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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7月1日于北京
5。5 对潘汉年夫妇的一段回忆
陈铭珊
说起潘汉年同志在上海的事迹，我接触不多，没有什么密切的交往。但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当时盛康年同志发起组织“七一”学习会，参加的人都是些工商界代表性人士，聚会在一起，学习《平凡的真理》，地址是在永福路52号一个工商业者纺织界董旋生先生的花园别墅里。每人交一定费用，边吃晚饭边聊天，有时吃后再谈，谈谈自己的思想和学习体会，也谈谈税收等问题。因为当时我们工商界最关心的是上缴的税收，民主评议，幅度很大，有点吃不消。有一次，潘汉年同志应盛康年之请来和我们见面，谈谈当时的形势和税收政策。潘汉年同志谈话很平和，一点没有火气，他说：“国家要建设，工商界赚了钱向国家缴税，也是应该的，至于说缴的数字多少，可以根据利润多少，多赚多交，少赚少交，不赚不交，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康年同志反映。”因为康年同志是与工商界有密切联系的。潘汉年同志坐在我们中间一张椅子上和我们说话，好像他没有吃饭，是在我们吃饭后才来的。穿的是藏青列宁装，没有穿军装，和大家比较容易接近。他的讲话对我很有帮助，至今不忘。使我最难忘的是一位着灰布列宁装的女同志。在“五反”运动中碰到我，走到我身边来，问我对“五反”的感受怎样，当时我流露出有点恐惧的情绪，她鼓励我要鼓起勇气，继续办好企业，为发展生产作出贡献。我觉得她和蔼可亲，语重心长，句句人耳。当时我只知道她是统战部的一位工作同志，我很敬重她，我觉得党的关怀，又从她的口中听到了。后来才知道她就是潘汉年同志的夫人董慧同志。她在潘汉年同志身居副市长高职之时，却毫无架子地做我们的工作，与潘汉年同志在革命工作中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他们夫妇两人那平易近人的印象，永远牢记在我心中。值此纪念潘汉年同志诞辰90周年之际，缅怀之意，萦绕心头，深感党的英明伟大，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
1995年5月1日于上海
5。6 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杰出代表
谢黎萍
在潘汉年的革命生涯中，统一战线工作占据了重要地位。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潘汉年受中共中央派遣，在上海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各界人士、社会名流中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面抗战思想，争取各界上层人士理解、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治主张，并且配合与协助党的各项工作的开展。
潘汉年于1936年10月和1937年8月先后出任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和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在两办事处有关统战、情报、组织整理、救亡宣传、武装斗争等各项工作中，潘汉年主要负责上层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在统战工作中，潘汉年与上海各界爱国人士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郭沫若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争取他们对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大力支持，从而有效地推动了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并且向纵深发展；同时，潘汉年还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大好时机，通过与国民党的谈判斗争，以各种合法的形式，有力地拓展了上海抗日救亡阵地。
宋庆龄自1931年8月奔母丧从德国柏林回国，宣布“留沪休息”后，就一直在上海开展革命活动。1936年潘汉年奉中共中央之命到上海工作，其中一项任务就是与宋庆龄保持长期的联系。他这次从陕北出来时，身上带有毛泽东9月18日所写的致宋庆龄信。信中毛泽东除了对宋庆龄的革命救国行动表示“无限的敬爱”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告诉宋庆龄“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前公开活动之办法。”“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①潘汉年一到上海，就与宋庆龄取得联系，并向她面交了毛泽东给她的信件。为使他们之间的联系保持经常化，潘汉年与宋庆龄约定由地下党员、特科工作人员李云（即祝秀贞）担任他们之间的交通联络员。之后，无论是在鲁迅病重期间讨论为鲁迅治病之事，还是开展“救国无罪”斗争；无论是购置电台，还是为中共中央筹借款项；无论是与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广泛接触，还是西安事变中向南京方面力陈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无论是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还是组织公开的抗日救亡团体，潘汉年都及时与宋庆龄交换意见，并且取得了宋庆龄对我党工作的大力支持。仅以宋庆龄对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以下简称“文协”）工作的支持而言，。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文协”是上海地下党领导下以国共合作形式诞生的最早的群众性救亡团体，宋庆龄不仅出任“文协”理事，而且还积极参加“文协”的募捐及宣传工作。在“文协”机关刊物《救亡日报》上，经常可以看到她写的文章。正是由于得到像宋庆龄这样的著名人士的支持，“文协”的抗日救亡活动得以蓬勃开展，并且成为当时上海乃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也是上海众多救亡团体中吸纳会员最多的一个。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1—6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对救国会领袖陶行知、邹韬奋，潘汉年早在1936年6月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回国途经香港时，已与他们建立了联系，还就国内的政治形势、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以及我党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与他们交换了意见。在潘汉年的影响下，陶、邹二人按照《八一宣言》的精神，请胡愈之起草了《告全国同胞书》，以表示他们对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策略转变的支持。