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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纸从手里落到地下。真惭愧，三十公尺远，还不如扔手榴弹呢！而且几乎要延误战士们执行战斗任务！我的心被这只能打三十公尺的三百发哑叭炮弹咬住了。同志们抬起信来一看，也都是面面相觑。
在失败面前，不能张皇失措，必须冷静地分析失败的原因。我下定决心，哪怕失败一百次，也要作第一百零一次的尝试。不胜利不罢手！
我立刻收集那些制造炮弹剩下的零件，回到宿舍里，在铺板上摊开图纸，仔细检查。零件都合乎规格，图样也找不出什么毛病。我又把每道工序负责加工的人和成品检查员都找来，详细询问，把制造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一切意外都研究到了，还是没有结果。恨只恨炮弹出厂时，为什么不来一次实弹射击呢？
又是一个难耐的不眠之夜。我刚上床，又跳起来，点起油灯，想了一阵，再躺到床上，盯着屋顶，眼睛都发酸了，还是不能入睡，好像那些打不响的炮弹直在眼前晃来晃去。最后我想到：只能打三十公尺远，也许是发射火药还没烧完，炮弹就出了炮口，不能充分发挥火药的效力。因为我们自己没有火药厂，完全靠缴获来的火药乱七八糟凑的，什么火药都有。想到这里，心里一亮。原因多半在这里。
我披上衣服，擎着一支蜡烛，静悄悄地推开门，跑到后配殿旁边的草屋里，轻轻叫醒装配工老王。
“老王，你记得炮弹装的是什么火药吗？”
“日本鬼子的山炮弹火药。”
“上回试验炮弹用的火药呢？”
“早用完了。”
这就是了！山炮弹的火药，用来做迫击炮弹的火药，当然不行。可是不用这火药，又上哪里去找迫击炮弹的火药呢？眼看这三百发炮弹，就因为没有火药而成了废物。
回到宿舍里，火药问题还是使我不能入睡。怎样把火药的燃烧速度加高，使它成为迫击炮弹的火药呢？从化学上来改造它，我们没有制药厂，根本做不到。想来想去，觉得把火药片压得更薄一些，更小一些，可能烧得更快一些。一骨碌爬起来，又跑去叫醒了老王，我俩一起跑到车间，点起灯来压火药。
天一亮，我带了两个技工，带了压碎了的火药和工具，赶到了司令部。
参谋长命令在靶场支上一门炮。靶场周围人山人海，大家都关心这一批炮弹的命运。
我拿起一颗炮弹，不卸掉信管上的保险，有意不让炮弹爆炸，以免发生危险。我用力把炮弹投入炮口，只听炮筒里轻轻响了一声，炮弹无力地飞出炮口，落在二十多公尺远的田里，炮弹尾翼上的绸布药包还在空中燃烧，原来真是火药燃烧太慢。
我们立刻拆掉十个炮弹的火药管，换上自己带来的火药。炮兵同志写上又架起一门炮，我给他们每人五发炮弹，要第一炮不加药包发射。两门炮同时一声怒吼，炮弹射到五百公尺远的山坡上，发出闷雷般的爆炸声。同志们都热烈地鼓掌欢呼。
第三和第四发炮弹，各加了三用药包，在炮口巨大的吼声里，炮弹飞过对面山头，落在两千公尺外的山地里，猛烈地爆炸了。那两个炮兵同志跑过来，跟我们握手，激动地说：
“谢谢你们！这回不愁没有口粮了！”
我们迅速建立了一个炮弹车间。不但能够修理坏炮弹，还可以制造新炮弹。又在附近的村子找到一座房子，把造子弹的人员和机器分出去，建立了一个分厂。
生活永远是紧张的战斗。一件工作完成了，新的任务接着来到了面前。当子弹和炮弹生产正在紧张的时候，上级要我们想办法制造地雷。
在游击战争中，地雷这种武器，轻便灵巧，便于使用，杀伤力很大。为了展开地雷战，上级要我们制造多样的地雷，拉火地雷，脚踏地雷，还有定时地雷。
说也好笑，当了几年兵，我还没见过地雷，不知这东西究竟是什么形状，脑子里只有一个概念：既叫地雷，可能是埋在地里的炸弹，也是利用爆炸的破片杀伤敌人。那末像定时地雷，究竟怎样不用人触动它，就叫它在一定的时间里起火爆炸呢？用什么装置来控制起火时间呢？想来想去，得不到答案。如果按照炮弹延期信管的原理，把引火线加长，计算好时间，燃着了埋进土里，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地雷盖上泥土以后，里面断绝了空气，引火线就要熄灭。我们试着把一小段封闭的铁管，压进空气，再使空气慢慢地泄漏，来延长地雷的发火时间，还是失败了。
