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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书查良镛觉得太深刻而锋锐了，没有引起多少内心的共鸣。他读了雨果的《悲惨世界》，是苏曼殊不完整的译本，虽只是片段，但给了他强劲无比的震撼，觉得其文学价值远远在他喜欢的另外两个法国小说家大仲马、梅里美之上。①
联高学子的课余生活很活跃，爱好戏剧的组成剧社，爱好音乐的结成音乐社，还有爱好美术、摄影的，还有制造肥皂、甘油的。查良镛的爱好是读书、围棋还有写作，当时校内各班级学生可自由编写壁报，为他提供了用武之地。
查良镛一直很喜爱唐人的一篇传奇《虬髯客传》，认为虎虎有生气，可以看作是我国武侠小说的鼻祖。他就在图书馆查参考书，写了一篇《虬髯客传的考证和欣赏》，主要考证该传的作者是杜光庭还是张说，因为典籍所传，有此两说，结论是杜光庭说证据较多。此文在壁报上登出，教高三的国文老师钱南扬是研究元曲的名家，对此文颇加赞扬。小孩子学写文章得到老师的赞好，他深以为喜。
①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280—281页。
1940年，查良镛在壁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却差一点被开除。
有一天课余，联高忽然人头挤挤，有数十人围着图书馆外走廊上的壁报，前排有人高声朗诵，后面听的无不拍手称快。原来壁报上登了《阿丽丝漫游记》一文，描述阿丽丝小姐千里迢迢来到联高校园，兴高采烈遨游东方世界之际，忽见一条色彩斑斓的眼镜蛇东游西窜，吐毒舌，喷毒汁，还口出狂言威吓教训学生：“如果……你活得不耐烦了，就叫你永远不得超生……如果……”眼镜蛇时而到教室，时而到寝室，或到饭厅，或到操场，学生见之纷纷逃避。文章的作者就是查良镛。①
查良镛从小喜欢沈从文的作品，很可能读过《阿丽思中国游记》，也可能读过赵元任翻译的英国儿童文学作品《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联高学生一眼就能看出“眼镜蛇”影射的是训育主任沈乃昌，此人戴一副眼镜，“令人讨厌，不近情理”，平时讲话总是带着“如果”二字，学生背地里叫他“如果”。“有些男同学和女同学经常来往，也不是恋爱，不过是亲密一点，就给开除。还有同学在休息时间下下围棋，训育主任也不许，还把围棋没收。大家都敢怒不敢言。”学生们平时像躲瘟神一样躲着他。壁报前的人越聚越多，《阿丽丝漫游记》立马传遍了整个联高校园，也传到了训育主任那里，这下他闯祸了！
训育制是国民党一党专制下的特殊产物，推行党化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早在1929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就制定了《中小学训育主任办法》，开始实施训育制。日寇大举入侵后，大片国土沦丧，大量学校或关闭，或流亡，训育制受到了削弱。1939年1月，国民党再次制定《训育纲要》，决定在全国各地学校普遍推行训育制，每个学校的训育主任（大学叫训导长）必须是国民党内“忠实的同志”，任大学教授或专科学校教员二年以上并“卓有成绩，学望品行足资表率”者，经审查合格方可上任。①杭、嘉、湖等地沦陷，省教育厅搬到了丽水山区，厅长许绍棣只能抓住几所中学，派训育主任就是主要手段。1939年四五月间，联中高中部就发生过驱逐训育主任沈咸震的事件，教育厅强令开除钦本立等七名学生，经校长张印通等申请，才改为退学。
① 叶炳炎《查良镛在联合高中》，浙江省文史研究馆编《两浙轶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64—65页。
