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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下午，胡先生与谢润身兄及我谈到工作问题时，问及我本来学什么，我说“外交”。他说：“外交不是根本的学问，以后当多看一点历史与经济的书籍。”这句话我依照做了，而且已得到很多好处。后来谈到美国人，他说：“肤浅，肤浅，英国人要厚实得多。你不要看美国现在不可一世，不出五十年，美国必然没落。这种人民，这种作为，决不能伟大。”近来看了一些书，觉得胡先生这句话真是真知灼见，富有历史眼光。
去年，也是在这个季节，也是这种天气，胡先生离开香港。我站在报馆宿舍门口，看着他一步一步走下坚道的斜坡。临别时他说：“再会。”我问他：“胡先生，你就会回来么？”他说：“就会回来。”说了淡淡地一笑，我从这笑容中看到一种凄然的神色，我立在门口呆了许久，心中似乎有一种不祥的对命运无可奈何的预感。果然，他永不会再回来，这些话也永远不会再听到了。②
① 寿充一（1908— ）名昌，浙江诸暨人，1948年随胡政之参加《大公报》港版复刊，任经济组组长。
② 王瑾、胡玫编《胡政之先生纪念文集》，2002年自印本，33—34页。
谢润身退休之后移民美国，活到百岁。对于胡政之“不出五十年，美国必然没落”的预言，梁羽生说了一句不无玄机的话：“像胡政之这样的智者，思想敏锐，论断往往超前，预测失准，不足为病。天道周星，物极必反，只争迟早而已。”①
三、梦断京华
隔着浅浅的深圳河，到处是枪炮声，孤悬南国的香港在英国治下，没有直接置身大时代的天翻地覆之中。1949年是条分水岭，一个时代无可挽回地消逝。和香港向往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查良镛为内地的政权转移而兴奋，他和几位朋友约了当时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到太平山上茶叙，提出在香港办一本杂志，向海外宣传“新中国”。这位负责人认为意见很好，答应向北京反映请示，但从此再无下文。②
查良镛先后在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东吴大学法学院学习过国际法，新旧交替，有很多值得分析的敏感问题，他尝试用自己的外交知识、国际法知识对时事作出评论。当年6月间，他写了一篇关于“承认”问题的文章，在《大公报》发表。
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全体职工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11日，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衡阳铁路局发表声明，“前粤汉、湘桂黔及浙赣各区铁路局所辖铁路存港器材、物资、汽车、款项均为人民国家所有”。14日，资源委员会驻香港全体员工宣布起义。台湾方面也派叶公超等人到香港处理这些财产，双方发生争执。11月18日、20日，查良镛的六千字长文《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分两次在《大公报》刊出，他依据国际法知识——主要是英美法院的判例和英美法学家的著作，论证这些海外资产应当归属新中国所有。透过“国民党反动派”“毛主席”“新中国”等用词，不难看出他当时的立场。
他这篇略显冗长的论文，在香港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应，译成日文后，却意外地得到当时还在日本的国际法专家梅汝璈的赏识。
梅曾担任东京国际战犯法庭中国首席大法官，参与过对战犯东条英机等的审判，是一位享有国际声望的国际法学家，当时还在东京。查良镛的国际法论文引起了梅的注意，梅觉得这个青年人是可造之才。不久这位国民党籍的国际法专家应邀回国，出任政务院外交部顾问。
① 梁羽生《胡政之·赞善里·金庸》，《明报月刊》2002年10月号，41页。
② 东西《永远“前进”的金庸》，《开放》2012年7月号。
梅汝璈发现新生的政权外交人才奇缺，具有外交和国际法方面专门知识的人才稀有，他想起了香港的查良镛，便电邀他北上去外交部做他的研究助理，连续从北京发来三封电报。这是查良镛意想不到的。他青年时代的外交官之梦，虽然只是一个梦，却一直藏在他的内心深处，梅汝璈的电报再次搅动了他的内心，他激动、兴奋，带着几分神秘的向往。“年轻人得到一位大学者的赏识，毫不考虑地就答应了。”
