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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是一种必然。对康熙这样的帝王来说，容纳传教士和西学，纯粹是一种恩典，一种优遇，而不是认同于世界潮流大势的需要。他对西学和西技的根本态度，恐怕只是“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天文历算，为王朝定鼎制历之所需；西洋铳炮军器，为护卫王朝“百年之国祚”之所需；钟表器物，则为圣躬赏玩之所需。这些“技能”方面的东西，都是可取的。除此之外，西来的传教士和思想学术则是有悖圣人“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谬”的，康熙本人的态度就是：“禁之可也，免得多事”——这才是体现他的真意的非常传神的一句话。
康熙是与路易十四、彼得大帝同时代的人。这三位伟大的君主都开创了自己辉煌的一代文治武功。然而，法、俄两国其后都走上了世界强国的发展道路，而我们这个老大帝国却日渐衰败。其他方面不说，就以科学技术而言，如前所述，路易十四于1666年建立法国皇家科学院，彼得一世于1727年建彼得堡科学院，康熙大帝则于1690年左右置如意馆。法、俄两国的科学院，后来成为这两个国家集中科学人才，发展科学事业的核心机构。而在中国，虽然如意馆在康熙时还有些百工制作的盛事，后来就纯粹是一个画院，而且日趋衰微。近代科学传入的盛事留下的是这样的败笔，中国人该感慨命运，还是该悲叹历史？
经过伍秉鉴的努力，怡和行后来居上，取代同文行成为广州十三行的领袖。伍家所积累的财富更令人吃惊，据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成为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建在珠江岸边的伍家豪宅，据说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媲美。
接触英国鸦片商被林则徐惩处，承担赔款走向没落
作为封建王朝没落时期的一名富商，伍秉鉴所积累的财富注定不会长久。就在他的跨国财团达到鼎盛时，一股暗流正悄然涌动。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尽管伍秉鉴曾向朝廷捐巨款换得了三品顶戴，但这丝毫不能拯救他的事业。由于与英国鸦片商人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曾遭到林则徐多次训斥和惩戒，还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献出巨额财富以求得短暂的安宁。《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在1843年下令行商偿还300万银元的外商债务，而伍秉鉴一人就承担了100万银元。也就是在这一年，伍秉鉴病逝于广州。
伍秉鉴死后，曾经富甲天下的广东十三行开始逐渐没落。许多行商在清政府的榨取下纷纷破产。更致命的是，随着五口通商的实行，广东丧失了在外贸方面的优势，广东十三行所享有的特权也随之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降临到十三行街，终于使这些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商馆彻底化为灰烬。
曹雪芹写吃
李国文
《红楼梦》第八回，贾宝玉在薛姨妈处便饭。
这位少爷提出来，要求吃鸭舌头。他“因夸前日在那府里珍大嫂子的好鹅掌、鸭信，薛姨妈听了，忙也把自己糟的取了些来与他尝。宝玉笑道，‘这个须得就酒才好。’”
鸭信，即鸭舌，煮熟，用香糟卤汁浸泡，入味后，便是一道美味冷盘。
