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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的《明报》编辑会议记录表明，朱玫常以“查太”身份出席，有时称“查社长夫妇”，有时称“查社长、查太”。③《华人夜报》创刊，朱玫担任社长，之后还是《明报晚报》的采访主任。1969年5月20日，《明报》十周年报庆，在文华酒店举行宴会，她身着玫瑰红的礼服，烫头发，满有精神地与丈夫一起出席，迎接嘉宾。在合影时，他们夫妇和沈宝新夫妇坐在一起，一对小儿女传侠和传诗蹲在他们前面，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庭。
1976年1月《明报月刊》十周年，金庸写下《“明月”十年共此时》，回忆“明月”初创，“我妻朱玫每天从九龙家里煮了饭，送到香港来给我吃”，笔下充满温情。此时，《明报》已稳居香港大报地位，明报王国颇具规模，他们的婚姻却出现了裂痕，最终走向离婚。朱玫很能干，对工作很认真，甚至有点固执，两人时常因为工作大吵，或许伤了查的自尊心，于是出现了婚外情。①“十元小费”结束了一段曾同患难的婚姻，缔结了另一段共富贵的姻缘。
① 《我与大公报》，179页。
②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8页。
③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88—289页。
当时《明报》的社址，是设在北角英皇道。
金庸在报馆做得累了，就最常去附近的一间餐厅饮杯咖啡，提一提神，松弛一下筋骨。这间餐厅就在北角“丽池”附近，金庸每日都会“到此一游”，是餐厅的熟客兼老主顾。
一日，金庸又如常去这间餐厅喝咖啡，突然有位年轻貌美的女侍应趋前，问他是不是金庸，他说是，大家就闲聊了数句。
结账时，金庸额外给这位女侍应十元小费。这位女侍应当然受宠若惊，因为当时物价，十元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女侍应立即截住金庸，要将十元还给他。
女侍应说，金庸是文人，靠写稿维生，赚钱是相当辛苦的，所以那十元小费，她一定不会要。金庸听罢，满心欢喜，因为想不到这位女侍应年纪轻轻，却说出这番话来。之后他们就交了朋友。
想不到这十元小费，影响力这么惊人，不但缔造了金庸另一段情缘、另一段婚姻，亦改变了金庸与妻子朱玫的一段夫妻情。
据闻，金庸与这位女侍应感情发展一日千里，其后更在跑马地共筑“爱巢”。
朱玫最初还蒙在鼓里，后来却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发现丈夫有外遇。金庸习惯每晚返《明报》写社评，但有段时间却甚少出现在报馆，只是叫一位后生将他写好的稿送去《明报》编辑部。
朱玫发现此事，就追问这位后生去哪里取稿。后生见无法隐瞒，便和盘托出，表示金庸叫他去跑马地取稿。于是朱玫叫这名后生带她去跑马地，终于发现了这个“秘密”。
当然，这段婚姻亦出现了危机，挽救不了，离婚似乎是最后要走的路。
有传说指是金庸主动提出离婚，但朱玫也提出两大离婚条件，才肯答应跟金庸离婚：一是金庸付一笔钱作为补偿；二是该女侍应要去扎输卵管，才可与金庸结婚。
①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113页。
《明报》创刊十周年时，金庸与朱玫等合影
朱玫要这位女侍应扎输卵管，是为她的孩子着想。因为朱玫跟金庸已生了数名子女，若女侍应又有孩子，她的子女一定会被忽视，所以金庸与女侍应一定不能有孩子。
据说金庸答应了这两个条件，之后便与朱玫正式离婚。①
这些传说或许无法得到确证，离婚的原因也很复杂，离婚则是事实。罗孚说：“朱玫协助他创业，尽了很大的力。她人很能干，帮他做了很多事情。跟他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就不是很清楚。”②“他与朱玫离婚，得不到好朋友们的谅解。”林燕妮说朱玫“也属性刚之人”，《明报周刊》总编辑雷伟坡结婚，在郊外举行婚礼，她也到场祝贺。金庸问：“要不要我送你回家？”朱玫只回以淡淡一句：“不用了。”③
朱玫在孤独和凄凉中度过后半生，有时会到英国去住，据说那里有她的亲戚。1995年前后有人看见她在港岛铜锣湾的街边卖手袋。有人告诉金庸，他表示不至于。④他说：“我一直想接近她，想帮助她，她拒绝，她不愿意见我，我通过叫儿子去照顾她，她也不愿意见到，她情愿独立。”⑤