继沈咸震之后，教育厅任命34岁的沈乃昌为联高的训育主任，同时负责教公民课。沈是江苏盐城人，毕业于东吴大学法科，到联高之前曾为江苏省立扬州中学训育主任、国立广东法科学院和中山大学讲师。他以“如果”的口吻教训人，做学生的思想检查官，到处监视学生的一举一动，学生视他如蛇蝎，难怪查良镛以“眼镜蛇”喻之，一时大快人心。训育制、训育主任为学生所讨厌，不仅是在联高。查良镛一时兴起，借阿丽丝之口说出广大学生心里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完全是童言无忌，少年人的一股冲动，没有考虑到后果的严重。
这是查良镛一生遭遇的最大危机之一，一旦被学校开除，将不但失去继续求学的机会，连吃饭、住宿都会发生问题，“那是生死系于一线的大难”。张印通校长极力为他争取较轻的处分，但权力凌驾在校长之上的训育主任一定要赶他走，校长也无可奈何，只能勉力将“开除”改为“退学”，并努力帮他转学，同学余兆文也帮他一起办理转学手续。
六、“石梁静岩夜夜心”
离开碧湖，翻山越岭，穿过松阳、遂昌、龙游，查良镛来到衢州石梁镇，这是1940年7月。②他肩上挂着一个大书袋和简单的行李，手中捧着两盒围棋。同学江文焕、王浩然把他接进宿舍，几天相处下来，意气相投，他们同情他的困难处境，很快就把他当作新的知己了。
① 江沛、纪亚光《毁灭的种子——国民政府时期意识形态管理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147—148页。
② 何因《金庸与衢中》中说：“1940年至1942年上半年，他在下静岩衢中高中部求学。”《衢州与历史名人》（《衢州文史资料》第12辑），1996年10月，199页。衢州中学保存着他的学籍表，“浙江省立临时联合高中肄业”，“民国廿九年七月”入学。
衢州中学创办于1902年，时为浙江省立第八中学。抗战爆发，衢州遭到日机轰炸，衢中先从城内府山下临时搬到东乡，1938年再搬到西乡石梁镇落下脚来。石梁人口不足一千，在衢州城西北约二十里，中间一片平坦，四面的群山怀抱着石梁的烟树人家。
衢中有初中、高中、师范及附小，最多时四十多个班级，分散在石梁镇和上、下静岩村。高中部设在阡陌纵横、翠岗萦抱的下静岩村。一切因陋就简，借用民房的厅堂、大院或祠堂、庙宇做校舍，临时搭建了一排一字形的教室，以箬叶为顶、竹泥为墙，操场就修在溪滩边。因教室和师生宿舍散落在石梁附近上、下静岩等小村子里，上课、下课与起床、就寝都靠吹军号，镇上架起一个数丈高的军号台，司号员在台上以不同的号谱向东、西、南、北各个方位发出信号。
那时的物质生活非常艰苦，床板由几条竹片编成，课桌、课凳是用长木条搭成的。吃的是糙米饭及缺油少盐的甜菜、萝卜，很少吃到豆腐，一周改善一次生活，每人也只是几小片薄薄的猪肉。晚自修没有电灯，每个教室只有一盏汽油灯，煤油紧张时，连汽油灯也点不上，两人乃至四人合用一盏清油灯。
全校男同学一律剃平头，女同学发长不得过耳。穿的是齐一的校服，初中和简师学生着黑色制服和黑学生帽，高中学生着黄卡其制服和黄学生帽，他们唱着有力的校歌：
三衢要冲，九峰巍立，万壑争流水滔滔，聚千百英豪修学励行习体操，适应抗战中需要。狮子般力量，骆驼般精神，勇猛、沉着，钢铁般意志，陶冶、训练、不屈不挠，哪怕世界狂涛，哪怕顽敌凶暴。同学们，增进智能，负起责任，期把我国家重新建造。
查良镛与江文焕、王浩然三人成了“三驾马车”，经常出没在静岩的道路上。他们三人天天同出同进，宿舍的床位连号，教室的座位基本上排在一起，吃饭也在同一张桌子。有时夜自修下课后，他们到小店加餐，三人同吃一大盘炒年糕或炒面，吃得津津有味。查良镛比江文焕小好几岁，称他为“焕哥”。只要天气允许，晚饭后他们常常一起散步，沿着溪旁通往衢州城的大路徐徐前进，欣赏落日余晖下田间和山野的风光，笑声朗朗，消除一天来学习的疲劳。
石梁静岩夜夜心
那时，围棋名家汪振雄在桂林主持围棋研究社，查良镛从千里之外写信求教，前后通过几次信。汪先生笔力遒劲，每次来信很少谈围棋，总是勉励他用功读书。①课余时间，他常与江文焕、王浩然等同学下围棋。他教王浩然下围棋，耐心地讲金角、银边、草肚皮的道理。有时下棋不服输，他们也会追追打打闹着玩。②