1950年，查良镛向《大公报》辞职，满怀着做外交官的希望，只身北上来到北京。这是他第一次踏上这个历朝故都，也是第一次来到北方。梅汝璈见到他也很高兴，但他能否顺利进入外交部工作不是梅先生这个顾问能决定的。梅建议他先去找周恩来的助手、外交部的实际负责人乔冠华（时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他对乔冠华并不陌生，早年就在重庆《新华日报》上读过乔的国际评论。1946年至1949年，乔是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常以“乔木”的笔名在《华商报》上发表国际问题评论。《大公报》左转后，乔有时到《大公报》与他们座谈，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他们算得上“熟识”。南京解放前夕，查良镛在会上问乔：“乔木先生，将来全国解放后，香港和澳门问题怎样处理？”乔用手指轻弹茶杯，想了一想说：“反对中国人民的，主要是美国政府。我们以后的重要工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据我个人看，香港的现状是否保持，要看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不是有利而定。各国帝国主义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但我们不能够一下子将全世界所有的帝国主义者都打倒了。”乔冠华对香港前途的这番分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①在查良镛眼里，乔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对自己印象也很好。他以为外交官之路已铺在脚下，抱着满心的期待。
想不到等待他的完全是另外的结局，乔冠华直言相告，北京确实需要他这样的人，但外交部是一个特殊机构，政治要求很高，工作人员必须根正苗红，能经受各种严峻的政治考验。他的家庭出身按当时的阶级划分属于地主，他本人又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上过学，这种背景使他不能进入外交部。乔主张他先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工作一段时期，将来再转入外交部。
① 金庸《谈》，《明报》1963年4月26日。
当外交官是他多年的梦想，他年轻时企盼周游全世界，所以产生了这个念头，高中毕业后他到重庆考取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战后到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读国际法，都与这个志愿有关。乔冠华的一席话无疑给他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这是他第一次与红色政权打交道，他清楚以他的出身背景已不可能圆外交官之梦。“乔先生是一番好意，但我觉得人民外交学会只做些国际宣传、接待外宾的事务工作，不感兴趣。”①
查良镛还找到了长期在《大公报》工作、时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秘书的杨刚，杨刚也建议他先去革命大学或人民外交学会工作。②
他愈想愈不对劲，对进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再乐观。他的思想行为都已是“香港式”的，对共产党也不了解，未必能入党。而一个党外人士肯定不会受到重视，恐怕很难有机会作出贡献。乔冠华跟他说，如果他真心“为人民服务”，一定要入党。当时他是很拥护共产党的，可是又怕党的“铁的纪律”，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决定放弃。
外交官之梦断了，他感到留在北京已无意义，于是辞别梅汝墩和乔冠华，返回香港。但他对乔冠华的尊敬依然，并无一丝怨言。二十多年后，时任外交部长的乔冠华以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登上联大讲坛，查良镛在《明报》发表过《乔冠华演辞有才气》等社评：
乔冠华演辞的主要内容不脱中共一般文告声明的范围，但有一些说法却具有个人风格，表现了独特的才华。他是文人出身，以写国际问题分析文章知名，这篇演辞中偶尔也显露了若干他昔年文字中的光芒。
①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95页。
