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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家。
黎姗姗毅然拿起电话，用颤抖而坚定的声音问道：“喂？……是的……恩，知道了，谢谢你。”她放下电话转过头来说道：“妈，小区物业让咱们去交水电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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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嘿嘿嘿^_^）
<；小知识>；长焦、广角
长焦距镜头指焦距长于标准尺寸的摄影物镜。在电影摄影中，选取水平视角为23－24，相应焦距约为画幅对角线长度两倍的摄影物镜作为标准镜头。35毫米电影摄影的标准镜头，其焦距相当于50毫米，凡长于50毫米者即为长焦距镜头；16毫米电影摄影的标准镜头，其焦距相当于25毫米，凡长于25毫米者即为长焦距镜头。故事片摄影，使用75毫米或１００毫米的长焦距物镜拍摄特写或大特写镜头，因摄影机远离被摄对象，可避免演员产生紧张心理，且便于照明布光。焦距特别长的摄影物镜（如400、800、1000毫米甚至更长）称为“望远镜头”，能摄取很远景物的某个细部成为特写镜头，造成远处景物被移近的银幕效果。但其所摄画面，缺乏空间感、纵深感和透视关系。在科教影片中，运用望远镜头，可在隐蔽的远处摄取野生动物，避免动物受到惊扰，从而使画面显得自然真实。
所谓的广角镜头就是焦距较短、视角较大的镜头。使用广角镜头目的是为了可以达对更加开扩的视野，以及宏伟壮观的艺术效果。广角镜头可以产生前景大远景小的效果。用广角镜头产生的画面变形，令到前景的物体得到夸张地放大，更加突出前景物体，给予视觉上强烈的冲击。对于消费级数码相机而言，所谓的大广角其实也就是28mm而已。
说白了，一般相机只能看见你前边这一块儿，而广角相机的照片，可以让你看多更多旁边的，非广角显示不出来的画面，越大的广角，越接近人的实际视野，照片看起来就越舒服，尤其在拍摄风景等画面中有很大的作用
第二十二章 非我族类
第二十二章非我族类
一家朝鲜风味儿饭店。
杨鹏、山口介夫、陈思思三人围坐在一张小桌子上。他们要了一个牛肚火锅，一个拉皮儿，一份打糕，一份红烧雪鱼，一份椒盐虾和一瓶清酒。看着满桌子菜，山口喝了口清酒说道：“刚到中国的时候，我真的不习惯到饭店吃饭。”
“怎么不习惯？”杨鹏也喝了一口问道。
“简单的说，”山口回答，“你们吃的多，我们吃的少。在日本，不论是家里还是餐馆，人们不会要这么多菜，每一盘菜也不会有这么多，口味差别倒还是其次了。”
杨鹏和陈思思听了面面相觑，陈思思对杨鹏说道：“难怪日本人好象都很瘦。”
“恩，早就听说日本人崇尚忍者精神，”杨鹏回道，“但没想到连自己的胃也不放过，呵呵”
山口也笑了笑，说道：“我想这和忍者精神没什么关系，而是千百年来养成的习惯。”
“说到这民族传统，”杨鹏说道，“思思你说咱们**人是不是都是从西亚那边过来的？”
思思摇了摇头：“这我可不知道，你要去西亚吗？”
“不是”杨鹏神色特别凝重的说，“我就是想改个名字，以后就叫穆哈莫德－杨鹏”
听到这里，陈思思一笑，把嘴里菜和汤“扑”的一下都喷了出来，除了少部分落在地上以外，主要部分都被杨鹏的脸给接收了。看到这种严重后果，陈思思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怯怯的说道：“对对对不起，我给你擦擦。”
杨鹏立刻一摆手说道：“不用！”接着伸出舌头在自己的嘴唇上舔了舔，品了品，尝了尝，接着咂了咂嘴，点了点头，冲陈思思伸了伸大拇指，说道：“味道不错！”
陈思思的小脸“唰”的红了，低头轻声说道：“你真讨厌。”说完拿着纸巾给杨鹏擦脸和衣服，边擦边说：“你说我们这么跑掉能行吗？人家司机会不会找咱们啊？”
“没事儿！”杨鹏闭着眼睛接受清洁服务答道，“神都说了，能打则打，打不过就跑……”
