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文选- 第158部分

　　但是，编这样一本书，不仅应该使大家知道辽沈战役胜利的经过，而且应该使大家知道这个胜利是怎么来的。在抗日战争结束前，我们党在东北的力量与全国其他各个根据地相比最弱。然而不到三年，却在那里打响并且打胜了解放战争的第一个大战役。所以能够出现这么大的变化，绝不只是和战役的参加者，和战役的组织、指挥以及具体战斗有关，而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

　　首先，是由于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打败了日本关东军（注「关东军是当时日本驻扎在中国东北境内的侵略军。一九○五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帝国主义迫使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继承了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殖民利益。此后，日本就在南满驻军，并在旅顺口设立关东军司令部。一九三一年发动九一八事变，进一步侵占东北全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关东军号称百万，是日本陆军最精税的主力和战略总预备队。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参加对日作战，打垮了关东军。——第286、326页。」）。这为我们的大部队能抢在国民党前面迅速进入这个地区，为改善我们的装备，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那时，苏联党对我们的力量估计不足，并有雅尔塔协定（注「雅尔塔协定是《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的简称，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秘密签订。主要内容是，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其条件为：维持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恢复一九○五年日俄战争后俄国丧失的权益，将千岛群岛归于苏联。苏联在会上表示要和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友好同盟协定。——第326页。」）的约束，但他们还是尽力帮助我们还是尽力帮助我们的。东北背靠苏联，东邻朝鲜，这对于我们在和国民党作战中的后勤补给和伤病员的运送、安置也是十分有利的条件。

　　其次，是由于全国各个根据地的支援。为了支援东北，先后调进去了山东军区的主力，新四军（注「新四军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简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主力之一。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27页。」）的第三师，陕甘宁三五九旅、抗大（注「抗大即抗日军政大学，全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前身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大学。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在陕北瓦窑堡（今陕西省子长县的一个镇）创办，初名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一九三七年初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址迁延安。先后共办八期，并在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十二所分校。抗日战争胜利后，抗大总校迁东北，改建为东北军事政治大学。其他解放区以抗大分校为基础，先后建立了军政大学或军政干校。——第327页。」）、炮校等部队的一部分，以及冀东、冀中、晋绥、冀鲁豫军区的大部分或一部分部队，共十多万人。另外，还派进去了一百个团架子的部队干部和二万左右的党政干部，其中包括二十个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这些力量再加上抗联（注「抗联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简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抗日武装。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东北主要抗日武装联合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随后陆续组成。最盛时期发展到十一个军，约三四万人。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同日本侵略军进行英勇斗争。但终因敌众我寡，在对敌斗争中遭到重大损失。为了保存实力，一九四○年后大部转移到苏联境内。一九四五年八月，在苏军对日作战中，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同年十月三十日，东北抗日联军同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统一改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一九四六年初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第327页。」）原有的力量，为我党我军在东北的发展奠定了十分雄厚的基础。为了迅速歼灭东北的敌人，东北局（注「东北局即中共中央东北局，开始称东北中央局，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成立，一九五四年四月撤销。六十年代又重新设立，后又撤销。——第327页。」）曾向中央提出，希望关内能牵制更多的敌人兵力，不使他们再增援东北。那时，全国各个战场都打得很好，确实牵制了大部分敌人兵力，以至敌人大部队不仅没有再进来，有的还出去了。这也是全国对东北的巨大支援。可以说，如果没有全国各个根据地的支援，没有一野、二野、三野（注「一野、二野、三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第二、第三野战军的简称。一九四九年春，分别由西北、中原、华东野战军整编而成。——第327页。」）和华北野战军的支援，就不可能有四野（注「四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简称。一九四九年三月，由东北野战军整编而成。——第327页。」），不可能有东北战场的胜利。

　　第三，是由于我们动用正规部队进行了剿匪。东北的土匪实际上就是伪满（注「伪满是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制造的傀儡政权满洲国的简称。一九三二年三月在长春成立，扶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执政”，年号“大同”。一九三四年三月，改称“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年号“康德”。一九四五年八月，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满洲国被摧毁。——第327页。」）军警和地主武装，如果不把它们剿干净，农民就发动不起来，后方也不可能安稳。

　　第四，是由于进行了土地改革（注「这里所说的土地改革，指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以后，在解放区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农村以反奸清算、减租减息为内容的群众运动广泛深入地开展，广大农民迫切要求获得土地。中共中央的这个指示决定，把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第327页。」）。贫苦农民翻了身，我们党才能在东北站住脚，扎下根，我们的部队才可能有那么充足的兵源、充足的粮草，来和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较量。