1998年11月8日，朱玫因肺痨菌扩散病故于香港湾仔律敦治医院，享年63岁，身后还有相当多的财产留给了三个子女。而替她拿死亡证的，既不是她的前夫，也不是她的儿女，而是医院的员工，晚境之凄凉令人唏嘘，与金庸晚年的风光更是构成了巨大的反差。
多年后，金庸说，如果可以补救的话，他希望可以对亲人好一些，对朋友好一些。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脸带愧色地说：“我对不起朱玫……”他对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说过：“我作为丈夫并不很成功，因为我离过婚，跟我离婚的太太有一位，我心里感觉对不起她，她现在过世了，我很难过。”
① 杨莉歌《金庸传说》，189—190页。
② 陈朝华主编《最后的文化贵族——文化大家访谈录（第一辑）》，266页。
③ 林燕妮《偶像画廊》，7页。
④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114页。
⑤ 《杨澜访谈录》2007Ⅱ，参见刘国重新浪博客《金庸的德行？》。
⑥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9页。
三、阿May
能与亿万富豪金庸白头偕老的女子叫林乐怡（洋名叫阿May），即金庸的第三任也是现任妻子。她认识金庸时才十六岁，比金庸小二十多岁。他们俩是在扎角丽池一间酒店里擦出爱的火花的。林姑娘那时是那家酒店的侍应。那天，金庸刚与第二任妻子吵过一架，正失意至极，就到那家酒店闷坐。金庸引起了林姑娘的注意。林姑娘想请失意的男人吃碗面，而那失意的男人也因此注意上了林姑娘。一见钟情，二人四目，相投不分。这就对不起朱玫了，再离婚，再结婚，并送小娇妻到澳洲留学。①
与金庸很熟悉的女作家林燕妮说：
他一共有过三位妻子，第一位结缡于微时，未有子女便分手。第二位朱梅（玫），是与他共同打江山的女强人，美丽能干，他们生下两儿两女。也许英雄见惯亦寻常，婚姻中少了互相欣赏，再加上其他原因，终于分手了。
……现任查太比查先生年轻二十七岁，查先生最爱美人，现任查太焉能不好看。
她劳名林乐怡，长得很清秀高雅，但亦相当害羞，很怕见报，跟孩子们相处倒是很融洽的。②
但据欧阳碧的推算，两人的年龄应该相差三十二到三十四岁。1986年她进入《明报》工作，做过一年多报纸检查的工作，每天都要到七楼给金庸送报告，有一天秘书小姐告诉她：“查太来了，跟查先生在里面。”接着，她看到金庸和一位非常年轻漂亮的女子出来，她礼貌地称呼：“查太……”金庸马上笑眯眯地说：“不用叫她查太，叫她阿May就可以了。”这是她们第一次见面，那时阿May未满30岁，以后在有些饭局上她们会见面，比如与王光英夫妇吃饭那次，阿May的国语不是太好，他们之间谈天常用国语，阿May在旁边静静地听，一般不会插话，听不懂时会问身边的丈夫，金庸会停止谈话，用广东话小声讲给她听。在欧阳印象中阿May很直爽，没有老板太太那种骄横和颐指气使。有一次她到七楼的老板办公室，阿May也在，两人正在谈论去英国旅行的事，金庸交代了一句，有事先出去了，这时阿May竟跟她说：“我说去伦敦应该去看看朱玫，他不愿意。人家其实人挺好的，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口气中带着一些埋怨。现任妻子不满丈夫不去看前妻，这样的事欧阳碧还是第一次见识。她认为这只能说明阿May性格爽朗，毫无心机。①
① 船海《金庸鲜为人知的一面》，《名人传记》2000年第7期，26—27页。
② 林燕妮《偶像画廊》、7页。
记者问及金庸和现任太太林乐怡“怎样维系良好的夫妻关系”，他坦言：“也没什么。平时她什么都很迁就我，到她发脾气时，我便忍住不回嘴。跟她的关系不算特别成功，又不算很失败，和普通夫妻一样啦。”他说林乐怡最喜欢的他的作品是《白马啸西风》，“因为她觉得很伤感。女人感情都比较丰富”。②
