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二章 削藩
吴应熊下令将福王朱由崧推下油锅，大殿之中没有人为福王求情。
站在吴应熊右侧的阿九公主原本以为吴应熊是在闹着玩的，但是两名禁卫军将朱由崧快架到油锅前时，吴应熊还没有松口，福王朱由崧此时望着滚烫的热油，已经吓得魂飞魄散，阿九公主实在不忍心看叔叔被推入油锅，她不顾事先答应吴应熊的只看不说话，小声道：“福王虽然犯了重罪，但求丞相饶他一命。”
吴应熊本来想拿福王开刀，拿他来吓在场的其他藩王，然后推行大力“削藩”的政策，谁叫福王的地位最高，还是明帝朱慈烺的叔叔呢。
阿九公主着急求情，还使了眼色，吴应熊不动声色，正色大声道：“福王，事至如此，你可有悔过之心吗，你要是真心悔过，或许本丞相念你一时糊涂，饶你的性命也未尝不可。”
“丞相，本王知错了，知错了，饶我一命。”福王朱由崧见自己还有救，连忙哀求道。
于是，吴应熊给满云龙使了一个眼色，满云龙反应极快，飞跃过去，生生将一条腿已快踏入油锅的福王朱由崧拖了回来。
朱由崧已然是站不稳了，吴应熊还派人给福王斟茶，道：“福王先喝一杯茶，压压惊吧。”
朱由崧接过茶来一口吞尽，一连灌下三大杯，惊恐的情绪这才缓缓稳定下来。
吴应熊问南京礼部尚书姜曰广：“福王为一己之私，企图扰乱天下人心，罪无可恕，如不杀头，该当何罪？”
明代其实已经设立了宗人府，专门管理皇族本家宗室事宜的部门，但在南京，各藩王的管理，还是归礼部来管。礼部尚书姜曰广回答说：“福王谋逆，当判罚‘终身监禁’。”
吴应熊一言九鼎，做了最后的决定：“竟然如此，那就按律法办，把福王带下去。”
满云龙派人上前，将福王朱由崧带走，朱由崧两腿都软了，差不多是被架出去的。
吴应熊雷厉风行，用霹雳手段处置了地位最高的福王，继续跟朝中大臣商议藩王制度的问题，阻力就小得多了。
吴应熊说：“总的来说，现在国家财政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必须改变祖制，继续削藩，也就是减少各藩王的俸禄和待遇，而且，各藩王不能只拿钱不干正事，不仅要作为民众道德的典范，还要体恤民情，遇到赈灾或救灾这种事，各藩王要积极参与，现在大家畅所欲言吧。”
听了吴应熊的话，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潞王朱常淓等人都不敢吭声了。
对于吴应熊提议的“削藩”，史可法、姜曰广等人深表赞同，明代藩王的奢侈生活，他们生前锦衣玉食，死后墓葬也非常豪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些正直的大臣，早就对大明的藩王制度不满了。
史可法站起来说：“今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以往天下财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各处王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不啻倍之。若为天下黎民之生计，可以削减藩王的俸禄。”
吴应熊知道，明太祖是非常抠门的，他把官员们的俸禄定得很低，但对自己的龙子龙孙金枝玉叶却很大方，但他不知道藩王们的俸禄，他问礼部尚书姜曰广：“藩王的俸禄具体是多少？”
姜曰广说：“回丞相的话，根据祖制，明代宗室分为亲王、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八等。这些宗亲子弟的俸禄都是由国家供给，年俸标准是：亲王禄米10000石，郡王2000石，镇国将军1000石，辅国将军800石，奉国将军600石。从亲王到奉国中尉，这些人的俸禄只是正常的财政支出，此外还有不少临时性或特殊的补贴和支付，如婚丧之事、建造宫殿府第、修筑陵墓、为宗室服务的仪仗卫队官员俸禄及额外的赏赐等，也都需要大量经费。”
吴应熊问道：“现在国家供养的宗室有多少人？”
姜曰广回答说：“明初宗室贵族人数还不算多，国家财政尚能支付。现在宗藩数量已日渐庞大，宗藩人数大约每年增加一倍，现在江南大约有二三十万藩王人口。”
“这就难怪山西、河南等宗藩及禄米大户不堪重负，流民无数。江南财政虽然尚可，但藩王的开支不可不减少。”吴应熊对时任东阁大学士、南京户部主事马士英，道：“马大人，你意下如何？减多少合适？”
马士英虽然名声不好，但马士英遍历封疆，对实务颇有才干。虽然不是什么奇才，但在明末士大夫们普遍无能的情况下，还是有相当手段，他不敢违逆吴应熊的意思，又不愿太得罪诸位藩王，说：“丞相所言极是，我以为减半可以。”
“减半？现在朝廷的军饷都难以按时发放，减半有何用？最起码要减去一个零。”吴应熊哼了一声。
“啊？减去一个零，丞相的意思，是减到原来的十分之一？”马士英大为惊讶，道：“如此一来，朝廷势必会得罪天下的藩王。”
“不得罪天下的藩王，朝廷就要得罪天下的百姓。”吴应熊道，“以后非皇上三代以内的直系藩王，国家不予供养。”