吃的时候，喝两口绍兴花雕，而且是加过温的，那就更是香醇佳肴了。看来，富贵公子贾宝玉，不仅仅是一个无事忙，还是一个很懂得欣赏美味且会吃善吃的美食家。其实，不是贾宝玉懂，而是写《红楼梦》的曹雪芹懂。
那是一位写吃的文学大师，我想他写吃写得好，因为他确实会吃。当代作家已经不大写吃，我想很可能太忙于其他了，顾不上吃，因而也就不甚会吃，不善写吃，真是遗憾。
以动物的舌为菜肴，例如北京小饭馆的“卤口条”，例如广东路边档的“烧腊猪”，都属于大快朵颐、淋漓酣畅的享受。虽然，吃惯大众食品的那张嘴，吃贵族阶层的美味佳肴，应该不会有障碍，但是，让吃过“酒糟鸭信”，颇讲究精致吃食的贾宝玉，要他在前门外的小胡同口的某家小饭铺，坐在油脂麻花的桌子板凳上，夹一大筷子“卤口条”塞满嘴，喝那种又辣又呛又上头的二锅头，我想他会敬谢不敏的。肯定大摇其脑袋，对他的随从小厮茗烟说：你把马牵过来，咱们还是回府里去吧！
什么人吃什么，不吃什么，也许没有绝对的界限，但什么阶层吃什么，不吃什么，还是有一定的规矩章法可循。
第十九回，贾宝玉被他的小厮茗烟带着，偷偷地跑到袭人的家里去玩。“花自芳母子两个恐怕宝玉冷，又让他上炕，又忙另摆果子，又忙倒好茶。袭人笑道：‘你们不用白忙，我自然知道，不敢乱给他东西吃的。’”这位贵族公子，和他贴身丫环袭人那平民百姓家的饮食好恶的标准，反映了中国饮食文化上，两个不同消费层次的区别所在。
曹雪芹接着这样写：“彼时他母兄已是忙着齐齐整整的摆上了一桌子果品来，袭人见总无可吃之物，因笑道：‘既来了，没有空回去的理，好歹尝一点儿，也是来我家一趟。’说着，捻了几个松瓤，吹去细皮，用手帕托着给他。”把吹去细皮的松瓤，放在手帕上的这个细节，挺传神，挺雅致，将贵族和平民在饮食文化上，那种能感觉得出来，却很难条理化、具体化的差别传达出来，着墨不多，表现充分，寥寥数笔，印象深刻。老北京有句谚语，说得有点刻薄，然而却是一种历史，一种沿革，一种很具沧桑感的总结：“三代做官，才知穿衣吃饭。”或稍雅致一点的：“三代为宦，方知穿衣吃饭。”
我不禁想起前些年在江南一座古城，一家老字号菜馆，一次“红楼宴”的经历。
说实在的，我非常佩服曹雪芹，特别是他在精神方面的坚强、坚定、坚忍，是令我感到惭愧的。假如我又穷又饿，只有一碗薄粥、一块咸菜的情况下，是绝对写不来，也写不出，更没勇气去写《红楼梦》中那形形色色的吃，我没有那份经受得住自虐的定力。经过三年灾荒的我，知道饿极了，真能使一个人的道德为之沦丧，很难做到曹雪芹的“三坚”。
那天，当我入席，还未举杯拿筷，光看到那陈设，那杯盘，那酒具，那些已经放置在转盘上的看盘和冷碟，我就忍不住对一位早已故去的文学前辈讲：某某老，我在想，一个饥肠辘辘、饿得前心贴后背的作家，要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写这一桌珍馐佳肴，他的嘴里，会是什么滋味？他的肚中，会是什么动静？他那大脑下丘部的饥饿反射神经，会是什么反应？恐怕那准是一件不仅十分痛苦，而且还是相当折磨的事情吧？
前辈对我莞尔一笑：所以，你成不了曹雪芹。
我承认我没出息，宁可下辈子也成不了曹雪芹的角色，总得先解决肚子问题为上。
一个作家，穷，而且饿，还要在作品里一字一句写这些勾起馋虫的美味，这种回味中的精神会餐，其实是物质上，更是精神上对生命的双重磨耗，曹雪芹自然也就只有提前死亡的结局了。
因此，他几乎没有写完这部书，大年三十晚上，就“泪尽而逝”。
我很羡慕现在那些同行，将“食色性也”的次序颠倒了一下，成了“色食性也”，集中精力写“色”，而不写“食”。因之，当代作家的笔下，很少有人像曹雪芹那样专注地写吃了。很多同行，下力气写性行为，写性动作，不遗余力，将中国裤裆文学推向一个新高度。我好像感觉到他们对天盟誓过的，一定要超过写《金瓶梅》的兰陵笑笑生，不达目的，死不瞑目。如今，如果在他们的作品里，到了第8页，或者到了第10页，男女主人公居然还没有上床的话，这位作家，很可能就是性无能或者性冷淡的患者了。
