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切献给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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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切献给党- 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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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负伤

随着华中抗战形势的发展,军司令部决定把我们这些兵工干部和工人分配到华中各根据地去,建立更多的兵工厂。

军工部吴师孟副部长带着一部份同志去二师,那是罗炳辉师长率领的部队,驻在淮南根据地(包括安徽省津浦路东西两侧地区)。我也被派到淮南去。

激烈的反扫荡战斗,打了五十多天。日夜作战和转移,我左脚的伤口弄得愈烂愈大,成天淌脓流血。医生说伤口已成了慢性溃疡,没有特效的医疗方法,要我每天露出伤口晒太阳。

早晨,太阳越过村东头的大树梢,我坐在墙角,地下背靠着墙,解掉绷带和敷料,把伤口伸在阳光下晒。同志们在屋里忙着化装出发,窗口不停地传出打闹的嘻笑声。

从苏北到淮南要步行几百里,要超过敌人盘据的村镇、炮楼、公路和重重封锁线。怎样完成这艰难的行军任务呢?我瞧着伤口直发愁。

同志们在找我换服装,小鬼拿着一套旧便衣,带头跑出屋来。

同志们见到我的伤口,都默不作声。一会,钳工老李说:

“老吴,只要有我们,抬也把你抬到淮南去。”

是真的,只要和自己的同志在一起,我什么也不怕。这多年来在战斗中,在建立敌后兵工厂的斗争中,我们度过了多少艰苦困难的日子啊!

越过黄河故道,我们向敌占区挺进。上级为了我们的安全,特地派遣了一个营的部队护送我们。我们日夜赶路,不时还要进行小的战斗。急行军时,部长把马匹让给我骑,在同志们的关怀帮助下,一个月后,我们胜利完成了这次战斗行军,进入了淮南根据地边境,在高良涧乘上了大帆船,一路顺风驶进了洪泽湖。

朝雾迷漫,湖水连天。渔船结队撒网,水鸟不时惊起四飞。

芦苇丛里突然驶出一队船支,一字摆开,挡住了我们的去路。主力舰船头上架上小钢炮,甲板边缘堆着沙袋,船舶四周挂满半寸厚的大铁板当装甲,这是我们的海军——二师巡湖大队。

主力舰上打旗语,要我们落帆受检。当他们听说我们是军部派来建立兵工厂的,舰队里立即爆发出欢呼声,指导员领着舰队的战士们,送来许多大筐的鲜鱼和菱角,舰上的战士们挥着手直嚷嚷:

“同志们!没有别的慰劳,吃点鱼罢!”

“同志们!多给我们造些炮弹!”

一进大门就遇到这样好客的主人,弄得真过意不去。同志们的信任,这是更珍贵的礼物。它给了我们更大的鼓舞和信心。

到了二师司令部,罗师长陪我们吃饭,晚上又陪我们一同坐在地下,看文工团演戏。人人都盼望在这里赶快建设起自己的兵工厂。

一切都是从头开始,吴师孟担任了二师军工部部长。交给我的任务是建立步枪子弹工厂,年产量是六十万发。军工部派了二个钳工,一个锻工,二个车工,二个小鬼算学徒,连我一共八个人。在这毫无工业基础的农村里,要建立起工厂。摆在面前的困难是多的,但困难对我们来说,又算得什么呢?只要有党的领导,发扬我们党的革命传统——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我们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接到任务后,我那左脚上的伤口,仍是张着铜板大的血口,一走就出血。偏偏又得了肠炎,连日地拉肚子,真是“内外夹攻”。只好到医院取点药来,一边治,一边工作。

一年要生产这么多的子弹,就必需要有生产子弹的设备和机床,这些庞大而又要求精密的机床又从哪里来呢?我们决定从自己设计开始,把各种机床制造出来。

军工部材料科的同志们,千方百计的为我们收集破铜烂铁,作为我们制造机床的材料。从另外一个修械厂调来一部四尺长的皮带车床,两部老虎钳和一台手摇钻。村上农民腾出两间茅草屋子给我们当车间,背包—放就算安了家,从此我们就开始了紧张的劳动。

交给我的任务是设计各种机床。制图用的丁字尺和三角板是用木片钉成的,一个小学生用的破旧圆规,两支铅笔。这些就是我们的全部制图仪器。借来当床用的门板,铺上一张白报纸,权当绘图板。