金庸对陶杰（曹捷）也说过：“夫妻之间是生活沟通，而不是思想研讨。想避免冲突，就少说为妙。夫妻之间不一定要兴趣相投，而是双方留点儿空白，彼此都有自己的空间。我太太喜欢澳洲，但我不喜欢……我看的英国书多，受那边大学的影响也深。我也喜欢法国、意大利，每次去这些国家就去瞻仰古迹。这种心情又跟我回内地一样。但中国文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有如血管中流着的血，永远分不开的。”问他如何经营“忘年之交”的婚姻，他笑着说：“虽然例子不多，但还是可以的，最重要的是互相尊重。”太太很照顾他的生活起居，非常注意他的饮食，不准他吃这吃那，而他也能欣然接受。除了饮食之外，他的居家都是由他太太来装饰，美轮美奂，用心及智慧都反映在那里。
①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107—108页、111—112页。
② 《金庸还是个性情中人》，《杭州日报》2002年9月4日。
1986年圣诞节，《明报》在香港中环一家茶餐厅举行联欢会，有两百多人参加，人来人往的，他们夫妇和《明报》高层人员被安排在“主席台”，台上的人有点拘谨，而阿May手拿一个“卷蛇”玩具，正放在嘴上吹，不吹的时候要卷起来，吹起来里面充满空气，像个圆纸棍。她不断地吹，而且当众将“卷蛇”尾巴对准老公的脸，一下一下地吹，如入无人之境，而金庸像个宽厚的长者，微笑着轻轻推开她的手。后来他干脆也拿了一个“卷蛇”，一下一下地吹起来。这一幕给亲眼目睹的欧阳碧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阿May那种活泼爽朗的性格，就像天真的小女孩跟父亲玩耍一样，完全不顾及她的老板娘身份，也不在乎周围那么多人的注视。①
金庸有一次请温瑞安等人吃饭，饭后他们夫妇要走过街口去坐另一部车子，也许是因为骑楼太暗，水泥地太滑，他们夫妇一度想牵手，但又没有牵成。“或许是因为我们的车子正在后头。两人不知怎的，忽然都有些不好意思罢，那欲牵未牵的手，始终没有牵成。”看到这一幕，温瑞安在车上哈哈大笑起来。那天下午，金庸带温瑞安上了他家的游艇，温问他：“这游艇有没有名字？”他笑答：“本来没有，要叫就叫作‘金庸号’吧。”温看这游艇的气派装潢，少说也价值一百万港币吧。时近下午，他们到甲板上晒太阳，他太太阿May和女儿则下海游泳。②金庸说：“我现在这个太太不是他们的母亲，但大家相处得很好。”在《明报》女编辑欧阳碧眼中，阿May跟两个女儿年龄接近，虽是继母，却不像是母女，倒像是姐妹。她们又说又笑，有时声音太大，反要丈夫喝止。③
四、长子查传侠
1976年10月，金庸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大儿子查传侠自缢身亡，这成为他心中永远无法弥合的伤痛。他痛苦地回忆：“我记得接到大儿子在美国过身的消息后，好灰心，好难过，但那天还要继续在报馆写社评，一面写就一面流泪，一直都很伤心，还是要写。”之后，他亲自去美国，把儿子的骨灰捧回香港安葬。儿子的自杀也成了他信奉佛教的直接原因。当时他正在修订《倚天屠龙记》，几个月后他在后记中写下这番话：
①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115—116页。
② 翁灵文等《谱子百家看金庸》三，141、153页。
③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118页。
金庸在1986年《明报》圣诞晚会上
金庸夫妇与王世瑜
……这部书情感的重点不在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男子与男子间的情义，武当七侠兄弟般的感情，张三丰对张翠山、谢逊对张无忌父子般的挚爱。
然而，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也太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一句“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写不尽他心中的至痛与伤心。1961年，金庸写《倚天屠龙记》时，对于“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还没有切身的生命体验。1977年3月，他提笔写下这些文字时，离查传侠自杀不过短短五个月，伤口犹新，创痛宛在，所以语含至痛。中年丧子，那是真实人生最深的不幸。
但是，他认命了，因为早有相士告诉过他，命中只有一子。早年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