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切献给党- 第16部分

一连几日几夜不能休息，我的左眼又红肿起来，不住地淌眼泪。在这次转移中，军工部长劳累过度，旧病复发，连日吐血。指挥工厂转移的担子全放在我肩上了，我找医务员给我洗了眼睛，扎上绷带，坚持工作。

又是一整夜的抢渡，天亮，我们跟后卫部队一起，安全地渡过了南山河。

接着，敌人侵占了整个淮南。

兵工厂继续向北转移，敌机也紧跟着骚扰。一个月后，我们撤到了淮阴新四军司令部所在地，跟华中的军工部门合并，我被调到华中军械处担任副处长，兼任华中炮弹厂厂长。

敌人疯狂的向北侵犯，战争的中心移到了两淮（淮阴、淮安）。我们接到命令，带领兵工厂转移到山东的沂蒙山区。

工厂又忙着拆机器、装材料。从车间里铺设了一条临时铁道，通到射阳湖的岸边，大家推着铁车，把笨重的机器运到湖岸，再用粗大的树干搭起架子，当作起重机，把机器、材料吊起来送到大帆船上。一溜数十条大船张开了白帆，像—支出海舰队，浩浩荡荡，越过了射阳湖，驶进中山河的支流。

前面有一座小山堵住去路，船停住不动了。跑上小山一看，前面是一片广阔的平原，中间躺着黄水滚滚的黄河故道。这小山就是旧黄河的堤岸。旧黄河河床本来没有水，有的地方早已种上庄稼，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配合它的军事进攻，竟不顾人民死活，在上游扒开缺口，把洪水重又导向黄河故道，在我们来到以前，无数田园和村庄已经被淹没了。我们离开了中山河上的船只，准备跨过旧黄河，继续北进。

在又高又陡的旧黄河的堤岸上，我们拣好一棵粗壮的大树，架上起重滑车。滑车的巨钩套住捆在机器上的绳索，把又圆又粗的木棍垫在机器下面当车轮，上面的同志拉滑车的铁链，下面的同志拿铁杆撬着机器，上下一阵吆喝，那笨重的机器，像蜗牛一样缓缓爬上一百多公尺高的斜坡。接着，又把滑车移到前面的大树上或是木桩上，一步一步把机器拉到两里地外的渡口上。同志们跳下水，来回推着仅有的一只渡船，把机器、材料运过了宽阔的旧黄河。最后在新沂河换了船，经过小河道，斜穿陇海路，进入了山东境内。

船只向西北行进，河水越来越浅了。早潮起来时，海水向西灌进小河，河水涨满堤岸，河上有桥挡住，我们就把船硬向下压。拖了过去。天过正午，河水随海潮又回头向东，直往下降，变成了浅水沟渠，船只搁在河底上，静静等着晚潮上涨。再往北行，地势更高，想寻找河水最深处挤过去，但是机器太沉重了，压得船底紧贴着河底淤泥。同志们卷起裤腿，爬上两岸，曳起李绳，拖着躺在光滑淤泥上的木船，步步前进。

秋末的骄阳像一团烈火，河底的淤泥都被烤干了。北去的航路最后断绝，我们只得转入陆地行军。老乡们有的套上双轮牛车，有的推着独轮车≮更多好书请访问：。　≯，赶来搬运机器。一千多头黄牛，二百来架手推车，车挨车，人挤人，排满了十里路长的堤岸。

再向北去，路很狭窄，双轮大车搁不下，只好让一个车轮在小路上滚动，另一个车轮由同志们抬着向前走。一到天黑，树林就是住地，人们烧起成堆的篝火，啃着冰冷的干粮，夜间就钻在大车底下，呼呼睡去。我不敢停脚，骑着马东奔西跑。寻找区村干部，安排明天的行程和粮草。刚一合眼，队伍又要出发了。

离开淮南，正是炎夏季节，到达沂蒙山区，已满天飞雪了。我们在河滩上一个背靠悬崖的村庄里，安下了家。同志们扫去堆积在机器上的厚雪，在茅草屋里架上天轴，继续制造弹药。

战火燃烧到山东解放区。敌机四处扰乱，邻近十多里的村镇都被炸平了。但是我们的工厂始终平安无恙，因为那险峻的崖顶向前突出一大块，正好掩护，敌机怕撞上高峰，不放低飞，炸弹丢不准，不是落在河心里，就是落在山头上。只要山不塌，机器声就不停止。

