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小学集注》这样的“大书”，诵声琅琅，终日不倦。有信仰、有理想的新式“湘军”，自然不同于腐朽的不堪一击的清朝政府军。
当然，湘军在勇猛之外，凶残也是他们的一大特点。曾国藩本人都有“曾屠夫”之号，其手下自不必说。攻城陷地之后，他们对被俘的太平军施以凌迟、剜眼酷刑不说，常常以“从逆”为名滥杀百姓，并乘机抢掠奸淫，作恶不少。对此，同样官僚出身的谭嗣同就曾指责湘军的掳掠滥杀。
无论如何，曾国藩在1854年正月所发的《讨粤匪檄》，确实可作为湘军的“宣言书”：
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於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濬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自处於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唯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买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祗。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
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拔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
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摺奏请优叙。倘有久陷贼中，自拔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遣回籍。在昔汉唐元明之末，群盗如毛，皆由主昏政乱，莫能削平。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贼，无论迟速，终归灭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尔披胁之人，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大兵一压，玉石俱焚，亦不能更为分别也。
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实鉴吾心，咸听吾言。檄到如律令，无忽！
此慷慨激昂的檄文，也给日后老曾的仕途留下后遗症：卫道的意味太浓，勤王的忠贞不够，致使满清朝廷对他产生疑忌。
山重水复疑无路——石达开的转败为胜
西征太平军节节败退之时，石达开指挥的湖口战役和九江战役，大胜克捷，一下子扭转了整个战局。
取得湘潭和田家镇两次大胜，曾国藩大受鼓舞，萌发出一股“灭此朝食”的精神头，立刻率水陆湘军杀向九江。湘军为南路，北路方面，还有清朝湖广总督杨霖率一支军队，率先入屯广济。
屡战屡败之际，杨秀清派出石达开和罗大纲率援军前来接应。
经过一番分析，石达开深知湘军厉害，特别是湘军水师，乃当前大敌。敌人乘胜之下，和湘军正面硬拼肯定不行。于是，他派林启容死守九江，罗大纲带人守卫湖口西岸的梅字镇，他本人率军固守江水东岸的湖口县城。
石达开严肃军纪，命令士兵深壕高垒，切勿轻易出营与湘军争锋。同时，太平军白天扰敌之外，天天夜间也不闲着，在江面散置三五成群的小船，上面堆满柴草，实以硝药膏油，点燃后顺江而放。接着，士兵在岸边鼓噪惊呼，大量发射火箭，使得船上湘军彻夜无眠。一天没事，两天没事，三天没事，到第四天湘军头领和士兵就有些熬不住。人不睡觉，肯定没胃口；没胃口，肯定身体要垮；身体一垮，精神烦躁，日久成疲，战斗力急剧下降。
如此一个月的相持，石达开的“疲敌计”取得重大成效。
深知湘军有急切求战之心，石达开故意命令湖口太平军佯装全线撤退。湘军见状，立刻派出水上致胜的“法宝”——一种轻捷性类似舢板的快船，几百艘轻舸齐发，狂追太平军。
见引蛇出洞计成，湘军主力军外出不及归，石达开下令埋伏的太平军乘小划子满携引火之物，突入湘军水营，向那些笨重的大船上扔火把和引爆物。同时，岸上太平军狂射火箭，呼声震天，烧毁大船九艘及其他运兵船三十多艘，两千多湘军葬身鄱阳内河。
仓惶之下，曾国藩退守九江。
仅隔12天，即1855年2月11日，在石达开指挥下，太平军自九江城内偷偷划出几十只轻舟，月黑风高之夜，偷入散泊于九江城外的湘军水师营内，忽然放火，四处投掷浸油燃烧的柴捆。
湘军各哨惊乱，齐齐扬帆遁逃。由于摸清了曾国藩座船，一支太平军突击队很快就攀援而上，尽杀船上之人，缴获了大批重要文件。太平军清点首级，却不见有曾国藩。原来，火攻猝发之时，卫兵立刻扶持曾国藩登上条小船逃命。否则，他性命难免。
湖口、九江两次大胜，太平军西征转败为胜，基本消灭了曾国藩辛辛苦苦建立的“王牌”水师。
狼狈之余，曾爷逃到南昌喘息。
当时的曾国藩，乃45岁盛壮，官场老经验，而予他致命打击的对手石达开，时年24，风华正茂，恰似周瑜重生。
