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秋，潘汉年还与粤军反蒋将领陈济棠等人就军事、政治方面的问题作过广泛的商谈。后来因王明路线的干扰而坐失良机，使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得逞，中央红军被迫转移。但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所以能突破第一条封锁线，与潘汉年和广东实力派的谈判所创造的有利条件有很大关系。
1936年4月，潘汉年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国，除把电报密码送到陕北外，另一任务是作为中共中央的联络代表设法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在香港，潘汉年见到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冲，由张代表陈立夫、陈果夫同中共接触。陈立夫把潘汉年请到南京，派曾养甫与潘洽商，曾要求潘与陕北党中央联系，再进行两党谈判。随后，潘汉年去陕北瓦窑堡向中央汇报。在瓦窑堡，潘的汇报深得中央赞许，在莫斯科背得很熟的密电码也在此时报告了党中央。
潘汉年还持中国共产党中央致国民党的信，去南京与陈立夫、陈果夫谈判。潘汉年作为谈判圣手，在谈判桌上机智勇敢、战果煊赫。这年11月中旬，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与陈立夫对谈——
陈立夫：“既然共产党开诚合作，那我就好任意提条件了。首先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其次，红军只可保留三千人，师长以上的领袖一律解职或出洋，半年后录用。在军队解决后，你们所提的政治各点就可考虑了。”
潘汉年针锋相对：“你这是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当时邓文仪在莫斯科活动，曾养甫派人送到苏区的条件都不是收编，而是讨论合作。蒋先生有此设想，大概误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的提议。”
陈立夫又转了话题：“你我均非军事当局，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先生愿和他面谈。”
潘汉年严辞以对：“如不把贵党的条件报告他，仅说蒋先生愿见他，岂不是要骗他出来？何况现在正激烈交战之际，暂对停战问题不解决，我想他也无法出来的。”
这以后双方又谈了几次，均无结果。
接着是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这一事件中，潘汉年来在于西安、延安间，做了很多工作。事变后，潘汉年奉中央之命到南京先后与张冲、陈立夫谈判。1937年3月，又随周恩来到杭州与蒋介石会谈。杭州会谈后，潘汉年继续与国民党当局作艰巨的交涉。直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确立、全面抗战开始，潘汉年作为我党的谈判代表，南北奔走，折冲樽俎，既坚持原则，又机智灵活，为团结御侮作出了重大贡献。
八年隐蔽斗争
早在1937年6月间，党中央就派刘晓到上海负责重建和恢复上海党的工作。刘晓一到上海，就与当时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潘汉年联络上了。7月间，在庐山结束与蒋介石会谈的周恩来到了上海，约潘汉年、刘晓谈话，布置具体的抗日行动。潘汉年又安排周恩来在黄金大戏院的后台与上海救国会和文化界人士会晤（刘晓虽也参加，并未暴露身份）。至此，上海党的活动走出了低谷。
1937年“八一三”后，中共驻沪办事处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上海办事处（即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简称“八办”），仍由潘汉年负责。地址在福煦路（延安中路）多福里21号。对外以“八办”名义开展统战工作，同时帮助地方党的重建。在输送大量的人力、物力到抗日前线支援抗战，发动上海附近的农村游击战，宣传党的政策的同时，他还作了许多隐蔽的工作。如设立秘密电台、交通联络站、派遣一部分党员在敌特机关工作，广泛搜集敌特的情报等。还接待和审查了许多长期失去党的组织领导的同志，包括出狱的、长期隐蔽在地下的，并将其中适宜在上海工作的转给以刘晓为首的地方党领导。
