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吨钢板，很不合算。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子“洋奴”。
我们要打大的算盘。中国人多，进口化肥设备，进口化肥，增产粮食，出口大米，出口肉类，就是大的加工出口，同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是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这个道理是容易讲通的。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听取对外贸易部负责同志汇报时谈话的一部分。」
工艺品出口问题（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四日）
工艺品出口问题*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四日）
关于工艺品出口问题，我讲几点意见。
（一）今年秋季广州交易会（注「广州交易会即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它是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由中国各对外贸易公司联合举办的一种定期交易会，每年春秋两季各举行一次，简称春交会和秋交会。会址设在广州，所以也称广州交易会，或者广交会。——第225页。」）总成交额仍然是高的，这是好现象。商品的价格有升有平，只有少数商品下降，如特种工艺品。价格下降的原因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内部原因是提价过高而滞销。这样，价格就得重新降下来。这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今后要尽量使价格不要提了再降。
（二）去年秋交会和今年春交会提高出口商品价格是正确的，因为国际市场货币危机，钞票贬值，物价飞涨。某些商品价格提得过高，原因是缺乏经验。这部分商品数字不大，大约一千万美元，主要是特种工艺品。
（三）工艺品是必保的出口商品。为什么？理由有三：一是绝大部分品种货源充足，只是扩大销售市场的问题。二是有关人民生活。在这些商品中，有相当多是农民副业生产和街道居民生产的产品。三是可以积少成多，如草篮价格只有几角钱，但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积起来就多了。不要轻视小商品。
（四）组织货源问题。第一，商品生产量的扩大，一定要适应国际市场销路的可能，当然必须努力推销。第二，要就地取材，生产本地有原材料的东西，还要注意保持传统的老基地。第三，外贸部要有计划地调剂产品的种类和数量。要照顾穷地区。初期收购价不要太高，要照顾地区收入水平，以避免发生重副轻农的倾向。我们是以农业为基础，多种经营。
（五）保持和扩大港澳、日本、新马（注「新马指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第226页。」）市场。千方百计打开西欧、北美、大洋洲和其他市场。
（六）产品重点要放在中低档货和低值易损日用生活品上。销售对象主要是广大工薪阶层。我们要从多销中求得绝对金额的扩大。特种高价工艺品，只有富有阶层买，销售数量有限，这些商品不同于人人都要穿的衣服和袜子。
（七）对已经提价过高的商品，要分别提出对策，或降价或等待。要在打开销路的前提下，照顾中间商。有些商品需要补贴的还要补贴。也要准备降价后，仍然可能卖不出去。
（八）要在扩大销路的前提下，采取灵活的贸易方式。可以开小的交易会，也可以办展览会，边展边卖，作为广交会的补充。再一种方式是平时成交，要给推销商、中间商好处，在价格上使他们有利可图。此外，对某国或某类商品可否独家经售，对有信用的商人可否采取分期付款的办法，也要研究。在这方面，可以冒点风险，准备万一有失。不要一有损失，就不敢做生意，束缚自己的手脚。
（九）提价幅度要力求适当，同时必须瞻前顾后。要避免因提价过高而大幅度降价。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外贸部一般不做零售，必须经过中间商，照顾中间商有极大的重要性。即使这届交易会提价幅度稍低，也能补救，平时成交可以提，下届交易会还可以再提。
（十）必须强调保证和提高质量。但要估计到，新产区提高产品质量有个过程。要准备有些产品一时赔钱销售，打开销路，使产量增加。卜内门（注「卜内门即帝国化学工业公司，是英国的化学工业垄断组织，总公司设在伦敦。——第227页。」）开始销售化肥，先不要钱，销开后再要钱。有些产品外销不行，内销就是了。
（十一）处理工商之间的矛盾，要从扶助生产出发。这要有全局观点。即使一时外贸赔了钱，也是可以的，因为取得了外汇。我们的算盘要打得大一些，钱还在中国，给农民了，没有给尼克松（注「尼克松（一九一三——一九九四），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第218、227页。」）。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听取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负责同志汇报时的谈话。」
对港澳贸易问题（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四日）
对港澳贸易问题*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四日）
今天谈对港澳贸易问题。
港澳是我们目前现汇收入占第一位的地区，也就是进口成套设备和器材所需外汇的重要来源。
对港澳的出口贸易，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有利条件是，食品和其他传统出口品，我们可以占领主要市场，但也有可能被挤掉。不利条件是自由港，竞争剧烈。竞争对手会用低于成本的价格竞销，尤其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对此种不利条件，许多同志还未认识。
应该保证食品出口市场的已有地位。各省应把出口任务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为此，建设和扩大生产基地是必要的。
商品价格必须有竞争性。要大力推销换汇率高的商品，但决不放弃可以推销的换汇率较低的商品，目的是为了多得外汇。
除特殊例外，对同我竞争的外商不让步，例外是哪些，要通盘研究。
对同我合营的商店及代销店必须照顾。同我合营的商店及代销店的店主是谋利的商人，但他们不同于一般资本家。要使他们有利可图，但不能得暴利，
对港澳贸易是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时刻警惕港英方面的刁难。要加强对港澳贸易工作干部的政治教育，使他们有两点自觉性：一是责任重大，二是能经受特殊环境的考验。这种考验有很大的政治意义，机会难得。