　　第五，是由于建立了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东北解放区原有的经济基础就比关内各解放区雄厚，它拥有不少比较好的产粮区，所谓“呼海巴拜，绥化在外”，“金复海盖，辽阳在外”（注「呼海巴拜指呼兰县、海伦县、巴彦县和拜泉县，今黑龙江省的四个县。绥化是今黑龙江省的一个市。金复海盖指金县、复县、海城县和盖县，今辽宁省的四个县。辽阳是今辽宁省的一个县。“呼海巴拜，绥化在外”，“金复海盖，辽阳在外”，是当地民间俗语，意思是东北地区拥有不少粮食高产区，只说“呼海巴拜”、“金复海盖”就足够了，绥化、辽阳更不必去说它了。——第328页。」）；还拥有沟通各地的铁路和一批大中小城市；再加上我们在解放区迅速建立了政权，抓紧恢复生产建设，发动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充分动员各方面的人力、物力支援解放战争，这就使我军有了一个强大的后方，物资特别是粮食供应有保障，部队可以不断扩充，而且调动起来快，机动性强。

　　第六，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党中央、毛主席为东北局制定了完全正确的工作方针，为辽沈战役制定了完全正确的作战方针。如果按照林彪的打法，主力围困长春不南下，以后占领了义县又不打锦州，而要回师长春，那就不会有辽沈战役，东北的胜利就不可能来得这么大，这么快。

　　总之，战役参加者的作用，战役的组织、指挥，这些对于战役的胜利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林彪作为四野的司令员，在当时正确的地方，我们也不必否定。但是不能只看到这一方面的作用，还必须看到其他方面的作用。只有这样看待辽沈决战，才是全面的，符合历史唯物论的。

　　因此，这本书在编法上要改变一下。可以考虑加进一些重要的历史文件、电报，比如中央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给东北局的指示（注「见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9—1183页）。——第328页。」），东北局一九四六年的“七七决议”（注「“七七决议”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七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的简称。同年七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决议，并作了部分的修正。参见《陈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9—235页。——第328页。」）。还可以加进一些在各方面有代表性的同志写的回忆文章，比如黄克诚、谭政、韩先楚、程世才、彭嘉庆、贺晋年、吕正操等部队干部，张秀山、王鹤寿、范式人、郭峰、赵德尊、张启龙、江华、王首道、李运昌、陈雷、王一知、钟子云等地方干部的文章。还可以请林月琴（注「林月琴，一九一四年生，安徽金寨人。罗荣桓的夫人。——第328页。」）同志写一篇回忆罗帅（注「罗帅即罗荣桓（一九○二——一九六三），湖南衡山人。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等职。一九五五年九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第328页。」）的文章。这样，人们就不仅能够从这本书中看到辽沈决战胜利的经过，而且能够看到胜利的各种基本原因。

　　为了把这本书改编好，可以请几位当时在东北工作的老同志，张秀山、王首道、马洪和韩先楚、刘震他们来主持编辑工作。还可以把这本书的编辑作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一个项目，由辽沈战役纪念馆和它合编。书编好后，要送中央军委、尚昆（注「尚昆即杨尚昆，一九○七年生，四川潼南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第329页。」）同志把关。

　　改编的工作也许要花一两年的时间，不过，只要能把这段历史立全面、立准确，多花些时间是值得的。

　　*注「这是陈云同志的一次谈话。」

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日）
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1）上的发言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日）

　　我同意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同意小平（注「小平即邓小平，一九○四年生，四川广安人。一九七七年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二年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一九八三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后任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年先后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的职务。——第262、283、298、330、351、358、363、379页。」）同志的讲话。我讲几点意见。

　　（一）“文化大革命”对党造成的损害是严重的。有一批老干部（包括军队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这些人虽然也有一定数量，但大家都知道，容易认识。最危险的是党内混进了一批“三种人”（注「“三种人”指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第325、330页。」）。

　　粉碎“四人帮”以后，对浮在面上的“三种人”，在揭批查中清理了一次。但因为各种原因隐藏埋伏下来的“三种人”和他们的“军师”还不少。

　　“文化大革命”中各地都有两派，发生了派性。现在有的领导干部用派性对待清理“三种人”的工作，只清理对立派中的“三种人”，而对自己支持的那一派中的“三种人”不积极清理，这是错误的。

　　“三种人”和他们的“军师”现在表现很“听话”，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对这类人很赏识。

　　这次整党必须把“三种人”清除出党。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因为这些人是党内最不安定的因素，他们彼此间还有联系，若干年后，气候适宜了，他们还会兴风作浪。

　　清理“三种人”，这只是我们要做工作的一半。另一半工作，而且是更重要的一半工作，是必须成千上万地培养、提拔三四十岁的真正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青年干部，把他们提到党和国家各个方面的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只要把党的第三梯队建立起来了，经过十年八载的锻炼，他们就可以成为党的事业的接班人，我们党的领导权就可以保证为马克思主义者所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