潘汉年利用“八办”半公开的合法身份，负责领导上层的统战工作，像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上海抗敌后援会、各界救亡协会、国难教育社、难民救济协会等。当时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成立，光与党有关系的妇女团体就有22个。“八办”在这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成绩很大。此外，潘汉年还通过郭沫若、邹韬奋、夏衍等团结了一批记者、作家，办了《救亡日报》、《抗战》等报刊。
在抗战初期，上海的斗争纷繁复杂，潘汉年夜以继日地工作，他隐蔽在群众中，只在一定场合露面，所以敌人也摸不着他的行动规律。“八办”建立的电台，是同党中央取得紧密联络的非常重要的渠道，这对上海及整个沦陷区的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潘汉年善于组织情报网，虽身处四面被围的“孤岛”上，也能够知道各方面的动态，采取灵活的对付方法四面出击。如国民党有一部分人秘密投敌当了汉奸，混在人民群众团体中进行破坏工作，我们都能及时发现，保卫了我们的组织，防止汉奸的破坏。
1937年12月间，潘汉年同夏衍一起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从事文化与情报活动，同时安排宋庆龄、何香凝和救国会、文化界著名人士安全离沪到香港或大后方去（1941年太平洋战争后，又是潘汉年派干部去香港周密部署在港的柳亚子、邹韬奋、沈雁冰、夏衍等著名人士安全撤离）。在武汉沦陷之前，他又赶到那里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工作。
1938年9月，潘汉年到延安，在中共中央社会部分管情报工作，他常去中央城工部研究敌占区的工作问题，还常到中央党校和社会部情报训练部讲课。
在延安期间，潘汉年与董慧相识。董慧原是香港富豪千金，来延安进抗大，是位热血青年。潘汉年在延安一度患病，她悉心护理，终于相爱。1939年，两人结伴到了香港。董慧以在父亲办的道亨银行当职员的公开身份从事革命工作，成为潘汉年最贴身的助手之一。她传递情报，筹措、保存活动经费，工作极为出色。由于她的社会地位，为其来往港沪之间从容工作提供了便利。于伶同志的下述回忆可以使我们想见当年他俩的工作配合是多么默契：“某夜，董慧同志到辣斐花园剧场约我到‘盖世宫’（今淮海大楼楼下当时的小咖啡馆）见面。要我在‘三友’浴室（今安福路“和平浴室”）定好房间，他（指潘汉年）和刘晓同志来。谈了以后，又换了更安全的地方，约了更多的负责同志商议了各种妥善对策与措施。”
潘汉年的情报据点主要放在香港与上海。他则仆仆风尘不时来往于港沪之间。1939年秋，汪伪粉墨登场，敌我友三方的关系更加复杂。他仍能从敌人内部及时地搞到精确的情报，迅速通知江苏省委，斗争艺术令人叹服。关于潘汉年与江苏省委的联系方式，于伶同志向我们提供了他自己的经历：“某晚，剧社女演员蓝兰到璇宫剧院，向我耳语：接到小开电话，约我到‘DDS’咖啡馆见面。他（潘）说：报上有上海剧艺社的演出广告，这是党未遭大破坏，你未被波及的信号。给了我密件，只说往上交。我托文委书记孙冶方同志上交了。以后他每次潜来，先要我上交信件，通过我与省委书记刘晓、宣传部长沙文汉、八路军办事处刘少文同志等约时约地见面。”
潘汉年既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又善于巧妙地利用敌人的矛盾，使他能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部分领导人饶漱石、曾山、谭启龙、李一氓等辗转来沪，之后，由潘汉年亲自布置交通联络站，把他们安全送回根据地。
1943年，潘汉年参加淮南根据地的整风，竭尽所能保护了受到冤屈的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扬帆（即殷扬）。后来扬帆写诗赠潘汉年，对潘“殷勤慰我铁窗前”极为感激。在新四军机关所在地黄花塘，饶漱石诬陷陈毅和潘汉年，甚至把陈毅挤走，对此，潘汉年是作过斗争的。1944年底潘汉年赴延安参加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前夕，有不少干部联名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表示对饶漱石不满，请陈毅回华中，托潘汉年将这一报告送到中央。启程之前，潘汉年给上海情报部门负责人张唯一写了长信，传达了组织决定：上海的情报工作暂由刘长胜领导，重申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对主要干部作了安排。
作为“七大”代表，潘汉年在大会期间对白区工作提了许多重要意见。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迅速赶到香港，在港、澳、沪之间展开情报与统一战线工作。
天亮前后履险如夷
