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好了一起去郊外爬山，那是座非常陡峭的山峰，下半部分杂草丛生，上半部分怪石林立，没有登山的小路。刚开始我们还能沿着山羊走过的小道往上爬，可越到上面，山路越陡直，我们几乎是头顶着脚。他的确不会爬山，不是不知道手该往哪里抓就是不知道脚该怎么放。要开始登岩石了，我真担心他会摔下来，所以我坚持要他走在我前面，傻乎乎地以为我能保护他。跟着前面同学的样子，他总算还能往上攀，我紧紧地在后面跟着。也许我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他的身上，一点儿没注意前面发生的情况。一声惊叫“当心！”
，我还没来得及回过神，一块尖利的小石块已经砸在了我的脑袋上，顿时鲜血直流。可我们正爬到半山腰，要退下山去很困难，只有咬咬牙，忍着痛继续往上爬。他在前面非常担心，可又没办法救我，在忧忧忡忡中登上了这片岩石坡。登上来就是一片平坦的草地，我们坐下来休整。他拉我上来后，大家就急忙跑过来为我止血包扎，一番折腾后血不再流了，除了头有点儿晕，没有什么大碍。他可怜兮兮地对我说：“都怪我，早知道让你在前面了。”
我知道他其实是尽了力的，当时滑落下来两块石头，他接住了其中一块，另一块他实在没有多余的手来接了，因为他还得用手扒住岩石。后面的一段路他坚持要走在我的身后，尽力保护我，看他跌跌撞撞的，真够难为他的。山顶的风景很美，我们呆在那儿久久不愿离去。上山后我们才发现山背后有一条比较好走的小路，所以下山很快。山脚下有条小河，他们都想在河里游游泳，他却着急领我回去看伤口。我说没关系，已经不怎么疼了，你跟他们一块儿玩会儿。他说，不行，我要送你回去。说完，架住我就往医院赶。医生说要缝针，但为了不影响大脑，决定不给我打麻药。从来没缝过针，听到这我有点害怕。他尽量保持微笑，说，没事的，你就看着我的眼睛。他温暖深情的目光令我勇敢起来。缝完二针，医生说好了，我还在他的目光里沉醉。暑假结束，我的伤口也好了，那一小撮剪掉的头发也开始长出来了，一切又恢复了正常。我们又开开心心地回到了学校。大四是校园恋人最难舍最悲痛的一年，似乎谁也逃不过这一劫。这个冬天大家都很闲，宿舍里几乎有男朋友的女孩都开始学织各式各样的围巾和毛衣，这似乎是校园里永远不会消失的风景线。我除了包揽他所有衣服、床单被罩的清洗工作，并没有打算要为他织点什么，我不想也落了俗套。可终究我还是俗人一个，在小丰的悉心指导下，我买来了白色的全毛毛线，没日没夜地开始了制造一条围巾的历程。由于意外的编织错误，我居然织出了一条与众不同但很别致漂亮的围巾。当他每天自豪地围着它进进出出，我才明白有时候俗套还是要落一落的，要不怎么能成为经久不衰。春节后，我们的分配方案已经确定：他分到了深圳，而我要回江南的一个小城，因为家里迁到那里去了。谁也不知道是否还有重聚的那一天，所有爱的承诺都会显得苍白而无力，所以我们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在这最后的半年里，我们吵得很少，份外珍惜这最后的日子。春天到了，他的生日也到了。我特意跑到一家大书城里为他精心挑选了几本国外的广告文案和设计的书籍，打算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可他已经去深圳那家广告公司实习了。我只有等他回来。一直到五月，他才风尘仆仆地赶回来。拿到这份迟到的生日礼物，他欣喜得抱着我吻了又吻。他对我说：“你的支持是我迈向成功的动力，我一定要好好干，我要把你接到深圳来。”
我对他笑了笑，“倒不如我就不回家了，跟你私奔到深圳吧。”
