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与老板娘堕落的记录- 第1部分

　　　　　
　　　１。上世纪最后一个冬夜，我写下“打炮”两个字之后，开始等待，四周一片漆黑，只有我充血的龟头在这黑中微微的泛着红光。而同时，在中国成都，更靠南的地方，比如玉林南路一间宽敞的屋子里，在床上，小杨也在等待着。我听见她细弱的声音，从完全遮盖的被子里传出来。１、２、３，小杨在等待高潮的降临。　　　　　２。准确地说，小杨是趴在床上的。当我走到床边，将手伸进被子时，正好摸着她光滑的屁股。她的屁股一上一下的起伏着，有力，但动作不大。小杨说：“别碰我，别碰我，我要来了。”她说话的声音已经变调。　　　　　多年在一起的生活，使我对她自己搞定的能力充满了信心。同时，我更加知道，在这个时候，她最大的希望就是我离开她，离得越远越好，但又不能离开这间屋子。她会在一声长长的呻吟之后，呼唤我的名字。那时对于她滚滚而至的高潮，我的搂抱，是她最好的沙滩。一切重归宁静，台灯、沙发、席梦思和被子，以及她赤裸的身体。　　　　　３。更准确地说，小杨的等待是积极的。因为工作不到位，高潮不会自己来临。　　　　　４。电话响了，电话里传出得二的声音，他说：“今天太阳多好。”对于成都，对于这个太阴沉沉的城市，出太阳是一件好事，它邀请我们走出房间，来到外面。　　　　　得二说：“这是过性生活的时候，我们在楼下等你。”我知道得二说的“我们”里面，至少包括钢哥和花边眼镜，也包括得二那辆白色的桑塔纳。　　　　　得二是性生活的狂热爱好者，也是过性生活的高手。他，还有钢哥、花边眼镜和我，是性生活中的密友，简称性友。而我们自称炮友，打炮的炮，打炮的朋友。我们经常坐着得二那辆白色的桑塔纳，出入于灯红酒绿之中。　　　　　离成都二十公里外有一个小县城，那里的美容院、酒店、和卡拉ＯＫ的小姐们，只要一看见得二的这辆车子，就会跑过来将它围在中间，其实是将我们围在中间。得二在这里最少有一打以上的老相好，每一个相好和他最多做两次，两次之后，他就会将她们隆重地推荐给钢哥。他对钢哥说：“这个不错，上面大，下面小；那个不错，下面小，上面大。”　　　　　从这方面讲，钢哥和得二的关系最为亲密，有一种近似于血缘的关系。我不一样，在这个县城里，我只认识巧梅、玲玲和一个被称为“啦啦队”队长的老板娘。得二说，他和老板娘有一腿，但老板娘打死不承认，甚至老板娘不愿当着得二的面和我做。有一次，得二为听清楚老板娘的叫声，在我和老板娘炮屋的厕所里呆了半个多小时。那是一个夏天，厕所里没有空调，只有臭气。　　　　　５。放下电话后，我赶紧穿上衣服。我从衣柜里挑了一条鲜艳的领带，我把它套在脖子上。左一腿、右一腿，上一腿、下一腿，你一腿、我一腿，好一腿、坏一腿，舒服的一腿、不怎么舒服的也一腿。然后领带的头头从圈圈中穿过，圈圈不能太大，否则领带显得太短；当然，圈圈也不能太小，因为一根又细又长的领带也不好看。我抬起头，镜子里出现一双圆睁的双眼和一个突出的鼻头，像阳具。　　　　　６。小杨说：“我要结婚。”当时我正在照镜子，她躺在床上。　　　　　我转过身去看着她，我问：“你说什么？”　　　　　“我要结婚，我要生孩子。”小杨说。　　　　　７。得二一人坐在车里，我拉开副驾的门，坐进他的旁边，“他们呢？”我问。“他们在花园喝茶。”得二说的花园，是指我们在城里的一间炮台。一家中档酒店的名字，和酒店里唯一一套漂亮的套房，自带一个房顶花园。我们常常包下这间套房，在那里打炮、打扑克牌、喝酒。　　　　　花边眼镜说：“人生得一炮友足矣，何况我们还有四个，还有这间炮台。”　　　　　花边眼镜就是在这间炮台里轰轰烈烈地摸了他人生中的第三个乳房，除了他母亲和老婆之外的又一个。当时得二和我都在场，我们说：“打嘛。”花边眼镜说：“打嘛。”那个对手不是小姐，是得二先前的一个性伙伴。　　　　　花边眼镜打完后，得二又问我打不打，我说：“打嘛。”我那天特别想打，得二的性伙伴虽然称不上炮中高手，但我自己还是打得性趣盎然。我们的炮声震撼了他们。花边眼镜说：“我还要。”　　　　　８。小杨说她要结婚，就是说她要离开我，至少是暂时和部份的离开我。小杨说她要结婚，还要生孩子，就是说她要彻底的离开我。　　　　
