们纯粹是保护并教导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工具，他们的任务和那所谓国防军是截然不同的。
挺进队并不是秘密组织，因为秘密组织的目的，纯粹是一种非法的行动。
不论过去和现在，我们所需要提，并不是那一二百思想廖妄的叛徒，而为数十万能够替我们世界观不断地努力奋斗的战士。
所以他们的工作决不是秘密结社所能了事的，必须要群策群力去进行的。
这种运动，绝不能靠了手枪和利刃或是毒药来打倒一切障碍，而掘取民众的。
我们须明白去教训能上能下马克斯主义的党徒，将来支配群众，必定是民族社会党，将来执掌国权的也必定是民族社会党。
秘密结社还有一种危险就是他们的社员，常常不能完全明白他们自己的工作意义的伟大，并且容易妄想以为用暗钉的手段，就可以达到救国的目的。
这种观念，如果徵之于历史，当一个民族，呻吟在专制的暴政下面，受着压迫的大众，大都又都有过人的才智的时候，这种观念现象时常会发生的。
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O年间，秘密结社的社员，他们既被历史的先例所鼓励，又感于祖国的创深痛巨，因此想到如果把国家予贼来杀掉几个，或许会了解民族困难。
这种企图，都是愚妄得可笑的；因为马克斯主义的所以能够得到胜利，并不是他们的领袖有了卓越的天才，实在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过于庸懦无能。
挺进队既不是军事组织，又不是秘密结社，它的发展，须根据于下列的原则：
（一）挺进队的训练不必根据军事原则，而应该以最在益于我党的作为标准。
每队员必须具有健全的体格，所以重视的不是军事的操练，而是各项运动的演习。
所以我常说拳术比了平常的射击演习还要重要。
（二）为了避免挺进队带有秘密和色彩起见，不但他们的服装须为大家容易辨别认识；就是为了我党的利益而取的工作步骤，也须明白的规定出来，使得每个人知道。
挺进队是并不许秘密集会的。
（三）挺进队的编制和组织，在制服和设备的方面，都不宜去抄袭旧式的军队，而且须审慎的着重于适应目前的任务。
挺进队的发展对于下述的三事有着重大的关系。
（一）一九二二年的夏天，各爱国团体大家在慕尼黑的广场（Konigsplatz）举行总示威运动，去反对那保守共和国的国防法律。
民族社会党也去参加这种运动的，由六个慕尼黑的队伍做领导，而以政党的各支部续绩在后。
我恰好成为社员之一，所以得躬奉其盛，得有机会对六万的群众来演讲。
那次的防御十分周到，所以共产党虽然多方的恫哧威协，然而这次的示威运动，到底是得了一个极大成功。
这就是慕尼黑民族主义能够在市街上作游行的第一个明证。
（二）一九二二年十月出发向柯堡（Coburg）去远证。
“民族主义”的各团体，大家决定在柯堡举行德国纪念日（German Day）。
当时我也被邀赴会，我是带了几个朋友同去的。
我选择了挺进队八百人，乘坐专车，同赴该镇当时该镇已属于巴维利亚。
火车到柯堡站的时候，“德国纪念日”的筹备处派代表来迎接我们，说是奉了当地工会——就是独立党和共产党——的命令，规定我们在进城时候，不是场旗奏乐——我们的乐队共四十二人——而且不得结队同行。
当时我就拒绝这种可耻的条件，并且对“纪念日”筹备者以及同意于这种规定的人不能不表示一种惊异，因此我对他们宣称挺进队就要拟整队扬旗，奏乐进城了。
在车站广场上，向我们高声叫骂的不下数千人。
他们骂我们为“暗杀者”、“土匪”、“强盗”、“罪人”等等不堪入耳的名字。
然而我们挺进队依旧秩序井然。
我们走到镇市中心的市政府，警察为了阻止众人追随我们所以就把门关上了，我觉得这是不可忍受的耻辱，所以要求警开门。
但是，他们踌躇良久，结要仍旧照我的请求把门开了。
我们从原路返驻札处终于才群众碰到了。
那些真正社会主义，平等、博爱的代表朋友，就向我们投掷石子，我们忍无可忍了。
所以我们就向他们打了大约十分钟。