乘胜之下，秦日纲、陈玉成、韦志俊等人率太平军从宿松、太湖等地跃击，直扑湖北，并于1855年（咸丰五年）4月3日第三次攻克武昌。如此一来，南京上游的三大战略城市安庆、九江、武昌，全归太平军掌握，确保了“天京”的安然无虞。
武昌争夺战在清朝与太平军作战中也算一奇。早在咸丰二年，太平军首次攻下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举家自尽。但太平军很快就主动弃城攻向南京。咸丰四年，西征军二下武昌，湖广总督吴文镕战败在黄州自杀。不久，湘军夺回武昌。至此，西征军三下武昌，湖北巡抚陶恩培自杀。直到转年年底，此重镇才复为清朝湖北巡抚胡林翼夺回。三次血战反复争夺，可见武昌城的重要性。
虽经大败，湖南人曾国藩仍旧坚忍，赶忙指挥塔齐布率湘军水师猛攻九江，准备下此坚城以雪前耻。但太平军守将林启容贯彻石达开指示，坚守不出，一次又一次击退湘军进攻。愤懑羞恼之下，塔齐布呕血而亡。
在武昌方面，曾国藩指派罗泽南提军，配合湖广巡抚胡林翼攻城，日久未下。
由于清朝的和春统三四万清军围攻庐州，石达开便于1855年秋率军赶往援救。毕竟清军势众，石达开心忧武昌、九江战局，很快率军回返，庐州在1855年年底为清军夺回。
石达开率胡以晃等人乘船从安庆西上，往赴武昌。途中，湘军罗泽南率军来阻，双方在崇阳、通城一带交战，互有胜负。
审时度势下，青年统帅石达开想出一条妙计：在湘军拼死进军武昌之际，江西的大后方肯定空虚。于是，他下令西征军自湖北通城一带，越过幕阜山，杀入江西境中。这一来不得了，曾国藩立即命令围攻九江的周凤山（接替气死的塔齐布）率军回援，九江围解。
太平军连克新昌（宜丰）、临江（清江）、吉安等城，并攻克湘军水陆大军重要的战略要地樟树镇。如此江西咽喉要地落入太平军手中，又见溃退的湘军奔窜回城，南昌军民人心大骇。曾国藩心中也惊，忙率众回南昌城内，闭门自固。
由此，江西五十余县（占三分之二）的地方全部由太平军占领，曾国藩困守愁城。为求能保南昌，他飞书罗泽南要他回援南昌。
但身在武昌城外的罗泽南出于大局考虑，没有按照曾国藩的指示去做。他认为武昌乃南北枢纽之地，如果湘军骤撤，胡林翼一军不足以当太平军兵锋。而且，据报武昌城内太平军守军粮食已经接近吃尽，再坚持一下，可以克复这一坚城。
在曾国藩书信发出后的第十天，武昌城外又有太平军援军赶到，形势危急。还好罗泽南事先安排有后备队，自洪山驰下，奋击太平军。交战之间，有弹片正中罗泽南左额，血流如注。坚持许久，卫兵最终不得不护送罗泽南回归洪山大营，但他仍旧危坐营外，指挥战斗。
由于弹片嵌得太深，止血不住，罗泽南转天亡于军营之中。这位罗泽南，曾国藩的湘乡老乡，非一般军将，乃清朝后期一代大儒，著有《小学韵语》、《西铭讲义》、《周易附说》、《人极衍义》、《方舆要览》等著作，是诠释程朱理学的大家，时称“罗山先生”，其弟子也多为湘军名将，如李续宾、李续宜、王錱、刘滕鸿、蒋益澧等人，这些人皆在《清史》中有传。
听闻罗泽南死讯，南昌城中的曾国藩悲从中来，绝望至极，只得听天由命，坐以待毙。
这时候，只要石达开等人在南昌加紧攻势，或迟或早，此城肯定不守。
路到绝处开生面。南京方面，洪、杨二人力命石达开东援，以齐力共破清军的“江南大营”。
上命不得不听，石达开只得从南昌撤围。曾国藩咸鱼翻身。
至此，太平军“西征”告一段落。
附：《虏在目中》
（说明：《虏在目中》著者不详，抄本原藏于北京图书馆。此文应该是一个曾经被太平军俘虏的读书人所写。《虏在目中》对于太平军的军营制度、仪节、纪律、习惯、作战技术、文书格式等等，多有详细的第一手描述。对于研究太平军作战方式，很有参考价值。）
贼营出阵，皆以大率小，如：伪丞相当头，次伪检点，左、右伪指挥，次伪将军，次九军伪总制，率各属下伪典官、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司马等。以三军居中，六军分左、右翼。伪总制，进则视伪指挥之旗，退则视伪丞相之旗。众贼目进退，皆随伪总制之旗。
贼临阵遇官兵时，伪丞相之旗居中，分开门户，滚牌手数十面，隐住大炮。俟伪指挥、将军由左右抄出，则滚牌一散，大炮打出，左右继以抬枪、鸟枪，众贼兵呐喊，遂就势冲出。官兵为贼所惑，每在此时。人声、炮声，其势甚大，不知黔驴止此一技耳。伪检点之旗居后，视贼有不按队伍者，收兵时斩。如前军败，后军零星先走者，即斩。
贼与官兵交战时，约十余合之后，故退二三十步，复一拥而进，谓之“回马枪”。贼每战皆施此计。视官兵稍败，则左右之军追上，两军一合，后军随后一围，如连环之式，用长矛混战。大约贼之阵势，皆不出一分一合之法。倘左右有接应之兵，由中一击，其围自溃。
贼视官兵远走，前军已成围者不动，后军抄出追之。
贼屯兵之所，四方皆筑土城，约高八尺，厚二尺，用木柱埋在土内，相去约四尺远，两两对埋，里外卡以木板，中实以土，如江南筑土墙者然。但筑墙者，墙成即将板木撤去。兹则筑一层，加一层。墙上开两小方洞，一大洞，两两相间。小洞内安置抬枪，大洞置铁炮。外面看之，全不见枪炮形迹。贼每从洞内窥伺官兵。城上亦可登望。
土城外，有濠沟，即筑城取土之处，城完而沟亦成矣。内插竹钉，以防官兵冲突。
贼印以松木为之，约长三寸，宽寸半，旁刻二龙，中刻贼伪衔，皆是真字，无篆书。
贼谓枪头为“札嘴”。用竹竿长一丈二尺，逐节用火炙过，将札嘴安于竿首。自伪总制以上用大刀，余皆用此。
贼营竹帽，谓之“胜盔”，用竹编三层，可以搪刀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