可是，经过长途强行军，我的健康受到严重的损伤。时常头晕，炸瞎的那只左眼，老是红肿不退，直流粘水。不想吃饭，夜夜失眠。有时工作着就晕倒了。

党决定送我到东北，把身体治好。

一九四七年初春，我和陆平穿过胶济铁路，到达烟台附近的一个渔村里，这就是渡海兵站的所在地。一个黄昏，我们乘着一只小火轮，离开了码头。在惊涛骇浪里，躲过敌舰的探照灯光，在第二天黎明，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了东北的一个海港。

在海滨的山坡上，我住在一座小楼里休养，上级给找来许多医生，给我治疗眼睛。医生们诊断：眼睛红肿流粘水，是因为左眼里留有弹片，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无法取出来的。唯一的办法是静养，多休息。

早晨，太阳从海水和天空连接的地方升起来，红色的光芒把屋子照得通明。正是四月，山间背阴地方还有残雪，可是在向阳的小楼周围，绿草丛中已经开出一朵朵不知名的小花了。在这样美好的春天，不能工作，真是莫大的恨事。每夜我躺在床上，都是翻来复去不能入睡。心想：如果医疗无效，就赶快到工厂去吧！每时每刻，我们的同志，我们的人民都在从事艰苦的战斗。而我却这样白白荒废时光。休养了一个多月，我再也不能安心住下去，就请求恢复工作。

在毛主席英明的战略思想照耀下，人民解放军迅速转入反攻，国民党反动派在各战场上都遭到惨败。敌人的美式装备大批落在人民手里，我们的野战军装备了大钢炮。战争已经是大规模的攻坚战和阵地战了，没有大量的炮弹，就不能保证战斗的胜利。当地党组织得到指示：争取在很短时间内，建立大规模的炮弹厂，支援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七月，我被留下参加建立新的兵工厂。前淮南军工部政治委员吴屏周也被调到东北，负责建立炮弹厂，并担任厂长。我担任总厂工程部副部长，负责建立引信厂，兼任厂长。

为了提高炮弹产量，我建议改变生产方法，用水压机压制，来代替半手工切削，这样可以使产量提高数十倍。领导上同意了我的意见，委托我去帮助吴屏周建厂，同时负责安装水压机。

在荒凉的山沟里，筑起了钢骨水泥的工厂，高大的水压机耸立在车间里。各种工作母机整齐地排满了加工车间。无数的电动机拖动了全厂机器。我们已经不再摇动石头磨子和用毛驴拖车轮子，而是电气化了；也不再用手工方式造生铁炮弹，而是使用近代化的机器来造大型的美式钢炮弹了。我们自己也有近代化的电气炼钢厂和新型的火药制造厂了。革命事业飞快地发展着，人民的胜利临近了，斗争要求我们尽最大努力，不要掉在后面。

我们废寝忘食地工作着。白天，我在炮弹厂车间里和工人同志们一起安装工作母机。研究制造炮弹的方法，也回到正在建设中的信管厂，和同志们一起计算引信零件的工时和所需要的机器，研究制造方法，计算材料的需要量。晚上，住在信管厂里，常常工作到夜深。设计新机器，为了赢得时间，决定提前进行炮弹试验，准备厂房完全建成以后，立刻正式生产。

在炮弹的试验生产中，钢炮弹上的铜弹带始终没法压紧，因为我们没有这种专用的巨大水压机。如果弹带嵌压不紧，就会引起炮弹在炮筒里爆炸，把大炮炸毁。可是，时间已经不许可我们造这样庞大的特种水压机了。这个困难不解决，生产就无法进行。我忽然想，可不可以研究一种简单的工具，来加大弹带的压力呢？长期和炮弹混在—起，我已经逐渐掌握它的性格了。我立刻开始设计，用一段粗钢柱制成一个漏斗形的钢模，迫使弹带周围都能受到高压，牢固地嵌在炮弹上，使炮弹在发射时，不会受到火药的高压而脱落，保证炮弹在战场上不发生危险事故。和工人同志们一商量，大家都说很好。果然钢模造好以后，一试验就成了。

炮弹生产技术上的问题，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一个个被解决了。最后碰到炮弹钢的热处理问题。钢炮弹最后要不要热处理加工，只有进行炮弹爆炸试验，检查破片的情况才能决定。

我搬运了八个炮弹，傍晚回到信管厂，准备明天试验炮弹爆炸。

我走进了建设着的火药装配车间。车间主任陆平正带领女工同志们连夜在整理工具，安装新机器。几天没回来，工厂已经变样了。前几天，地上还是坑坑凹凹，四壁透风，现在已经铺上水泥，安上高大的玻璃窗了。

陆平帮我找齐要用的工具，我工作到深夜，装好了八个炮弹。第二天早晨，把炮弹搬上了车，运到炮弹厂。临上车时，陆平赶来嘱咐着：

“当心一点，不要又埃炸。”

