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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绳的老虎钳靠近我。他把步枪零件一件件拆开，又—件件安上，给我讲零件的名称和作用。怕记不住，每讲一遍，还再三问记住没有。
我照他讲的背一遍，又做给他看。直到完全没有错误，他才高兴地说：
“很好很好，就是这样。”
在短短的日子里，我学会了修理各种枪枝，制造各种步枪的零件。虽然这里一切都很简陋，但是，它比大冶的大矿山，比武汉的近代化工厂还要可爱。因为这是我们工人自己的。
在这以前，我们什么时候，对什么东西能说一句“这是我们的”？河流、土地、矿山、机械、铁路，……所有一切，都不是我们的。它们被少数人霸占着，我们都受少数人的奴役。只有今天，在革命队伍里，我们工人才可以自豪地说：“这是我们的！”
星期四上午举行实弹射击，检查修好的枪枝。
大家忙着领了子弹，把修好的步枪抬到山沟里，向山脚下射击，罗克绳忙着进行检查。顿时山脚下掀起阵阵的黄土，枪声响彻了山谷。吓得那些麻雀吱吱叫喊，满天乱飞。
我拿起了自己修理过的步枪，一枝又一枝地射击。忽然一枝土造枪的枪管爆炸了，我的左手正托在枪管下面，手掌和手指被震得变成青色，指缝里流出紫色的血。
罗克绳赶忙跑来，扶着我走回宿舍，所长带着医生随后赶来，替我敷药包伤，同志们也都跑来看我。
傍晚，同志们上课去了。我躺在床上，想起白天的事故，心里还有些庆幸。幸亏这枝枪没有出厂，不然，在前方的战士手里爆炸，那该多糟糕啊！
第二天，左手的疼痛轻了许多。我走近工作台，拿起锉刀。罗克绳抓着我的肩膀说：
“等伤口好了再干吧？”
“前天你砸破手指还工作，我受点伤就叫休息，这太不公道了！”
他不回答什么，笑着把我推出车间。
罗克绳的一言一行，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们并肩工作，床铺也并排摆着。早晨在一个桌子上自修，晚间在一个桌子上听课。我们在空闲时候，也常常沿着小径，到溪边散步。他的刚毅沉着，跟他的年龄很不相称。他总是把最困难的工作留给自己，从来不叫苦。他诚恳谦虚，关怀别人。他又是那样单纯，就像一池清水，清可见底。他对我有一种强烈的感染力，甚至使我在不知不觉中摹仿他的一举一动。后来我们作过一次谈话，我就更了解他也更尊敬他了。
一天傍晚，罗克绳和我到溪边去洗衣服。那里早有一群村子里的大嫂子和姑娘们跪在地上捶洗着，她们唱着小调，笑着闹着。我们怕暴露目标，只得远远躲开。如果被发觉了，她们连问也不问，就把衣服夺过去洗。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好多次了：眼尖手快的缴获了战利品，就洋洋得意；下手慢的就噘着嘴，说有“偏心”。弄得我们同志又要道谢，又要陪不是。每次洗衣服都偷偷摸摸，瞒过她们的眼睛。
我俩绕了一个圈，走到上流去，找了一个水深的地方，把衣服泡起来，背着夕阳坐在水边的石头上。罗克绳一边用手搅着水，一边问我：
“这里什么都要自己动手，做饭洗衣，样样得会。你过得惯吗？”
“怎么过不惯！这是我们的革命生活呀！”
“一个战士不仅要会打仗，会工作，还要会生活。你看我还会做针线哩。”
他真的从口袋里掏出针线，又找到一块鹅卵石，把袜底衬上补起来。这个年轻人的一双手，一上一下，熟练得很，使我想起了母亲为我缝补时的情景。半晌，我忍不住问道：
“你从小在家里学会的吗？”
“我没有家。”
“你的父母呢？”
“都牺牲了。”
“唔！”我惊异地望着他。
他把补好的袜子收拾起来，咬了一下嘴唇，沉重地说：
“这个仇我永远忘不掉！”