在一刻钟后，街上不再见有共产党的影踪了。
在当天的晚上，就发生了严重的击突。
民族社会主义党员受着攻击，正在情状上十分危险的时候，挺进队的酌巡查队就立刻奔去援救。
很快的击败了敌人。
到了明天早晨，数年来柯堡所感受的红色恐怖，从此就消灭了。
第二天，我们走到街上，该地方听说有一万工人举行着示威运动，实在到的不过几百人而已。
当我们走过他们的时候，他们大家都力持镇静。
有些从外方来的红色团体，他们还不认识我们，所以起初则各处寻觅。
想来和我们闹一闹，可是，终于使他们受到教训而中止了。
久在威力之中的群众到这时候开始慢慢地觉悟，敢来向我们欢呼，在当天晚上，我们向他们告别的时候，混户的声音就围绕在我们四周了。
我们从柯堡所得的经验．知道挺进队必须要有制服；因为制服不但可以巩固团体的精神，而且在斗争的时候，还可以免去敌我混乱不分。
以前挺进队仅仅佩有臂章，此后就著短袄和戴帽，这帽现在已经是众人所共知的了。
因为久被红色恐怖所盘踞的各地，凡不是共产党的团体，严禁在该处集会；所以，我们必须按照一定的计划，去往各处扑灭的祸，并且重行确立集会的自由；我们现在已经十分明白这一着重要了。
（三）一九二三年三月，有一件事发生了，使我不得不把运动的方向来转换一下的。
是年初鲁尔（Ruhr）被法军所占领了，说对于挺进队发展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
我们从国家的利益上着想。
这件事，用公开的演说或是文字的讨论已经是不可能，而且于民族也没有利益的。
法军占领鲁尔，我们息不惊异，我们反而因此可以希望我国抛弃懦弱的屈服政策，而防卫团体，也说有确定工作可做。
我们的挺进队既是数千壮士所组成的，自然也应该分担着效忠民族的职责的。
因此于一九二三年春夏之间实行把挺进队改组，使他们娈成一种作战的军事组织。
以后挺进队的发展，都是造因在这里。
一九二三年终生的事实，粗看起来像是令人讨厌的，可是从远处着眼，那也是必要的，因为受了这事实的打击，挺进队便中止了改革计划，这是为了当时的计划实在是害于我们的运动的缘故。
同时，这类的事变，使我们在被迫离开正轨的地方，将来还有重行改进的可能。
（万译本原注：这是指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希特勒暴动”的失败而言）
一九二五年，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改组，并且依据了前面所叙述的各原则，重新再组织挺进队。
我党必须恢复本来的健全观念，而且还须认定最高的任务。使挺进队成为本党世界观以及防卫斗争的工具。
我党绝不能容许挺进队沦为防卫团体或是秘密组织，并且还须设法使他们成为十万的卫队，用以保护民族社会主义的观念。也就是保护深刻的民族观念。
第十章 虚伪的联邦主义
一九一九年的冬天尤其是在一九二○年春夏雨季，我党对于在大战时已经超于严重的问题不得不来采取一种态度。
这在本书上编中已经照我所见到的德国崩溃的徵兆，大略的述过了，而尤其是对英法的指使的扩大南北德意志间踢有裂痕的宣传计划特别的加以注意。
一九一五年的春天煽动反对普鲁士的报纸出现了，它们认普鲁士是大战唯一的祸魁。
到了一九一六年，这些狡猾的无耻的宣传手段已经酝酿成熟，他们不惜利用人类的最卑劣的本性，来鼓动南德意志反对北德意志。
不久，他们的煽动就发生了结果，政府和军事当局（尤其是巴维利亚的军事当局）实在不能负担相当的责任；因为他们对于这种卑劣的宣传，竟是看它孳长起来，优游养奸，不能立即用断然的手段去防祸于未发之先。
他们反而竟像是不留痛痒的，不知道这种宣传，不但有碍于德男民族的疑统一，并且还助长了联邦的势力呢！从有史以来因为疏忽得到的惩罚，从来不会有比这更甚的。
从此普鲁士就一蹶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