有一夜，我在屋里翻书，想找到一些线索。熬到半夜，眼睛也睁不开了，睡吧，又睡不着。竹林里的土獾子，也不知忙些什么，来回奔跑，弄得枯竹叶习习作响，惹人发烦。我熄了灯，走到院子里。
夜很黑，很安静。只见西屋里有一星星火亮，那是警卫同志点的香火，用它标志值班的时间。我忽然联想起人类历史上的许多记时方法。我们的祖先利用过竹竿的影子来记时，后来发展到铜壶滴漏。用滴水的方法可以定时，可是又怎样使地雷爆炸呢？这就不得不借用电力了。
我用马口铁做了一个圆形水壶，壶底装了个放水的小开关，壶里注满水，水面浮着一块圆形木板，在木板中心装—根小木杆，上面刻着每十分钟的刻度。木杆夹着一个可以移动的电极，壶盖中心挖一个孔，使木杆可以上下活动，铁盖上也固定安一个电极。放开壶底的水开关，壶里的水一滴一滴地滴下来，浮在水面上的木板和木杆逐渐下沉，两个电极一碰头，地雷就爆炸了。
问题还没有完，电力可以用手电筒用的那种干电池，但是电雷管又怎样解决呢？这起火的电雷管是要用钨丝做成的，根据地买不到钨丝，最后还是想到手电筒上。拧下一颗手电筒的小灯泡，用砂纸在灯泡的玻璃上轻轻地磨损一个小洞，填进火药，再用纸糊住，一过电，红热的钨丝就把火药点着了。
我们进一步作了实验。同志们搬出一颗迫击炮弹的空壳，里面装满了炸药，拧上了用电灯泡做的电雷管，把铁壶灌满水，电线全接通，然后把炮弹埋在大庙前的旷场上。一切都跟我们安排的一样，在规定时刻，埋在土里的炮弹爆炸了，定时地雷成功了。
不过，经过多次的实验，暴露了滴水装置的弱点。爆炸时间往往不十分准确，有时靠前，有时靠后。这主要是因为水滴的大小难以调节。最后，大家动脑筋，想法采用了现代的记时方法，按照钟表的机构，用发条齿轮装置代替了滴水装置。虽然制造要复杂一些，定时地雷却达到了准时爆炸的要求。
脚踏地雷的设计，同样是用电起火的。它的优点是一踩就炸，更机动些。
拉火地雷，可以由人选择时机。最初设计时，只是根据步枪撞针的装置，来设计地雷的发火机构，里面有弹簧、钢珠和许多零件。为了检验设计是否正确，我带着草图走进了钳工车间，照图样制造。钳工老高在旁边看我锉一根撞针，随口问道：
“老吴，你在试验拉火地雷吗？是不是像手榴弹那样—拉弦就炸？”
我连忙放下锉刀，琢磨着老高的话。是啊！如果按照我自己那种复杂的设计，机件多，需要的材料也多，也要多费工时，如果按手榴弹发火的装置设计，既不影响质量，也可以大量生产了。我根据老高的启示，彻底修改了设计。
从此，我们炮弹厂同时生产各种地雷了。
铜是我们不可缺少的材料，炮弹和地雷的引信都需要用铜来制造。根据地没有铜矿，也没有炼铜厂。材料科的同志们终日为它发愁，唯一的来源只有四处收集破烂铜器，供应工厂的需要。
引信的加工，一向是沿袭着老法子，先将碎铜熔化，铸成铜棍，再用车床来加工。一百斤铜棍约有五十斤的铜被切削成了钢末，简直是浪费。
如果能制造一副钢模，把熔化了的铜水浇入模型里，倒出来，再一加工，就是成品。这样不仅节省了原料，也大大地缩短了引信生产的过程，赢得了时间，更腾出了车床来造炮弹。
我们在庄子后的河沟旁，建立了一座新的压铸车间，进行新生产方法的试验。可是没有坩埚，开不了工。化铜要有坩埚，早先在战场上打扫来的敌人的钢炮弹，全部当坩埚用完了。
我们学补锅匠的办法，买来造坩埚的粘土，造了一个小坩埚。同志们使劲地拉动着风箱，熔铜炉喷出丁熊熊的烈火。我把新造的坩埚放在炉火中间，刚一转身，坩埚炸得粉碎。
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坩埚，结果都一样。
我们立刻开“炉前会”，研究原因，都认为新的坩埚没有先烤干，一放到炉火上，干燥太快，里面的水分化成蒸汽，就爆炸了。