② 《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谭文瑞（池北偶）给严晓星的信，见严晓星《指谬》，《人物》1999年第1期，144页。
晚年回首，想起外交官之梦的破灭，他不仅不感到遗憾，反而觉得未尝不是好事。他说这一生过得自由自在、随心所欲，不必受上司指挥和官职的羁绊，行动自由、言论随便，生活自由舒服得多，对做外交官不再羡慕。
四、父亲的噩耗
查良镛重回香港，回到《大公报》做国际电讯翻译和编辑，《大公报》内有地下党员向新华社香港分社报告，请示如何对待他的去留问题。主持香港“爱国报刊”统一战线工作的负责人说，大陆、香港来去自由，这样的人才在香港别的报刊机构求之不得，我们当然要留为己用，由《大公报》领导决定就是。
1951年4月26日，查良镛父亲以“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的罪名在故乡海宁被处决。噩耗传到香港，他哭了三天三夜。他少年丧母，此时又痛失父亲，伤心了大半年。①
当时，千千万万的人因“地主”这个阶级定性丧失了生命。山东南下的解放军进入海宁，查家是当地有数的名门望族，虽然历经日本入侵之后已没有多少产业，但要评为地主还是绰绰有余的。查枢卿被定为“反动地主”，遭枪决，家产全部没收。梁羽生的父亲陈信玉也有相同的命运，在广西蒙山县被处决。②
几年后，查良镛想起父亲送他的一本书，在《圣诞节杂感》一文中说：
我不是基督教徒，但对这个节日从小就有好感……在中学读书时，爸爸曾在圣诞节给了一本狄更斯的《圣诞述异》（AChristmasCarol）给我。这是一本极平常的小书，任何西书店中都能买到，但一直到现在，每当圣诞节到来的时候，我总去翻来读几段。
① 金庸《月云》，《收获》2000年第1期。关于他父亲被处决的时间，他弟弟查良钰回忆，“1950年我父亲查枢卿被作为‘反动地主’在家乡受到镇压”。《人物》2000年第7期，117页。
② 1986年《团结报》简讯：“最近，广西壮族自治区蒙山县人民政府在复查1951年的一件老案时发现，蒙山县文圩乡屯治村的陈信玉（他是香港《大公报》撰述员、香港新派武侠小说家梁羽生即陈文统先生的父亲）被错误‘镇压’。梁父之死实属冤枉。为了挽回影响，蒙山县人民政府在查证确凿的基础上为此事发出专门文件，给陈信玉平反，恢复名誉。”转引＇澳＇刘维群《梁羽生传》，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363页。
……
狄更斯每一段短短的描写，都强烈地令人激动，使你不自禁地会眼眶中充满了眼泪。……这本薄薄的小说中充满了多少矛盾和戏剧、多少欢笑和泪水呀！兄妹之爱、男女之爱、父子之爱、朋友之爱，在这个佳节中特别深厚地表现出来。①
丧父之痛、父子之爱，一直埋藏在他心底，尽管他表示，“这是大时代翻天覆地大动荡中极难避免的普遍悲剧”。
1985年7月22日（此前一个月，6月18日金庸被正式提名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海宁县委、县政府、嘉兴市委统战部、市侨办联合组织调查组，对三十多年前的查枢卿案进行复查，发现是错案、冤案，由海宁县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查枢卿无罪，予以正式平反。1988年，他亲笔给浙江地方领导写了一封“感激异常”的信：
大时代中变乱激烈，情况复杂，多承各位善意，审查三十余年旧案，判决家父无罪，存殁俱感，谨此奉书，着重致谢。②
查枢卿被枪决后，顾秀英独自抚养子女，备历坎坷。1958年，无柴无粮，她卖了所住的两间老屋，被诬为“地主婆要反攻倒算”，遭到三天三夜毒打。回到家，她对卧怀痛哭的儿女说：“什么苦我都能忍受，只盼着养大你们，有书念，对得起你们早死的父亲。”③
① 金庸等《三剑楼随笔》，148、149页。
② 1996年5月5日出的《秀州书局简讯》第40期说，《嘉兴日报》曾就金庸的父亲作过报道：“金庸的父亲查枢卿1951年4月26日以‘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罪被处决。1985年7月22日，海宁法院发文撤销原判，宣告无罪。查枢卿‘罪行’均失实，属错杀。1988年，金庸从香港致信浙江省副省长徐起超致谢。金庸将落实祖传私房政策的16000余元捐给母校龙山小学（今袁花镇小学）。”范笑我《笑我贩书》，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61页。
③ 顾秀英活到1989年去世，享年77岁。蒋连根《金庸与他的两位母亲》，《名人传记》2002年第3期，41页。
从此，查良镛再也没有踏进故乡袁花的旧居一步，即使到了袁花镇上，他也没有回村里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