每个穷孩子，都有一段惨痛的经历。他家住在大冶，租地主几亩地种，收的粮食不够吃，父亲还要上山采药，换来粮食交租。十岁那年，鄂东红军打进了大冶。父母钉上大门，带了几件破烂衣服，一家三口都跟队伍走了。
他当了红小鬼。
队伍从湖北转战到江西。在反“围剿”战斗中，父亲两腿被敌人的枪弹打断了，仍然爬到山石后面继续抵抗，直到牺牲以后，还保持着射击的姿势。
第二天，做炊事员的母亲，请求到前方去，再也没有回来。
“那时我真难过！哭了几天，两眼都叫眼泪腌肿了。心想我再也没有亲人了。可是我们的党把我当作自己的儿子，像父母一样关心我，爱护我，培养我。我年纪小，打起仗来跑不动，叔叔们就轮流背我；敌人炮弹落下来，叔叔们就用身体遮盖我。我是党抚养大的，党就是我最亲最爱的人。”
我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无心再洗衣服，胡乱揉了几下，提着水淋淋的衣服回来了。
不久，我申请参加了青年队。……修好的步枪堆满了仓库，因为缺少刺刀，不能送上前线。领导上调我到刺刀制造班，赶造刺刀。
造刺刀全用手工，刺刀上那两道槽，得用凿子一下一下挖，这样来得很慢。虽说是冬天，窗外飘着雪花，汗珠还是顺着背脊往下滚。忙了一天，才造了一把，一检查，还是废品。吃饭的时候，看见同志们都欢天喜地，我更觉得问心有愧，心想，同样长两只手，吃的也不少，为什么别人一天能做几把，我却一把也造不成？越想脸越发烧，饭在嘴里团团打转，却咽不下去，好像有刺卡着嗓门。我坐不住了，忙丢下饭碗，跑到屋外去。
我严格检查了自己：既没有偷懒，甚至比别人还要累，那为什么落在后边呢？拿没有经验，工具使不惯，来安慰自己，就更可耻了。这等于没有上战场，先准备做俘虏。这样的人，如何能做战士？
天黑下来，我坐在村边一棵歪倒的枯树干上。雪花飘落着。深谷里不时传来猿猴的哀鸣。我仰起脸，清凉的雪花使我稍微感到一阵舒畅。……忽然罗克绳走来，一只手搭在我肩上：
“你不舒服吧？一个人跑到这里坐着，多冷啊！”
他给我掸着雪。我们一起绕着村子，无目的地走着。我心里有很多话，不知道怎么说才好。还是罗克绳先问我：
“今天工作得不好吗？”
“糟透了！”
“这样的事，我也碰到过。有时候，工作没做好，就顿脚捶胸，恨不得把自己撕成几半。等到稍微清醒一下，发现自己还留在老地方，一步也没有前进。这太可笑了。工作有缺点，光发一阵疯，骂自己一顿，又有什么用？应该多问问别的同志，请他们帮助你。这并不丢人呀！”
平静的话语，句句打动我的心坎，我发现自己正是原地踏步。一个坚强的人，碰到困难，是不会这样惊慌失措的。应该钻进去，虚心向别人学习。想到这里，我立刻快活了。
第二天早晨，我一进车间，就去找老同志请教。他们让我站在旁边看着。我发现他们每人手边都有十多把凿子，用坏这一把，马上换那一把；我呢，只一把凿子，用钝了，现磨现淬火，耽误许多时间。人家的锤子砸下去沉甸甸的，我的拿在手里轻飘飘的。我那个老虎钳也太小了，夹不住活。这一下弄明白了。我连夜改造好工具，以后干活快多了，造出的刺刀也经得起检查了。
车间里贴了一幅大标语，上面写着：“我们多流一滴汗，战士少流一滴血！”每次看见这鲜红的大字。胸口就止不住激烈地跳动。觉得自己的工作和革命事业联在一起，干活也更有劲。那天完工，数数刺刀，竟赶上了其他同志的数目。
春天又来到了，心里又轻松又愉快，锤子抡起来也更有力。在这万物生长的季节，我们修械所也承担了新的任务。所长宣读了军部的命令，要我们在山沟里建立第一座兵工厂，制造新步枪。
在我们面前，摆着数不尽的困难，没有厂房，没有材料，更没有机器。可是，困难是不能压倒创造的热情的，我们决心从无到有，把工厂建立起来。
当天就出发勘察新厂址。我们沿着麻岭坑山脚下的小溪向前走，过了树干搭成的小桥，转过羊肠小路，进入深林。这里完全是没有开垦的处女地。小溪穿过乱草，穿过山脚的密林，口渴的獐子们安闲地在溪边饮水，偶尔昂起头来，看着行人。