机床的设计是不可能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未进行的,也不可能硬搬现成的理论,因为我们缺少材料。某些机件的制造需要大型工作母机,而我们仅有一部四尺车床。大的锻造机件需要有空气锤,我们最大的铁锤只有十二磅。较大的铸造件也无法制造,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用人工拉动木风箱鼓风的小熔铁炉。此外还要考虑战斗中的转移,机床也不宜过大。最重要的,还得看我们收集的材料怎样,有什么就利用什么。这就是我们设计的立脚点,如果不从这里出发,想像得再完美,在实践中也还是不顶事。

茅屋没有窗户,东西墙上临时掏开两个小洞,早晚随着太阳转向,搬动那扇两用门板、借着墙洞透进来的亮光,绘制图样。有时候也跑到车间作实验,寻找设计上的缺点,检查代用材料的性能,使设计更切合实际。

当弹壳大冲床的图样完成的时候,我们立刻分成三班干活,昼夜不让车床停歇。每天鸣叫头遍,我上最后一班。我们常常一连几天通宵不睡,黑夜接着白天,干了一班又一班。有时过于疲倦,就倒在机器旁边,不知不觉睡着了,一会醒来,用冷水擦擦脸,再接着干。吃饭时,炊事员把饭送到车间来,我们也管不得满手油腻,拿起碗筷就吃。

一天黄昏,材料科的牲口大队,运来大批材料。牲口背上的驮篮里满装着破铜碎铁,还有几匹牲口驮的是不能使用的迫击炮弹,这是打扫战场时收集起来的。

我们跑出车间,帮着卸驮篮。赶牲口的同志把鞭子往腋下一夹,递给我一封信。我拆开旧纸糊成的小信封,里面有张纸条,是吴师孟部长写来的指示:

“……前方等着炮弹,务请尽一切力量,提早修好。”

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我们停止了制造机床,来抢修炮弹。这批炮弹没有一个零件,只剩一个空弹壳,不是修理,等于重新制造。我们找来一颗同类的完整炮弹作样子,依样画葫芦来制造每一个零件。炮弹修好了,就是缺少引发爆炸的炸药——雷汞①。我们当时没有制造雷汞的材料,前线又急迫的需要炮弹,要能很快得到雷汞,办法只有一个,从旧炮弹里去挖取。

我收集了一些旧炮弹,这些炮弹大多是在历次战斗后,在打扫战场时收集的一些敌人打过来没有爆炸的炮弹。我把这些形形色色的炮弹的雷管拆卸下来,浸在洗脸盆里,放在宿舍的床底下。【wWw。Zei8。Com电子书】

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可是白天黑夜里,只听见敌人的大炮轰轰声,想到自己的炮兵还在焦急的等着我们的炮弹,看着浸在脸盆里的雷管,这叫人多么焦急啊!

一个多星期过去了。一天早晨,早饭后,同志们都到车间里工作去了,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了,我关好门,把脸盆搬到桌上,我坐在桌旁开始挖炸药。我从脸盆里拣了一支最大的雷管。仔细的观察了一会,拿着小签子轻轻地挖出了一小块炸药。我认为没事了,没想到凉水只浸透了雷汞表面一层,内里还是干的。当第二次签子一接触炸药的表面,轰的一声,这支雷管就在我左手里爆炸了。

眼前火光一闪,泡雷管的脸盆里,红成一片。左手炸掉了四个手指,肉和皮炸得飞起来,贴在墙上,贴在桌面上。左腿膝盖炸开了,露出了膝盖骨,左眼直淌血,什么也看不见了,脸上炸了几个洞,浑身麻木得失去了感觉,反而不知疼痛。

我赶紧用右手握紧左手手腕,阻止流血。低头一看膝盖的伤口,直担心腿骨炸断了,全身就像着了火,急得我在屋里来回跑,不知怎样才好。

车间里工作的同志们,听见宿舍里爆炸,赶紧丢【文!】下工具【人!】就跑。那【书!】些家属【屋!】大嫂们,丢下孩子也跑来。大家忙着绑了个担架,把我抬到了医院。

院长和医生们都忙着为我准备手术。他们为我洗伤口,消毒。衣服脱不下来,只好用剪刀把衣服剪成碎块。

天黑了,解放区没有电灯,没法动手术。只好等到天亮。可是这天夜里,死亡严重地威胁我,我什么也不知道了,我陷入了严重的休克状态。

同志们白天黑夜看守着我,想我是活不成了。但是我还有一丝气息,脉搏仍在微弱的跳动着。但有时醒来,睁大一只右眼,谁也不认识,也不知道吃饭,同志们急得把我牙翘开,天天给我灌凉开水。大小便尽拉在病床上,害得护士同志们成天为我换床单。

这些日子里,同志们都在为我的生命担忧,吴师孟部长也特地赶了几十里路来看我。

后来护士同志们告诉我,说我在白天或是深夜里,时常猛地从床上跳下来,一直往大门外跑,挥舞着缠着绷带的胳膊,高声喊叫:

“我要回去!前方等着炮弹哪!”