　　　
　　　　　　　　　　
　　　　　　　　　　　　我说：“小杨，你又怎么了？”小杨没有回答我，她躺在床上，两眼直直地盯着屋顶。　　　　　我说：“小杨，我现在有事，等我回来再说。好不好？”　　　　　９。“除了打，你们还能干什么？”得二的性伙伴问我们，“除了打，我们还是打。”花边眼镜拉着她，我和得二坐在沙发上喝酒。　　　　　“你总得让我去洗一下。”她说，“洗嘛。”花边眼镜拉着她往洗手间走：“我们一起去洗。”　　　　　“好，我们一起洗。”得二也放下酒杯，赶了过去，我依然坐在沙发上喝我的酒。　　　　　洗手间里传出来她的声音：“我怕了你们，我怕了你们。”然后是尖叫和笑声，是水哗哗的响声。老实说，比起她刚才叫床的声音，这些声音更刺激。　　　　　１０。我硬了。硬是一种味道，二硬二硬又是另一种味道。硬到极至，那种味道本身就非常舒服，一种难受的舒服。硬到极至，连坐在沙发上的姿势都要有所改变。不硬不变，这么硬，就得这么变。二硬二硬，就二变二变。总之，硬比不硬好，而且好上很多，而且硬得越久越好。硬久了，不软下来，就是我们所说的难受。这是硬的另一面，它让人奔跑、飞翔、四肢打直，嘴里还发出“呀呀”　　　　　的声音。对于我，至少是此时，为这种难受愉快着。　　　　　１１。阳光照在郊外的路上。得二驾驶着他的桑塔纳，我坐在他的旁边，我们正奔向我们的目的地。得二说：“一定要把老板娘带走。”我似乎听见，在花园，老板娘从这间屋叫到那间屋。她的叫声，让我硬、硬，一直到软。　　　　　１２。中国古代的诗评家说，由简变繁容易，由繁变简很难。此话暗通软硬之说，并且说得正确。硬是简单的，而软都是那么复杂，所以，由硬变软容易，而由软变硬却是如此难。特别是第一次，一般都不容易硬起来。　　　　　我们安慰我们的钢哥，他第一次打炮，他为他的失败而苦恼。“你们都是这样？”他问，“也不一定。”花边眼镜说。他点着一支烟，并正在慢慢地吐着一个又一个烟圈，这些烟圈由小变大，由浓变淡，最后逐渐消失。　　　　　钢哥转过头去，眼睛看着车窗外飞逝的景物：有田野，有一株一株的树木，也有一些零星的卡拉ＯＫ和水牛。　　　　　１３。没过多久，我们的车子已经来到县城。隐约的炮声正从前面传来，在一片又一片难得的宁静之中。　　　　　得二说：“我们先去给车子加点油。”　　　　　１４。我们正在花园的时候，钢哥打响了我的移动电话。他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我和得二、花边眼镜在一起，我们正在过性生活。得二说：“快射了，快射了。”我就告诉钢哥：“得二说他快射了。”电话里传来钢哥的笑声，似乎像那种压着不准笑的笑声。　　　　　我说：“你过来嘛。”钢哥说：“我过来干什么？你们正在过性生活。”我说：“你不过？你不能过还是不想过？”他说：“没得过。”我说：“有过，你一过来，就可以过。”电话里又传出来了钢哥的笑声，还是那种压着不准笑的笑声。　　　　　我把电话给我身下的女人，我对她说：“喊钢哥过来一起过。”　　　　　１５。一个国家主席对一个扫地的清洁工说：“我当主席是为人民服务，你打扫大街也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是一样的。”我觉得这句话很假。而一个妓女对对嫖客说：“我是为你服务，你老婆也是为你服务，我们都是靠出卖肉体获得报酬，我们是一样的。”我觉得这句话却有道理。　　　　　而小杨不这样认为，小杨说：“我要结婚。”在我已经历了两次结婚、离婚之后，小杨将这个话题又重新摆在了我的面前。　　　　　我点燃一枝烟，坐在台灯下，任凭时光流逝，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小杨躺在床上，被子将她从上到下盖得结结实实。她也许已经睡着，也许正梦见一套漂亮的婚纱。　　　　　１６。两个小时之后，钢哥才敲响花园的门。钢哥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像是来赴宴会。他一进门就往洗手间里钻，过了一会儿，才一边用手帕擦着手，一边走向一张靠窗的椅子。　　　　　“这个城市，还有几个男人用手帕？”得二说，“女人也不用。”得二的女人说。得二躺在沙发上，她正半偎在得二的腿上。　　　　　钢哥说：“这是好传统。”然后将手帕叠好，放进西服左边的包里。钢哥放手帕的动作，有意做得小心。　　　　　“我们要保护钢哥，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他的手帕、保护他美满的婚姻、保护他的童贞。”　　　　