前面有一块不大的盆地，古老的松林遮蔽了阳光，林间显得异常幽暗，多年堆积的落叶，发出刺鼻的霉味。就在这里，我们开始建设自己的兵工厂。
山村里的农民们，成群结队带着斧头锯子来帮助我们。我们扫清腐朽的落叶，砍倒大树，搭起屋架，又到小溪旁伐倒粗大的竹子，编成围墙，把苇草铺上屋顶，把墙壁糊上泥，剧上石灰。不到一个月，制造车间、修枪车间、锻工车间、枪托车间和炊事房、宿舍、办公室、俱乐部，都一一出现了。
我们从麻岭坑搬进了山谷。领导上拨出一座大房子，作全厂青年队员们的宿舍。派我担任青年班的班长。
搬来的第一夜就发生了意外的事。半夜里，五班的宿舍乱嚷起来，杯子碗盆摔得乒乓响。我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慌忙披上衣服跑过去。五班的同志从床上跳到桌子上，又从桌子上跳到地上，堵着门大喊：
“捉活的，捉活的！”
我们点起松明一看，遍地都是茶壶、茶杯的碎片，桌子也打翻了。老李光着膀子蹲在地下，两手按着一个小獐子，叫道：
“快拿绳子来！”
大家一边忙着捆獐子，一边问：
“怎么回事？”
老李牵着那只吓得浑身哆嗦的小獐子，说：
“这个小东西真坏透了，半夜跳上床来，在我脸上乱舔，我还以为是谁跟我开玩笑呢！想不到……”
他轻轻拍了一下小獐子的脑袋。大家止不住打了半天哈哈。老柴一边架翻倒的床铺，一边做鬼脸说：
“老李，该你好福气，头一天就有个四条腿媳妇送上门，保险以后百事如意。”
大家兴奋得不能睡了，亲密地挤在一块，坐在床沿上、桌子上，谈着生活，谈着未来，谈着自己的心愿。尽管各人都有不同的爱好，但是大家关心的却是一件事：让我们的工厂变得更好。
车间里安上了土机器。枪筒是要用旋床旋出来的，我们没有旋床，就把大长木凳的四条腿埋半截在土里，在木凳一端钉上两个铁叉，叉子当中放一根带有木轮子的铁棍当车轴，车轴前面的凳子中间再钉上一个铁叉，枪筒一头卡在车轴上，一头搁在铁叉上，木轮一转，枪简也跟着旋转。这样就成了一部最简单的旋床。
枪筒里要有来复线，好叫弹头正确地飞行。我们没有造来复线的机器，就在地上埋了一截租树桩，对面竖着埋—块厚木板，木板中间钉个母螺丝，用一块扁铁板拧成和来复线相等的螺旋形，穿过木板上的母螺丝，一头安上四个刀口的刀，一头安上木柄，把刀插进固定在树桩上的枪筒里。这就算是刻来复线的机器了。工作起来，握住木柄来回推拉螺旋，枪筒就刻出了来复线。
我们又造了打光机。把铁棍插进枪筒里，浇上铅，拿下来抹上菜油，再把破玻璃碾成碎末，用细罗筛好，洒在铅棍上。如果来复线有毛碴，就用我们自制的打光机在枪筒里来摩回擦，不一会，来复线就又光又滑了。
没有发动机，我们就借老乡磨面的石磨，在磨眼上插进一根铁棍当轮轴，埋下两根树桩当轴承，把石磨架起来摇，就算是发动机。再缝一条厚布带代替传动皮带，一摇磨扇，车轴转起来，土机器就能生产。
新步枪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前线去了。
一天，有几个人来参观工厂，中间有—个外国妇女，穿着和我们一样的军装，脚上着的草鞋，还会说中国话，她就是我们的国际友人史沫特莱。
她先要了一枝新造的步枪，拉开枪机，仔细察看了各部分的构造，不住口地赞扬工人们的手艺，并且要我们在小坡上埋—块钢板，她举起枪来向着钢板一连打了三枪，子弹都顺利地穿过了。她放下枪问：
“用什么机器造的？”
我们领她走进了车间，那里没有一部机器，只有一些长凳子、矮凳子、木桩、木板和旋转着的石磨。……
她热情地跟同志们一个一个握手，兴奋地说：
“我从美洲到欧洲，到过很多国家，也看见过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