可是,我左腿负伤很重,身体衰弱不堪,跑出大门不远,就摔倒在大路旁的水稻田里。

整整地过去了十五天,这天下午,我突然清醒过来了。我恢复了知觉,额角上沁出细汗,身上有些闷热,我推开被单,衰弱地喊了一声:

“渴。”

值班护士小张惊喜的凝视着我,突然她一转身,拔腿就跑,一时,院长、医生和护士,都赶来了,挤满了病房,同志们为我获得了生命感到高兴。护士同志赶忙端来开水,一匙一匙往我嘴里喂,我深深感到阶级友爱的温暖,感到革命大家庭的幸福。

三天以后,我被抬到手术室,继续做完左手伤处的手术,据说第一次手术,因我休克不醒,手术只作了一半。

我左手捆满绷带,左腿膝盖处也捆着绷带,摸摸脸,也全用纱布绷带裹起来了,只露出嘴和一只眼。伤口不时疼痛,我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

冬天来到了,窗外飘着雪花,北风呼啸,穿过病房破墙缝隙,不时引起人们的寒噤。我成天躺在病床上,望着日落日出,数着心脏的跳动。我尽力排除心中一切不安的影子,可是一想到我们的工厂,想到那些未完成的机床设计,心里便非常不安。弄得长夜不眠,我想我这时能做点工作该多好啊!

一个深夜里,伤处剧烈疼痛,我再也不能入睡。想起那些机床的设计,叫人不得安宁。我想利用躺在病床的时间,把每部机床的结构都想好,等我出院后,在设计工作上,就可赢得很多的时间,加快建厂的速度。我一直想到天亮。

次日中午,值班护士离开了病房。我想把自己想好的设计方案和机床结构记在自己的小本上。我从枕头下取出了日记本和钢笔。可是躺在床上,一支手仍然是无法工作。我用两手腕关节顶住床板,死劲挣扎着坐起来,手腕一出力,左手伤处疼痛难忍。我只得倒下去稍事休息,第二次我一死劲,终于坐起来了。我满心欢喜的打开小本,记录机床设计的方案和结构草图。

护士小张提着一壶开水走进病房,惊愕的瞧着我的左手,突然说了一声“不好”,扭头就跑出了病房。

护士的惊愕,弄得我难解,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觉得左手伤处湿辘辘的,我抬起左手一看,白色绷带全变成红的了。鲜血穿透敷料和绷带往下滴。

医生和护士赶忙跑来,解开绷带和敷科,从伤口里喷出一线血流,直喷到病房的墙壁上,原来是我在坐起时,手腕关节顶在床板上用力过大,震断了伤口内的动脉血管。

血不住地喷着,医院没有血管钳,太阳下山了,动手术也不可能。护士用橡皮管扎紧手腕,血流仍在缓慢的渗着,最后在这茅屋病房的屋梁上,拴上一根绷带,把我的左手高高地用了一夜,次日天明后,我又被送进手术室扎血管。

我的秘密很快被医生发觉了,院长严厉地批评了我一顿,没收了我的小本和钢笔。我只得成天躺在病床上,想着机床设计,硬记在脑子里。

一天,司令部周参谋长到医院检查工作。他来到病房,沿着病床,依次向伤病员问好。最后,他走到我的床前,查看了病床前挂的牌子,他看了我一会,问道;

“你是拆信管炸坏的吗?”

“是的。”

他坐在床边,摸摸我的额角烧不挠,看看水杯脏不脏,被子是不是单薄,又问伙食好不好,窘得我不知怎样应对。

“一切都好!”我喃喃地说。

“真没有—点困难吗?”

“就是没法工作。”

“那你就好好休养。”参谋长微笑着说。“你不要为残废耽心,一个革命战士,只要心在跳动,他就能工作。”

首长的话,给了我鼓舞。但也加重了心思,只想早日回厂工作。

在医院同志们的细心治疗下,脸部的伤口已愈合,体力也趋渐恢复,我终于能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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