*注「这是陈云同志写的在听取对外贸易部负责同志汇报时的谈话提纲。」
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三日）
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三日）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我对天安门事件（注「天安门事件指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是“反革命政治事件”，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九七七年七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郑重宣布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第230、234页。」）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
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我国目前总的形势是好的。虽然有些困难，但这是暂时的困难。只要全党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共同商量，同心同德，经过努力，这些困难是一定会克服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书面发言的摘要。由于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陈云同志的这篇书面发言未能在会议简报上刊登。」
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一致主张，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我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
华主席（注「华主席即华国锋，一九二一年生，山西交城人。一九七六年四月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同年十月，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他和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后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一九八○年九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接受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的请求。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鉴于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所犯的“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第232、243页。」）说，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以考虑和决定。例如：
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注「一九三六年，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指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对此，中共中央早已有过结论，没有当作问题。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康生、江青等人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于一九六七年三月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定为“叛徒集团”。这是一起重大的错案。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为这一错案作了彻底平反。——第232页。」）。他们出反省院（注「反省院是国民党政府迫害和诱降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的一个反动机构。——第232页。」）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的第三条规定：“凡在狱中表示坚定坐满刑期，送到反省院的同志，照例要办自首手续，或填一般反共自愿书，才能出狱。如他们曾经组织允许填写这类文件后出狱的，得恢复其组织。如具有上述情形，但未经组织允许者，经过工作中考察后，亦得恢复其组织。”——第232页。」）这个文件，是我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长（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以前作出的，与处理薄一波同志等问题的精神是一致的。我当时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后来根据审查干部中遇到的问题，在一九四一年也写过一个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以恢复党籍的决定（注「指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过去履行出狱手续者（填写悔过书声明脱党反共）暂行处理办法》。这个暂行处理办法的第二条规定：“共产党员在被捕后，毫无叛党行为，仅仅在刑期满后或交保释放时由自己或家属填写过’悔过’’自新’一类文件作为出狱手续，而在出狱后仍然坚决革命，并未改变其革命本质，并未对革命发生动摇者，虽在当时中央并无允许履行这类手续之决定，应视为实质上并未叛变。因此出狱后经地委以上审查和认可之后，已恢复党籍者仍然不变，未恢复或恢复后又被开除者，则在本人要求恢复时可恢复其党籍。但在党表上应登记此种出狱情况，以区别于过去拒绝履行出狱手续坚持无条件出狱者。”——第233页。」）。这个决定与“七七决定”精神是一致的。这个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我认为，中央应该承认“七七决定”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