陈思思在头上敲了一个暴栗，嗔道：“不许这么说神！”
杨鹏“哎哟”一声，说道：“你们怎么都这么喜欢暴力？”
“你们？！”陈思思诧异的问道。
“你……和我妈，都喜欢打我头。”杨鹏连忙说道。
“谁让你说神的坏话了，就该打！”陈思思给他擦完，笑着坐了回去。
杨鹏笑着摇了摇头，对山口说道：“女人大都没法和她们讲理。你看她打你一顿说是神让打的，我要是不服气还得找神评理去，问神：‘你为什么让她打我啊？’”
山口笑道：“杨君对女人很了解。”
“不敢当，不敢当，”杨鹏连连摆手，“要是了解也不会整天挨揍了，唉，命苦啊，来！喝酒。”说着俩人又喝了一杯。
“对了山口兄——你比我大吧？”杨鹏说道，“你来中国多长时间了？汉语说的那么好。”
“说来话长，”山口呷了一口酒说道：“其实我爸爸是日本人，母亲是中国人，而我……是在中国长大的……”
1932年，十岁的梅津留美子随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从北海道来到中国东北，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穆陵县。作为第一批农垦移民，他们家在那里分到了120亩土地。留美子清楚的记得刚分到土地的那天，爷爷和爸爸站在广袤的属于他们的土地上面时，激动的热泪盈眶！
那时的生活富足快乐，无忧无虑。
虽然不时会有战事的消息穿来，有的在北方和苏联人，有的在南方和中国人，但似乎离他们很远，和他们并没有多大的关系。爷爷、爸爸把所有的地都用铁丝和木桩给围了起来，在里面种植玉米、高粱和小麦。梅津家一家人都不需要劳动，他们雇佣了很多当地的中国农民给他们种地，爷爷对他们很凶，看到有偷懒的就会打骂他们，爸爸也是。家里的中国农民都很怕他们俩。
此后的十年是留美子一生最快乐的时光。守备区司令部经常会组织移民们联欢，春游。每到那时留美子就可以穿上漂亮的和服，举着阳伞，和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玩。联欢的时候能看到好多人，有好多好吃的，还可以围着篝火烧烤，唱歌跳舞。
1940年爸爸把18岁的留美子嫁给了关东军驻穆陵守备区的山口完治少佐。留美子对自己的未婚夫并不了解，只知道他比自己大一岁，结婚前也只见过他一次，那天看他穿着军装挎着军刀，很神气的样子。
第二年，他们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山口义博。
从1943年开始，战局越来越差，物资开始短缺，关东军把他家的大部分农民都征走了，说是鸡西的煤矿缺少人力，而日本本土现在急需大量的煤、铁、木材、橡胶等军用物资。没有人种地，梅津家的大部分土地都荒芜了。爷爷看起来很难过，整天喝酒度日，脾气也是越来越暴躁。
1944年到1945年这段期间，从海上到大陆，到处传来战败的消息，一家人都很不安，包括留美子的丈夫。虽然他不说，但留美子看的出来他的担忧。他怕被征调走，怕失去这母子俩。但山口少佐还是被征调走了，三月份，他的部队被调到黑河边境准备抵御苏联红军，走了之后再也没有消息。
直到九月份，关东军司令总部下达通知：天皇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全部关东军就地放下武器向当地中国政府或苏联红军投降，然后，随同日本垦荒侨民立刻赶往大连旅顺等地，乘船返回日本本土。
得到消息后爷爷终于病倒，没有医生，没有药物，没几天爷爷就过世了；奶奶失去了主心骨，很快也随他而去；山口少佐依然是没有任何消息；看到这种情况，爸爸决定全家返回日本。于是留美子领着四岁的儿子，随爸爸妈妈坐上了去哈尔滨的火车，两天后他们到了哈尔滨。
1945年，哈尔滨三棵树火车站。
梅津一家已经在外面的露天站台上呆了一天一夜。
整个站台上聚满了日本人，大部分是已经缴械的关东军，其他的就是象梅津家一样的垦荒移民，大家在等着坐去大连的火车。车站上日本人的四周有共产党的部队持枪把守——他们不是看守日本人，而是保护他们，防止周围愤怒的市民冲进来打杀他们。看着那些高喊着口号想冲进来的中国人，留美子很害怕，因为她离他们很近，那些人只要一冲过共产党部队的阻拦就能到她跟前。她不敢看她们，只能是抱着自己的儿子，靠在爸爸妈妈身边。他们一家四口依偎在一起，焦急的等待着火车的到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