可最后我还是乖乖地回了家。因为他决定先送我回家再去深圳报到，所以我们分别的感伤还没有那么深刻。我们就各自参加系里、班里的各种聚会。再过几天我们就要离开这个曾经笑过哭过的地方，离别的悲伤感染着每一个人，大家开始轮流坐庄请客，希望四年的情谊在这最后短暂的欢聚中得到升华与记忆。他喝醉了好几次，除了心疼我没有责怪他，谁知道各奔东西后大家还能否再见面，就让放纵停留在这最后的时刻。还有一天我们就要毕业了，回家的车票已经买好，但却发生了意外，这一直成为他心头的痛。等到这一天，学校才开始发派遣证。我很顺利地领到了去江苏的派遣证，而他的却迟迟没有拿到，跑到校毕业生分配办一问才知道，原来那家公司发录用函超过了学校规定的时间（因为当时深圳是分两批下发毕业生入户指标的，他正好被排到了第二批，所以指标下发的时间稍微晚了一些，只是学校自行规定的时间太早了），学校已经把他的档案打回他的家乡，如果要想拿去深圳的派遣证，就要交改派费二千元。他一听就火了，责问他们为什么不早通知，他连自己的档案已经打回去了都不知道，这不是明摆着坑人吗。分配办的老师根本就不理睬我们，一句“我们也是按程序办事，现在工作很忙，你们先走吧。”
就把我们打发了。他愤怒地想要打人，我怕事情闹大了反而不好办，死死地拖着他就往门口走。而后的大半天里，我们就来来回回地奔波于系里，分配办，甚至去找了跟他比较熟的原党委书记。但一切都是徒劳，中国的强权似乎总是霸道地欺压着平民百姓无可奈何，即使学校也不是那么纯洁。谁都明白学校是想最后再从学生身上收刮点什么，也许他们也是费尽了脑子，想尽了名目。他执拗地不肯妥协，说他宁愿不要派遣证了，不是说心疼这二千元钱，而是实在咽不下这口冤气。即使气愤，但我还是理智地劝他，没有派遣证，你就不能在深圳落户，以后你会更加麻烦的。明天我们就要走了，明天也没有人再会理睬你这个已经走出校门的学生。钱，我们先交了，大不了，我们以后再也不回学校了。说到这里，我们都哭了，没有想到我们会是带着这样的心情离开学校，觉得特别得失望和凄凉。他的身心累极了，也不愿再见任何老师，只好我去帮他把那张昂贵的派遣证拿了回来。第二天，我们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这所让人怀念又让人痛恨的学校。走到校门口，很多人跑来送我们，都是他的同学和朋友们。一堆一堆的，他习惯性地给他们递上最后一支烟，可还没抽上一口，他就忍不住哭了起来。本来大家都挺高兴的，互相开着玩笑，可他一哭，所有的人都象被传染了一样，认识、不认识的人们都互相抱头痛哭起来。我是躲在一边偷偷哭的，不想打扰他与朋友们的告别。后来，他们一直把我们送上了火车。这几天，火车站早已成了哭的海洋，离别送行的学生满目都是，我们哭了又笑，笑了又哭。火车开出了很远，我们都还逃离不了那种伤感的情绪，泪水一直挂在脸上不肯离去。到了上海，又转车来到了这个江南小城。小城真的很小，但很美很干净，这里是因为那位旅美画家的一幅享誉胜名的江南水乡油画而出名的，是个非常有名的旅游胜地。在家休整了几天，我就要去那家外资企业报到了，他也要离开去深圳了。前一天晚上，我们悠闲地坐在阳台上，望着不远处小河里若隐若现的灯光，感觉这一夜安静极了，谁也不忍心打破这份宁静，我们很有默契地没有说话，只是痴痴地望着那夜景。这一夜我们抱得很紧很紧。第二天，我们都早早地起了床，我认真地打扮了一下自己。他要送我去上班，这是他第一次送我去上班，也是最后一次，因为他今天也要走了。七月的阳光明朗鲜艳，走出小区，走到大道上，竟然没有什么人。离别的舞台上只有我们两人在表演着，我想让它成为一出喜剧，所以我不停地笑着，我要让我的笑容永远烙在他的心上。可是，走过这座大桥，我就要上公司的班车了。“就送到这里吧，你们的班车已经停在那里了。”
他停下来，不再往前走了。“不，你再送我过去。”
我不想就这样离开他的视线。“公司的人看见会笑话的，你第一天上班要给别人留个好印象。”
“可。。以后我们可能很长时间都见不到了。我真的舍不得你呀。”
“我会给你写信的。走吧，要迟到了。”
“就这样跟我告别了？”
“我会一直看着你上车的。”