我们又开始了试验。坩埚烧得通红，在烈火上支持了十分钟，同志们都会心地微笑了。我拿起铁钳把一块块碎铜添进坩埚里。风箱越拉越快，蓝色火焰从炉中升起，车间里飘浮着柳絮样的白色氧化铜末。金黄色的铜液，已经熔满了半坩埚，忽然又是一声爆炸，铜水向四方喷射，拉风箱同志的头被烫伤了，几小点铜水喷上了我的右手背。铜水流下了炉底，把炉桥也凝结了。我们停了火，修好熔炉，继续再干。一连几次，都失败了。
我们得到的粘土原料都是劣质的，没有造坩埚的石墨粉，只好用捣碎了的焦炭粉末来代替。这也是失败的原因。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我们没有经验，没有各种知识。书本上也没有介绍土造坩埚的办法。后来有人提醒：补锅匠的坩埚是怎样造出来的呢？为什么不拜他做老师呢？对！就这么办。
清早，我拿了区长的介绍信，跑去把—位老补锅匠请到车间里来。老师傅细心地察看了我们做的坩埚，察看了造坩埚的原料，他拿起粘土仔细看看，摇了摇头。他带领我们管材料的同志，去买来另一种灰黑色的硬得像石块的粘土，他不用焦炭粉，在炭渣里找了一些没烧尽的炭块，把粘土和炭块捣碎，动手造了个坩埚。最后他烧了些木柴和树枝，慢慢地把坩埚烤干。
同志们留心地观察老师熔铜铜时的一举一动，看他怎样安置坩埚，看他怎样加料，看他怎样调节炉火。老师傅若无其事地操作着。我们把铁勺伸进了坩埚里，盛起了铜水，注进钢模，压铸成一个又一个引信体。试验成功了。我们学会了老师傅的手艺，保证了压铸车间按照新方法顺利生产。
敌人的扫荡更加频繁了，我们的地雷也日夜不停地大量制造出来。抗日根据地里到处布下了地雷阵，遍地是雷，叫敌人无处立脚。上级办了地雷干部训练班，要我去上课，同时照顾工厂生产。每天我骑着匹快马来回跑。
罗师长派人在上海买了一部《现代工厂实习法》，送给我作为奖励，要我好好学习。在书的第一页上，师长亲笔写着：
“只有把科学和无产阶级的利益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科学家。”
我时时刻刻记着这亲切的教导，督促自己。人民要革命，就要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和敌人斗争。虽然，在科学的领域里，我还几乎是个一无所知的小学生，但是，作为一个革命战士，为了战斗的需要，我将不畏挫折，老老实实地虚心学习，努力掌握科学知识，一步步摸索前进。
制造枪榴弹
工厂天天扩大，人员也天天增加。可是我心里却越来越觉得焦急。我感到：党不仅要培养我成为一个精通业务的技术工作者，而且要培养我成为一个具有革命理论政治工作者。为了进一步提高，符合党的要求，我请求调我到司令部学习一个时期，再回厂工作。政治委员批准了我的要求，要我等候通知。
恰好秦永祥调到淮南来了。吴师孟部长通知我，上级决定调我去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委派秦永祥担任厂长。
一九四一年苏北秋季大扫荡后，秦永祥被分配到三师军工部工作。敌人安下许多据点，反复“清剿”，兵工厂天天拖着机器打游击，无法生产。后来他们把机器、材料、熔铁炉拉上大帆船，就在船仓里安装上机器，建立了机械加工车间和铸造车间，组成了一支海上流动兵工厂。煮饭是海水，喝的也是海水。同志们的嘴都烧烂了。海上生过，严重地摧毁了秦永祥的健康，他时常吐血，晕倒在机器旁边。疾病把他赶上了海岸。我连夜办完交代。老秦说：
“延安，这是革命的圣地，毛主席居住的地方，能去那里学习，真是太辛福了！”
“只是一见面又要离开，有些舍不得。老秦！你要注意身体，不要拖垮了。……”
“现在才应该加倍工作呢！要不然，鼻子往上一翘，想工作也不行了。”
我感觉得到他那颗战士的心的跳动。他还像过去一样，有着饱满的战斗精神。
第二天一早，我告别了同志们，老秦一直送出大门。我们又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