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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林纾笔下的”狄莫”与”秦二世”（2）
①林纾（1852—1924）译外国文学作品，自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开始，1898年他与人合译为《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年出版。以后陆续译出各国作品共184种，计英美116种，法23种，俄10种，希腊、德、日、比、瑞士、挪威、西班牙等国7种，佚名5种，未刊23种。（据马泰来《林纾翻译作品全目》，载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之《林纾翻译》一书）“林译小说”已经成为晚清文学中的一个专门术语，可见他的翻译影响之大。特别是他译的“《巴黎茶花女》小说行世，中国人见所未见，不胫走万本”。（陈衍《林纾传》，见《福建通志》）故当时有人赞叹说：“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严复留别诗，1904年出都时作。
）又有“译才并世数严林”之誉。（康有为《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载《庸言》一卷七号）林纾翻译作品影响所及，使中国人开始了解到西方文学的杰出作品和长处，不再故步自封，并且大大提高了小说在中国社会及文学中的地位。
严复和林纾，分别是中国译介西方近代思想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第一人。虽然他们都是桐城派古文家，后来在文学革命中又都反对白话文和新文学，成了守旧派；
但他们的翻译、输入西方新思想和西方文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启蒙作用，对文学界的冲击和促进作用，却是不能抹煞的。
②《荆生》载1919年2月17日至18日上海《新申报》“蠡叟丛谈”之13、14。
③《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二，第202页。
④《妖梦》载1919年3月18日至22日上海《新申报》“蠡叟丛谈”之44至46。
⑤同注③。
⑥蔡元培1919年3月19日复张厚载函，载同年3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第338号，并附有张厚载致蔡元培函。（今收入《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9月1版，第278～279页。）张函承认“《新申报》所登林琴南先生小说稿，悉由鄙处转寄”。故蔡元培复信中说：
得书，知林琴南君攻击本校教员之小说，均由兄转寄《新申报》。在兄与林君有师生之谊，宜爱护林君；兄为本校学生，宜爱护母校。林君作此等小说，意在毁坏本校名誉，兄徇林君之意而发布之，于兄爱护母校之心，安乎，否乎？仆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诸爱护本师之心，安乎，否乎？往者不可追，望此后注意。
⑦张子曾因胡适的关系，在《新青年》第5卷第4号上发表《我的中国旧剧观》和《“脸谱”——“打把子”》（致记者的通信）；又在《新潮》第1卷第4号上发表《生活独立》一文，均署张厚载。
⑧参看《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24～27页，胡适与钱玄同往来的三封信。
⑨同注⑧。（三版注）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首举义旗（1）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实行文学革命。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伟大的革命，揭开了中国新文学史的第一页。
胡适是这次文学革命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据他自己的说法，他的致力于文学革命，是被“逼上梁山”的。早在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的时候，陈独秀就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斥责那种“称功颂德”的“奴隶之文章”。接着又发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等文，介绍西方近代文艺思潮，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发展历史。他又联系我国情况，倡导改革文艺，指出：
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①
大致与此同时，胡适与任叔永、梅光迪、杨杏佛等一班留学生朋友，在美国的绮色佳度暑假。他们在康奈尔校园里散步，去凯约嘉湖上荡舟，也一起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常常发生激烈的争辩。梅光迪最保守，其他人也多站在梅一边，因而渐渐“逼”出了胡适的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这年9月，他在《送梅觐庄（光迪）往哈佛大学》一诗中写道：
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菲：缩地勘天差可拟。梅生梅生毋自鄙！②这是胡适最初提出“文学革命”，并表示要“以此报国”的宣言。但他当时对于文学革命的观念还很朦胧。经过留美同学间的进一步讨论和争辩，1916年秋天，他便综合与朋友们私下讨论的见解，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首次公开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及具体主张的“八事”：
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陈套语。
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
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
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
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
八曰须言之有物。
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③
这“八事”便是后来的“八不主义”，代表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纲领性意见。虽然大多就形式方面着眼，但也明确提出了“精神上之革命”一方面。因此，简单地认定胡适这些主张是形式主义，是不符合实际的。
陈独秀收到胡适的这封信以后，立即在《新青年》上发表，并极力称赞说：
承示文学革命八事，除五八项外，其余六事，仆无不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倘能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其业尤盛。④