我们深深地吻别之后，他向我保证。走下大桥，我上了班车。隔着车窗，望见他在向我挥手告别，我在心里默默跟他告别了。因为父母还留在原来的地方没有搬到这座城市来，所以我一个人住在这套空荡荡的房子里，自由，无拘无束，但也孤单寂寞。直到洪云住了进来，我们的生活开始丰富多彩起来。几年以前就有很多高中同学陆陆续续地迁了过来，所以回到这座城市，我又有机会与已经疏离了四年的高中同学重新熟络起来。洪云也是我的高中同学，只是他们家没有迁过来，所以她只好暂住在我家。不过，有个人作伴，房子里也感觉生气了许多。而且她与其他同学关系都挺不错，有她带着，原来不怎么熟悉的同学也渐渐玩得随便自在。那时候，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小区里，很多同学的父母还留在家乡没有过来。没有父母没完没了地唠叨和管束，生活自由极了，经常三簇五群的在家里举行ＰＡＲＴＹ。有时候，甚至爬到楼顶上喝酒撒野，笑骂声划过寂静的夜空，尽情宣泄青春的狂放与郁闷。我上班的这家公司是印尼一个非常有名的大集团在中国投资的分公司，在上海、广东也都设有分公司。我和洪云的工作在那帮同学中算是不错的。我们两家公司都属于那个集团公司，所以离得很近。不忙的时候，我们会互相打打电话，说说大老板今天的情绪状况。我去上班的时候正值公司刚刚开始运作，人少事多，每天忙得昏天暗地。这一年同时和我分配来的大学生还有一个女孩子，叫羽白，她活泼热情，聪明伶俐，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我们两个新来的女孩，一静一动，居然成为公司里独特的风景，而且也成为很好的朋友。虽然是印尼企业，可公司的经理全是台湾佬。这座城市有很多外资企业，其中台资的就占不少，所以走在大街上随时可以听到瘪声瘪气的闽南话，也就不足为奇。这几个经理各具特点，但相同的是，除了总经理ＭＲ．王让我们佩服以外，其他的都感觉缺不了一个色字。不知道算不算对台商一种与身俱来的偏见，但自从我在大街上撞到几次他们挽着年轻妖艳的女子亲亲我我，我想我是百分之百地相信了。尽管我的经理老付象个老学究，对我也很照顾，但我还是始终与他保持距离，避免陷入不必要的麻烦。上班的日子忙碌而充实，只在夜里还会停止不了地想他。好象他很久没有来信了，我想他也很忙，所以都是我给他打电话和写信。知道他很好，我就放心了，依然过着自己忙碌的生活。那一年因为亚洲金融危机和印尼灾难性的森林大火，总公司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很多印尼员工被派到中国来工作。大部分都去了洪云她们公司，所以她的办公室一下子多出了好几个异国小伙。因为洪云人长得漂亮，英语又很流利，所以他们整天都围在她的身边团团转，有点不务正业之嫌。印尼人长得又黑又小，洪云根本不爱搭理他们，只有两个长得白白净净的印藉华侨，一个叫ＳＨＵＳＨＡ，一个叫ＫＵＫＡＬＡ，跟她关系还不错。有一次，他们请洪云出去吃海鲜，洪云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但把我给拉上了。其实两个小伙挺大方健谈的，虽然中文说得不太流利，但总算还能磕磕巴巴地讲笑话，可能这样更具效果。我们吃得很开心，吃完后他们很有礼貌地给我们拉开椅子，披上外套，ＳＨＵＳＨＡ要跟印尼的女友打电话，所以由ＫＵＫＡＬＡ送我俩回去。车子到了楼底下，我们正想说再见，ＫＵＫＡＬＡ却突然说想上去看看，我和洪云对望了一下，答应了他的请求。进了家门，原本文质彬彬的他突然变得暧昧起来，一会儿躺在洪云的床上说好舒服，今夜就睡在上面不走了；一会儿又说我们多么美丽温柔，要是在中国有这样的女朋友就好了。我和洪云在一旁听得瞠目结舌，小心地会了会眼神，一个说这里没有多余的房间和床铺，一个说我还要和男朋友通电话呢。ＫＵＫＡＬＡ这才知趣地从床上站起来，客套了几句就灰溜溜地走了，我和洪云却在屋里笑作了一团。不久，公司要上内部网，请了台湾一家软件公司全权负责做这个系统。以前在电视里见多了台湾的美女俊男，可现实生活里接触的台湾人怎么都长得奇形怪状的。就象这家软件公司派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