火车终于来了，是平板车，没有座椅和车厢。这时候已不允许日本人们考虑是否舒适，大家一窝蜂的上了火车。梅津一家也上车找个位置坐了下来。不多久，火车便缓缓开动了。看到火车开了，留美子稍微松了口气。虽然车还开的很慢，虽然中国人还在眼前大声责骂他们，虽然还是很害怕，但现在毕竟是在往大连走了——每前进一米，就会离家更近一些。
终于听不到吵闹声了，留美子安心的靠在妈妈的身上睡着了……
忽然，留美子又被一阵骚动吵闹声给吵醒了，她睁开眼一看，铁路两边又出现了很多中国人，他们高声叫骂着拿着石头、木棍、农具朝车上的日本人打来，车上的人不敢也没办法反抗，只能抱着头挨打。火车开的并不是很快，有一些胆大的中国人甚至上前往下拖拽车上的日本人。车上的人一旦被拽下去，就会被群殴致死。
留美子怕极了，她抱着儿子直哆嗦，不知道如何是好。爸爸转过身来面对着她们，把她们娘仨的身体尽量往车中间推。就在这时，车下的一个人，一把抓住留美子爸爸的衣服把他拽了下去。妈妈连忙去拉爸爸，结果妈妈也被拽了下去。在他们俩周围，瞬间就围上来一大群中国人……留美子吓傻了，她亲眼目睹了父母的惨死，呆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这时，她只觉得一个趔趄，她和儿子也被拽下了车，摔在地上很疼，但她顾不得疼，立刻对拽她下来的人用汉语大声喊道：“求求你，不要杀我！”
以前爷爷打那些雇佣农民的时候，他们也会如此求饶，留美子常听就学会了。拽她下来的人叫刘栓柱，那年37岁，还没有老婆，看到拽下来一个大姑娘，立刻有些动了心。他眼见有几个已经杀红了眼的同村儿的人准备跑过来开打，便立刻抗起留美子娘俩，飞快的跑了。留美子则死死攥着儿子的手，闭上眼睛，等待着命运对日本人的审判。
留美子很清楚是刘栓柱救了她们娘俩的性命，出于感激，她顺从的带着儿子嫁给了他，改名为刘梅；而她儿子则改名为刘义博。再婚后他们过着清苦而宁静的生活，对于这娘俩的来历，刘栓柱守口如瓶，甚至连自己的亲爹妈都没告诉。没人知道刘栓柱娶了个日本媳妇儿。要是知道的话他们家是无论如何也挨不过特殊时期的十年。
婚后他们又育有两子一女：刘义才，刘义学，刘晓兰。
刘义博25岁时娶了一个本村女子刘燕为妻，四年后（1970年）生子，取名为刘文涛。文涛小的时候深受爷爷奶奶的疼爱，因为他是长子长孙。他记得爷爷特别喜欢他，总是背着他满村的溜达，见人就说：“你看看，你看看！你看我的大孙子，多胖呼！来！孙子！给爷爷亲一个！”
到了文涛五岁的时候，爷爷再也不能背着他四处溜达了——爷爷瘫痪了，整天躺在炕上，奶奶每天照顾他。
到了八岁的时候，文涛上了村里的小学，上到三年级的第二个学期（1982年），有一天上着课，爸爸到学校把他接了回去，他清楚的记得爸爸那天非常的兴奋，根本不象往常那样不苟言笑，老是一个人闷坐着一言不发。
回到家，爸爸指着一个戴眼镜的老人告诉文涛说：这是日本来的亲爷爷，是来找他们接他们回去的。文涛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日本对他来说是一个很远的地方，只在地图上见过。
后来，奶奶和日本爷爷吵了起来，文涛感到非常的吃惊，因为他们说的话文涛一句也听不懂。他从来没听奶奶说过这种话。接着爸爸也加入了他们的争吵，看样子爸爸和日本爷爷站在了同一边，一同指责奶奶，再后来奶奶哭了，哭的很伤心。
最后，奶奶不再和他们争吵，回到爷爷的西屋去照顾爷爷。到了下午，日本爷爷和爸爸带着文涛离开了文涛的老家。文涛的妈妈哭着喊着不让他们走，被文涛的爸爸一脚踹到一边，躺在地上起不来。文涛很害怕，也哭了起来，结果被日本爷爷打了几个耳光，就再也不敢哭了。他们先是坐汽车到了长春，再做火车到了北京，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