“得了吧！炮弹总算跟我有了交情，这回也许客气点。”我顺口回答她。

午饭后，开始了试验。

在傍海岸的山脚下，选好了试验场。我怕发生意外，让同志们都留在山外边。吴屏周和我走进山里，在山脚的乱石坪上，挖了一个坑，把炮弹埋进去，外面只露出炮弹的信管。又在信管撞针的横梢上系一根绳子，拖到远处小土丘的背后。我俩卧倒在土丘后面，张大了口，免得耳朵被爆炸声浪震聋。我把绳子一扯，岩脚下立刻像火山爆发，地里喷出一支火柱，那巨大的爆炸声冲击着山岩，震得悬崖上的石片和泥土纷纷下坠，声波被高山阻挡回来，消逝在辽阔的海洋上。炮弹的破片和碎石凶猛地向四面飞进，“簌簌”飞过我们的头顶，飞进了奔腾的海浪里。

我们两个紧紧地贴在地上。吴屏周微微抬起了头，伸了一下舌头：

“好家伙，真厉害！”

“就是要它厉害啊！”

我俩站起来，掸掸身上的土，忙去搜寻破片，作了爆炸结果的记录。接着埋下了第二颗炮弹。

第二颗地弹也同样地爆炸了。

又埋下第三颗炮弹。我使劲一扯绳子，撞针的横梢掉了，可是炮弹却不声不响，我们伏着一动也不敢动。吴屏周忍耐不住了。站起来，要跑去看个究竟。我连忙拉住他的衣服说：

“再等一下！像这样的事也是常有的：炮弹当时不爆炸，等你走近它，它又正好爆炸了。我们抽枝烟吧。”

海涛不息地喧哗奔腾着，炮弹仍旧是没有动静。心里很烦躁，我丢掉烟头，一跺脚，对吴屏周说：

“你蹲在这里等着，我先去看看。”

我蹑手蹑脚地走近炮弹，轻轻卧在地上，仔细地观察，寻找它不爆炸的原因。神经一阵阵地紧张，心里怦怦地直跳，我长长呼吸了两下，让自己镇静下来。

撞针打下去了，有没有打中起火雷管呢？得不到答案。唯—的办法，只有冒着危险把信管拧下来。我紧紧地握着信管，使劲一拧，心又急跳起来了，我屏住气息，慢慢卸着信管，警惕它受到震动。吴屏周不放心，紧跟着也跑来了。我们刨开炮弹周围的泥土和石块，把炮弹从土里取出来。紧张的搏斗结束了，汗水湿透了内衣，清凉的海风吹过来，身上说不出的畅快。

这一颗炮弹作废，我们继续进行试验。第四颗，第五颗，第六颗都爆炸得很好，扬起的尘土像浓雾一样弥漫了山脚，那沉雷般的爆炸声夹着弹片的呼啸，压倒了海浪冲打山脚岩石的怒吼。

我使劲地扯动了第七颗炮弹的绳索，炮弹没有爆炸。再拉绳子，绳子却松劲地躺在地上，我怀疑这绳索中段某处被拉断了，慢慢地把绳子收回一看，绳子头牢牢地拴好钢丝的横梢，可是炮弹还是不响。吴屏周和我彼此望了一眼，他眉头一皱：

“怎么又不响啦？”

“照老规矩，抽烟！”

我们点着香烟，一声不响地蹲在土坡后面，低着头苦苦地思索炮弹不响的原因。

“难道又是信管的毛病？”我脑子快要炸开了。

“那可不一定！……”吴屏周说。

忽然他用力摔掉手中的半枝香烟，向炮弹跑去，我一抬头，他已经上了土坡，我急忙丢掉香烟追过去。

“等一下，别动手。”我一边跑一边喊。

“这回该我了。你别来！”他只顾往前跑。

我们两个同时到达埋炮弹的地方，老吴背着高山蹲下去，准备检查炮弹，我背着大海也蹲下来，钢炮弹就在我俩中间。没想到我两腿刚往下弯，这炮弹就像山崩地裂样地爆炸了。

巨大的爆炸波浪把我从地面抛起来，我心里像着了火，窒息难忍，两手紧紧抓住胸前的衣服，想把它撕开。我被轰到五六丈外海滩的沙地上，只觉得天旋地转，两眼迸着火花，在那一瞬间，我以为自己已经死去了。一阵剧烈的疼痛告诉我，死亡还没有夺走我的生命。我活着，我还活着。可是我的伙伴呢？我的同志呢？我—翻身，想站起来去寻找吴屏周，可是马上又摔倒在海滩的血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