　　　
　　　　　　　　　　
　　　　　　　　　　　　“我怎么会有童贞？”钢哥问。　　　　　“对于今天而言，只搞过一个女人的男人，就是处男。”　　　　　钢哥说：“那这个世界上就太多处男了。不会吧？”　　　　　花边眼镜说：“在这个世界上，像你这样的人是要重点保护的。”　　　　　１７。我正在使劲，电话就响了。小杨说：“烦不烦？”这时是下午一点半钟，阳光透过窗帘射进来，照在小杨雪白的乳房上。　　　　　我接电话，是得二。他说：“今天天气多好。”我说：“我知道，你等一下再打来。”然后我将电话放下，继续使劲。小杨重新闭上眼睛，进入她的状态。　　　　　电话又响了，还是得二。他叫我节约点子弹，今天有好用场。小杨说：“把电话扔了，你烦不烦？”　　　　　１８。我和得二一起去海口。在飞机上，得二说：“到了海口，才知道自己身体不好。”我承认当时我还不太理解这句话。　　　　　我看见飞机上的人，都像一个个昂扬的龟头。海口在我们的下面，像一张巨大的阴门。太阳照着它，海风吹着它，海浪拍打着它，船帆和椰子树深深地掩藏着它。当我们的飞机降落在上面的时候，立刻就有一种进入的感觉，或者是打入的感觉。　　　　　１９。花边眼镜说，他喜欢打入的感觉。花边眼镜是我们身边的围棋高手。　　　　　他说：“打入？我叫你们雄纠纠的进来，灰溜溜的出去。”我们说：“眼镜，你不要洋，我们每次都是这样。从这个意义上讲，女人都是围棋高手。她们张开自己的模样，等待我们的打入，然后把我杀得半死不活，留下棋筋和其精，灰溜溜地逃了出来。这盘棋我们输了，我们得付钱。”　　　　　２０。加完油后，我们把车开到《梦怡》发廊门前。这是巧梅的店子，也是我们在这个县城的第一站。巧梅是我的朋友，更是我们大家的吹鼓手，她一吹，就让我们舒服，胜过了许多人的甜言密语。当中国足协将“金哨”奖授予陆俊之时，我们也将真正的“金哨”给了巧梅。　　　　　但今天巧梅不在，发廊里一个脏兮兮的女人对我们说：今晚要“严打”。此时太阳当空，照得我们非常温暖。我掏出烟，给得二一枝，我一枝，各自点上。　　　　　２１。我和巧梅就是在严打的时候认识的，并在严打中被抓进局子。关于这件事，从头到尾都应该怪我。首先，是我强求一个有职业敏感的人在危险的时候工作；其次，是我选择了得二的那辆白色的桑塔纳作为工作的地方；第三，这是被抓进局子的主要原因：当巧梅的工作已经完成之后，我要求她为我再吹一曲，这一曲尚未吹完，我们就被逮了一个现行。　　　　　在局子里呆了三个小时，照了像、交了罚款，我和巧梅才被得二接走。是我坚持要和巧梅一起走，这一点，我得到了公安干警和巧梅的称赞和感动。　　　　　干警说：“没看见哪个嫖客那么讲义气。”我说：“我不是嫖客。”　　　　　２２。老板娘在电话里向我证实了今晚确实有严打。老板娘电话里的口气相当紧张，她说严打已有三天，整个县城风声很紧，小姐们纷纷逃回乡下。她的话让我想起毛主席的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这种进进退退的游戏，就是打炮的游戏。进去，退出；再进去，再退出；从进去开始，到退出结束。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老板娘，电话里顿时传来她特有的笑声。我说：“我要进去。”她说：“不，我要退出。”　　　　　２３。我打电话给花边眼镜。电话响了很久，直到第七声才有人接，而且是个女人的声音。她问我：“你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