邹韬奋还将《告全国同胞书》带至上海，请救国会另两位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签名。1936年8月5日，由沈、章、陶、邹四位救国会领袖署名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的公开信在《生活知识》上公开发表。在这一公开信中，四位领袖表示坚决赞同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毛泽东在看到这一公开信后，曾撰写了《论团结御侮——复章、陶、邹、沈》一文。当潘汉年前往上海前，毛泽东又写了《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的信。毛泽东在信中对四位先生的“救国言论和英勇行动”表示“无限敬意”，希望“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亲密的合作”。信中还特别指明委托“潘汉年同志与诸位先生经常交换意见。”①这样，使潘汉年和救国会领袖们的联系，成为中共高层领导的委托。潘汉年不断地向他们转达中共关于团结御侮的信息，同时又从他们那里得到各种支持。特别是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下令逮捕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邹韬奋、史良，制造了“七君子”事件后，潘汉年非常关心七君子被捕后的情况，还亲往苏州监狱探望七君子。当七君子在全国人民爱国无罪的强烈呼声下获释回到上海后，潘汉年又代表党去探望他们，并向他们转达了新形势下中共的抗战方针，还约请宋子文和救国会诸位领导人见面，以促进救国会与国民党之伺的联系，推动国民党政府抗战。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救国会领袖、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曾在上海主持过销量达15万份的《生活周刊》3他的名字及其所办刊物在上海人民，特别是进步青年中具有深远的影响。1937年7月31日韬奋出狱后，依然决定以他所熟悉的新闻宣传工作，投身于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8月9日，仅仅用了20天的时间，由韬奋主编的《抗战》3日刊（后改名《抵抗》3日刊）便面世了。潘汉年根据周恩来关于以文化为突破口，在上海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救亡运动的指示，非常支持韬奋的工作。他经常为《抗战》）3日刊撰写文章，他所写的《全面抗战释》、《动员群众的基本问题》等一系列文章，以简练的语言，精辟的论述，向人们传达了全面抗战的精神实质，批判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他的具有政治导向性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也进一步扩大了《抗战》3日刊在群众中的声誉。
潘汉年与郭沫若可谓是老朋友。早在创造社时期就共过事。以后郭沫若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专门从上海请潘汉年到南昌，帮助其主持政治部的一张周报——《革命军日报》。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去了日本，两位老朋友一别就是19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从日本回到上海，参加抗战，潘汉年代表党接待了他。10年流浪，郭沫若虽不减当年的豪放和爽朗，但言谈举止中，却常常流露出些许惆怅。潘汉年了解到郭沫若惆怅的主要原因是其大展宏图的愿望与对时局、人事生疏的矛盾。于是，潘汉年一方面派大革命后长期在上海工作、对上海情况相当熟悉的夏衍充当郭沫若的助手；另一方面，根据周恩来希望上海“文协”出一张日报的指示，在与夏衍、胡愈之、郑振铎、张志让商量后，决定请郭沫若出任即将出版的“文协”机关报——《救亡日报》社社长。在潘汉年的帮助下，郭沫若又重现了他昔日政治活动家的风采。无论是在上海文化界同人致电北平文化界同人共同抗敌的电报中，还是在“文协”所属国际宣传委员会起草的《上海文化界告国际友人书》中；无论是在“文协”假交通部国际电台举办的抗日讲座中，还是在组织战地服务团工作中；无论是在与上海旧剧界商讨旧剧如何适应抗战形势，还是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一系列活动及浦东各界举行的军民联欢会上，人们又听到了郭沫若的慷慨陈词，看到了郭沫若为抗战奔走的身影。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上海救亡运动之所以轰轰烈烈，与以宋庆龄为首的各界上层人士、社会活动家的冲锋陷阵是分不开的。上层人士的出面，对基层群众性救亡运动的开展无疑是极大的推动。但是，宋庆龄等在上海救亡运动中的公开露面，必将引起日伪的极端仇视。上海华界沦陷前后，考虑到这些上层人士的安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潘汉年从1937年10月便开始考虑如何安排上层人士的撤退问题。10月下旬，当他接到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为了宋庆龄的安危，请她撤离上海去香港的指示后，马上亲自把电报送给宋庆龄。由于宋庆龄尚有工作需要处理，一时无法离开。上海华界沦陷后，潘汉年再次收到毛泽东、周恩来有关催促宋庆龄速离上海去香港的指示后，立即通过地下党员李云向宋庆龄作了转达。12月23日，宋庆龄在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的陪同下到达码头，乘德国邮船离开上海前去香港。
在救亡运动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的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著名政治活动家郭沫若等，均在上海华界沦陷后，由潘汉年安排撤离上海。当时，上海的形势已急剧恶化，中共中央曾于上海华界沦陷的当天致电潘汉年让他转入地下，“完全秘密”起来。①但考虑到这些上层人士的安危，考虑到他们随时可能遭受日伪的暗害，潘汉年仍忘我地工作着。为向各界人士阐明撤退的意义，潘汉年以宴请的形式，专门召集他们开会，向他们解释在日军占领上海的新形势下，为保存革命力量，必须撤离上海。之后，从确定撤退对象，到交通工具的选择；从撤退秩序，到安排人员陪送，事无巨细，潘汉年均亲自过问。由于他细致周全的安排，这些上层人士均安全地撤离了已被日军包围的上海。
①洛甫、毛泽东致博古、潘汉年、刘晓等《关于上海失守后救亡运动的方针问题的指示》（1937年11月12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潘汉年在广泛开展上层统战工作的同时，根据周恩来关于充分利用上层的合法关系，广泛联系群众，建立群众组织的指示①，十分注重以上层的统战工作推动基层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他充分利用“八办”公开合法的地位，通过新闻界的杨枣，职业界的王纪华，文化界的王任叔，妇女界的沈兹九，与各界救亡团体保持密切联系。随着各界救亡协会的相继建立，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形成澎湃之势，成为全国抗日救亡的重要阵地。
①刘晓：《上海地下党恢复和重建前后》，《党史资料丛刊》1979年第1辑。
1937年夏秋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