七、《一事能狂便少年》
查良镛也是一名体育运动爱好者，体育毕业成绩是82分，军训成绩75。2分。他平时最喜欢打排球。在几届校运动会上，最后的一项“高中男生武装负重赛跑”，他总是第一个冲刺到终点。③
衢中的体育课不限于田径和球类练习，每星期还有一次爬山比赛，白云山、东山尖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在白云山上俯视石梁镇，田野、丘陵连绵，一片郁郁葱葱，石梁河缓缓流过，溪水如带，环绕着茅舍瓦屋，炊烟袅袅，恍若战火中的“世外桃源”。衢州城外的烂柯山也成为他们假日游玩的好去处，群山盘亘，主峰如一座巨大的石梁，蔚为壮观，繁花萝藤，目不暇接。《射雕英雄传》中一灯大师在湘西的隐居处，依稀就是这里的景色。
学生每天都要写一篇自拟题目的短文，日记簿由学校统一印发的“土报纸”制作，级任老师要批改。抗战时期衢中有一个阵容强大的国文教师群，王西彦、袁微子、陈康白、陈友琴、曹百川、张厚植、方光焘、屠伯和、何植三等先后在这里任教。查良镛的语文成绩比碧湖时要好，几个学期的考试成绩为85分、83分、88分、86分，毕业成绩为83。9分。每当作文课，他都是当堂第一个交卷，获得最佳评分，作文发下来，大家争相传阅。
图书馆尽可能地为师生提供参考书籍，每逢星期六下午或星期日上午，学生常常到石梁校本部图书馆借书和还书。校图书馆藏书颇丰，有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查良镛最爱借其中的世界名著——
① 金庸等《三剑楼随笔》，38—39页。
② 王浩然《难忘金庸在衢州中学的日子》，《衢州日报》2004年11月2日。
③ 《衢州与历史名人》（《衢州文史资料》第12辑），1996年10月，200页。
金庸在衢州中学的学籍表
金庸在衢州中学的学习成绩表
在衢州中学的两年，是我最快乐、最难忘的时光。尽管当时读书条件很艰苦，但衢州中学的老师对我很好，学习氛围也很浓，我受益很多。我当时在校图书馆借阅了许多书籍，特别是《万有文库》中的古今中外名著。
学校设有阅报栏，订有金华出版的《东南日报》。《东南日报》在浙江、江西、福建乃至西南拥有十几万读者，陈向平长期主编的副刊“笔垒”，与《大公报》桂林版的“大公园”副刊被秦牧誉为“东西双星”，吸引着衢中师生。
1941年9月，衢中学生自治会创办了一个四开的旬刊《驼铃》，在石梁镇的一间印刷作坊石印，字迹清晰，编排设计很有特色，有小品，小评、小通讯、小报道、小记事、小打油诗，甚至有“厕所文学”等，可惜只出了四期。在这样的环境中查良镛无疑如鱼得水。9月4日，他在《东南日报》“笔垒”副刊发表《一事能狂便少年》，用的是老师给他取的笔名“查理”，标题来自前辈同乡王国维的诗句——
去年，我的一位好友被训育主任叫到房里去，大大地教训了一顿。训到末了，训育主任对他说：“你真是狂得可以！”
是王国维先生说过罢：“一事能狂便少年。”狂气与少年似乎是不可分离的。他不能勉强自己赶快增加年龄，于是，暑假后不得不换了一个学校。
这位友人是那些有着火热的情绪的人之一，他做起各种事情都像在拼命。而使他成为我最亲密的友人的，正由于这种性格。因为狂气固然会使保守者感到非常愤怒与厌恶，而冷静同样要使狂气十足的人觉得万分地不可忍耐。对于这个，我和安德雷·马罗斯有着相同的见解：“其间发生的误会与不幸，应当归罪于人类的天才，胜于归罪于个人的恶德。”所以我不愿意使自己对这位训育主任有什么不敬的意见，因为我知道我和他几乎相差三十岁的年纪。这种差异是不可超越的。我只以为放弃教育手段而勉强别人增加年龄是一件不值得赞美的事情，并且狂气也不是同他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非常要不得的东西。
“狂气”，我以为是一种达于极点的冲动，有时甚至于是“故意的盲目”，情情愿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