1946年初，正是和战未决之时，潘汉年又到上海从事秘密工作，在夜色的掩护下不时到“周公馆”传递情报，请示工作。当年在“周公馆”工作的同志如许涤新等人后来回忆与潘汉年的接触，还大为赞叹：“潘汉年的消息实在灵通！”
内战全面爆发后，中共代表团撤回解放区，潘汉年也去了香港，从事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他在上海建立的情报机构，则继续发挥巨大的作用。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潘汉年叱咤风云，大展宏图，在解放战争后期贡献更为突出。这个时期，他大部分时间在香港。中共中央上海局的负责人刘晓、刘长胜、钱瑛、刘少文、沙文汉、张执一等同志则轮流去香港开会或办训练班，同潘汉年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潘汉年在香港没有固定的公开机关，他的“轮流办公室”设在香港各种酒家和咖啡馆内，与各方人士谈话、接头就是在这些地方。
1947年，李济深先生等人在香港组织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农工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也在香港进行组织活动。潘汉年在各民主党派中间耐心细致的工作和“肝胆相照”的风采，深得爱国民主人士的赞赏。1948年底，根据中央指示，他不顾改方特务的破坏与港英当局的森严戒备，排除万难，精心组织，分批将350余名民主人士从海路安全送抵东北解放区。这项工作难度之大局外人很难想象，而潘汉年组织工作的周密稳妥，在当时就获得高度赞誉。其时潘汉年的工作千头万绪，但他都能从容应付。当时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和上海海关的主要负责人先后到香港与潘汉年联络，在潘汉年的部署下起义，使这两个系统的档案和美援物资完整地交我方接收。中国、中央民航两家航空公司在香港的员工率领了二十架飞机起义，也是潘汉年组织策动的。再如南京市委策动的俞勃驾机起义，也是由潘汉年通知他领导的上海秘密电台负责人刘人寿，请他与中央联系，确定降落地点与信号。最后，这架B24大型轰炸机安全降落在石家庄，对涣散国民党的军心起了很大作用。
对香港的文化宣传工作，潘汉年更是驾轻就熟。他广泛联系文化人，包括在港的京剧演员。如为东江游击队添置冬衣，他通过关系请马连良、张君秋义演，又发动工商界推销票子，筹到了一笔款项。他支持夏衍同志领导香港文化工作、办《华商报》，还为香港《文汇报》的创刊、发展解决了许多困难问题，如编辑人才、经费、发行等，难怪有人说潘汉年是香港《文汇报》的真正创办人。
1949年4月24日，中央电召潘汉年北上，他和夏衍、许涤新等在参加庆祝南京解放酒会的第三天早晨，由香港起程搭“东方号”轮船抵天津，5月5日到北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先后接见了他。周恩来对他说：“上海即将解放，中央决定派陈毅去当市长，你要当好陈毅的助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上海解放后，潘汉年即到上海就任副市长、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上海市军管会秘书长。由于他对上海的情况熟悉，因此在接管上海时，得以克服许多困难，顺利地完成接管任务并立刻投入恢复生产、建设新上海的战斗。
那时，潘汉年还兼任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部长由陈毅兼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长。陈毅很懂得统战工作的重要性，他认为在解放初期要迅速恢复上海的生产，解决工人的失业问题，保障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必须取得工商业者的合作，按《共同纲领》办事。潘汉年在陈市长的领导之下努力做好各项工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做得特别出色，致使不少挟资跑到香港的资本家回上海开办企业为恢复国民经济效力，如刘鸿生先生就是这样重返上海的。刘靖基先生的回忆可以让我们看到潘汉年工作作风的一斑：在盛康年同志特意安排的一次家宴上，刘靖基第一次见到潘汉年，在座的工商业者有荣毅仁、盛丕华等人，当时刘靖基有些紧张，但潘汉年“穿着便衣，讲着上海话，谈笑风生，平易近人”，致使工商界人士的紧张情绪烟消云散。可见政策对头、工作细致，会产生多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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