把胡适的主张，誉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就当时文坛的状况来看，并不为过。
1917年1月，胡适按陈独秀的要求，将上述八项主张“衍为一文”，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这是胡适鼓吹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学的第一篇正式宣言。其中，主张“言之有物”，又朦胧地反对专制主义的“文以载道”说；鼓吹进化论，用以解释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肯定通俗行远的白话小说，提出“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观念；反对摹仿古人，提倡“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论点，充实了文学革命的内容。胡适还提出以文学“服劳报国”的积极爱国主义的文学主张。他说：
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其不能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⑤
胡适希望文学家作费希特、玛志尼，用文学为祖国的独立自强而积极奋斗，反对无补于“病国危时”的哀伤痛哭、无病呻吟的文学。这种积极的爱国主义文学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但《文学改良刍议》也表明，胡适的态度相当软懦和游移。他经过再四研思，把“文学革命”改成了“文学改良”，仍深恐矫枉过正，预先就请求别人“匡纠是正之”。他自己后来也说：
我受了在美国的朋友的反对，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所以此文标题但称“文学改良刍议”，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子。⑥
是陈独秀以革命家的坚决态度，弥补了胡适软懦游移的弱点，于1917年2月，推出《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他提出的“三大主义”，⑦虽也不免笼统，但锋芒所向，“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态度和主张都比胡适更坚决，更激进一些。⑧
然而，《文学改良刍议》毕竟是向来公认的文学革命的“一个发难的信号”，⑨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和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便是最先的响应。他说：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首举义旗（2）
接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傅斯年等，也都撰文响应，逐步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鲁迅则以他卓越的短篇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其他新文学的创作也逐渐涌现。于是，中国文学史上便形成了第一次真正伟大的革命，开创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新纪元。
还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孙中山先生的亲密助手廖仲恺先生，便极力赞扬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之功，他说：我辈对于先生（按，指胡适）鼓吹白话文学，于文章界兴一革命，使思想能借文字之媒介，传于各级社会，以为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⑩
廖仲恺的评价，是代表“我辈”，即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不久即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人士，及他们所办的理论刊物《建设》杂志的同仁们。他们那时对于胡适，几乎近似崇拜：中山先生感激胡适对他学说的批评介绍；《建设》杂志则以得到胡适的文稿而“了不得的高兴”。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在回忆青年期生活时也说，他那时“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楷模”。而中国新文化的旗手鲁迅，在十年之后，仍然说：“文学革命”是“胡适之先生所倡导的”。
各界有代表性人士的这些反映，都说明一点：在文学革命中，胡适确是“首举义旗的急先锋”。
① 陈独秀的《敬告青年》，载《青年杂志》创刊号；《欧洲文艺史谭》载同刊第1卷第3、4号。此处引文见《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通讯”陈独秀答张永言信。
② 《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收入《尝试集》所附《去国集》。诗共三节，此处所引为第二节。
③ 此信原载《新青年》第2卷第2号《通讯》，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一，题《寄陈独秀》。此信写作时间，《新青年》未注，该期为1916年10月1日出版；而《文存》信末注“民国五年十月”，显然是编《文存》时所加，并不确切。当时从美国寄信国内，再加刊物编印时间，至少得一月以上，以此推断，约作于这年8月，《藏晖室札记》卷十四“一五 寄陈独秀书”，正为“八月廿一日”，此处摘录信的第一段；与同日致朱经农信的“八条”内容完全一致，只文字有少量不同。
④ 见《新青年》第2卷第2号《通讯》，陈独秀复胡适的信。
⑤ 《文学改良刍议》，原载《新青年》第2卷第5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一。此处引文见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第12～13页。
⑥ 《逼上梁山》，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6页。
在《胡适口述自传》一书里，也说到这件事：
在那篇文章里我提出八条很温和的建议。你可看出，纵是这个题目也是很谦虚的。我已经不再用我向朋友们所常时提到的“文学革命”了。“文学革命”一词在我的诗和信里都常时提到；在朋友们给我的信中也常时提起。有时他们用的是开玩笑的态度；但有时也很严肃。可是当我第一次要把我们一年多讨论的结果，和我自己的结论，撰写成文章，送到国内发表的时候，为考虑到那无可怀疑的老一辈保守分子的反对，我觉得我要把这一文题写得温和而谦虚。所以我用这个题目，说明是改良而非革命；同时那只是个“刍议”，而非教条式的结论。（唐德刚译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152～153页）
⑦ 《文学革命论》，原载《新青年》第2卷第6号，后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胡适编）。文章中说：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