所以，我总觉得，当代文人把曹雪芹写吃的传统丢了，不能不说是一件既愧对前人，更抱憾后人的事情。《三国演义》里，曹操、刘备、孙权，还有在甘露寺招亲的孙夫人，怎么吃，吃什么，罗贯中给我们留下的，是空白。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云长，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地被款待着，都宴些什么东西，也就只有鬼知道了。《水浒传》里，除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这个响亮而且空洞的口号，除了花和尚鲁智深怀里那条狗腿，除了孙二娘黑店里的人肉馒头，除了武大郎先生挑上街卖的炊饼，那些打家劫舍的江湖义士，那些替天行道的草莽英雄，一日三餐，都把什么食物塞进胃里去，施耐庵自己都说不出来。作为读者的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呢？
施先生和罗先生，这两位文学前辈在这个领域的失语，是我绝不敢恭维的。
从眼前这一桌绝非杜撰的“红楼宴”，我们充分体会到大师曹雪芹的艺术功力，他在这部不朽之作中，几乎提供了有关美食的全部细节。包括原料、加工制作过程，以及形状、颜色、品味等等事项。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都无法做到他笔下如此详尽完善的程度。否则，那位穿着古装的服务小姐，也就无法头头是道地给在座的食客讲解“胭脂鹅脯”、“姥姥鸽蛋”、“茄鲞”的来历和特点了。
由此，我也联想到作家能够写出什么，写成什么，和他成长的环境，有着莫大的关系。不是我们写不出，不是我们不会写。说出这个结论，是要请读者原谅的：一个没有三代为官，从只吃过炸酱面、面糊糊的地间田头，从只吃过猪头肉、羊杂碎的市井胡同，走出来的文学先生或文学女士，要他们来写满汉全席，写山珍海味，那是很困难的。
出身于贵族之家的曹雪芹，与施耐庵、罗贯中这样来自士绅阶层的文人，在饮食文化层次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且曹雪芹从南京吃到北京，这两处都是中国精致美食的发源地。但是，施耐庵的家乡江苏兴化，除了咸鸭蛋外，罗贯中的家乡山西太原，除了刀削面外，便乏善可陈了。何况，曹雪芹所写的“吃”，都是他吃过的，而罗、施二位大师，所写的那些“吃”，不但没吃过，甚至没见过，没听说过。无米之炊，巧妇难为，道理就全在这里了。
那次“红楼宴”上，在座陪同的地方上的头头脑脑，一再征询那位前辈，对推出这样的旅游饮食项目，有些什么评价？对那位显然读过《红楼梦》的服务员小姐的讲解，有些什么看法时，某某老呵呵一笑，不作正面答复地支应过去。
不过，对打成右派、经过劳改的我来说，还是很过瘾的一次口福享受。
事后，我问他：为什么不表态？没想到老人家语出惊人：“如果曹雪芹就吃这种样子的，色香味毫无特点的所谓美食，他还能成为那个不朽的文学大师吗？”
这位前辈是见过大世面的，我相信他的评价。
然后，他突发奇想地问我：你觉得一个作家最要紧的自身素质是什么？我还没有想好如何回答，他先把答案讲了出来：一个是感觉，一个是想象，感觉要细微得不能再细微，想象要丰富得不能再丰富。就这桌“红楼宴”，能给我什么感觉，能使我有什么想象啊！
他这一说，我对曹雪芹更加肃然起敬了。
窃国大盗最后的日子
李宗一
袁世凯做不成皇帝，回过头来想再做总统，继续实行专制###统治。关于这一点，他在撤销承认帝制的申令中已公开说出来。
在这个精心炮制的申令里，虽然他不得不轻描淡写地写上“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这句封建帝王“罪己诏”中常用的话，借以平息全国各阶层对他的愤慨，但是，在谈到洪宪帝制这场大变乱的具体责任时，他却推卸得一干二净。他说：“民国肇建，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艰巨，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