“可是，恐怕一时……”马士英知道，这事具体还得他去办，他不愿意一下子削藩削得太狠。
“好了，削藩的事情，就这么定了。还有，马阁老，我提醒你一句，本丞相需要的是建议，不是意见。”吴应熊道：“另外，江南的藩王，在一个月内，都要到南京来报到，由国家统一供养。”
南京多数的文武大臣对吴应熊的大幅削藩心里是支持的，少数大臣和藩王关系走得近的，此时生怕跟福王等惹上祸端，吴应熊询问了他们的意见，大家都表示赞同，削藩毕竟符合对民“仁义道德”。长远来看，由于各藩王都是世袭制，血缘关系和皇帝越来越远，很多藩王都跟皇帝八辈子才打得着一杆子了。
对吴应熊的表现，阿九公主在内心里，也十分赞赏，毕竟削藩有利于减轻百姓负担，他这时没有多少私心，削藩对他也是没什么好处，只是为了帮助国家做点实事。
吴应熊也知道，汉代也有削藩，当年晁错位列三公，又是帝师，向汉景帝提出削藩计划，也是为了解除朝廷赋税，以及疆土，人口，资源调度问题，但是爆发了七王之乱——汉代诸王当时如日中天。而解决了吴楚七王之乱，百姓们尝到了藩王制的苦果，藩王实力逐渐被削弱，到汉武帝时期，各藩王国骄奢淫逸，百姓的怨言也逐渐增加，所以主父偃顺势提出了推恩令，时隔不久，藩王制便不攻自破了。所以说，削藩最重要的是合适时机，而且明末就是最合适的时机。
因为明成祖朱棣已经削过一次藩，剥夺了藩王的三护卫，地方卫指挥使的人选也不再由藩王敲定，他们实际上就成了没牙的老虎，想作乱也不可能了，加上到了明末，崇祯亡国，那些皇亲国戚的表现实在让人大跌眼镜，不仅没什么作为，反而添乱，这时候强制削藩，明帝朱慈烺和多数大臣的内心也赞成，只是他们以前不敢提出来。加上福王作乱，吴应熊借机大幅削藩，各藩王只会把账算到福王头上，认为是福王连累了各位藩王的利益。
最后，吴应熊还颁布了新的律法，强令富有的藩王捐献出半数白银来养兵，明确“诸王犯法，与庶民同罪”。古代就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传统，这一条推行起来也深得人心。
就这样，吴应熊就顺势割掉了大明王朝身上最大的毒瘤，能够拿出更多的钱财来开办兵工厂，给一线的军士们发饷。
“削藩”的问题解决后，南京的文武大臣们都松了一口气，以为吴应熊不是冲着他们来的，吴应熊便接着抛出了第二个爆炸性的议题：“东林党”。
第六十三章 打脸东林党
“朋党之起，就是大明亡国之始，内斗内行，外斗外行，正所谓文人误国，大家来议一议吧。”吴应熊谈起“东林党祸”，像在一潭寂静的死水里丢进了一颗深水炸弹，武英殿里顿时炸开了锅。
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听了吴应熊的话，他们深表赞同，觉得东林党人就是表面上正人君子，实际上是误国误民，他们一个个挺直了腰杆。而刘宗周等在场的文官很多人脸色都变了，其中有一个人反应颇为强烈，他就是南京礼部侍郎钱谦益。
当时还是封建社会，“东林党”之“党”，是朋党而不是近代政党，“结党乱政”是重罪。钱谦益等东林党人原本见吴应熊在京师整治阉党，革除太监干政的土壤，对吴应熊很有好感，没想到吴应熊对东林党也没太多好感。
东林党源于顾宪成，他在万历二十二年被削去官籍返回故乡无锡，和弟弟顾允成修复了无锡城东的东林书院。这所书院原本是宋代大儒杨时创立，杨时是宋代大儒程灏、程颐两兄弟的门徒，是“二程学说”的正宗嫡传。后来宋代大儒朱熹则是杨时的弟子。顾宪成重修东林书院时，宣布他继承杨时衣钵。当时，不少怀抱道义而不被当政者所接纳的士大夫退归林野，东林书院的重建使他们找到了知音，因此都争相前来，使得“学舍至不能容”。
讲学之余，东林党人聚在一起，用委婉的语言议论朝政，褒贬品评执政的大臣。用“君子”和“小人”去区别政治上的正邪两派，东林党人号称“清流”影响天下舆论，此时，钱谦益是东林党的领袖之一。
东林党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讳言“党”及“朋党”，常以“吾党”自称。在他们的语汇中，“党”，已不是“同乡”、“乡党”之意，而是“同道”、“志同道合”之意。本来传统儒家以为“君子不党”，但东林党人高攀龙、钱一本等人认为，小人可以有党，君子也可以有党。
刘宗周的认识则更进一步，他否认小人有党，而君子以同道为朋，以自绝于小人为党，将党视为正人君子的代名词，给“党”、“朋党”这一概念做了新的诠释，改变了贬义的内涵，结果使得明末党争更加厉害，朝廷一事无成。
但吴应熊觉得，东林党人，只会满口道德文章，“文人误国”。长期的上层生活，使得东林党人严重的与支持整个农民阶层脱节，不知道民间的疾苦。讲起大道理有一套，真正有用的实际行动没有。吴应熊主政江南的第二把火，便烧向了他们。因为吴应熊认为，明末的党争，也是大明亡国的重要原因。
在明朝，阉党、武将、文官是明朝的三大政治集团，土木堡之变后，明朝武将系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使得朝廷的政治势力仅剩了文官和阉党，大大加深了阉党和文官的斗争，明末东林党因此而生。崇祯皇帝一下子把阉党连根拔除，这样东林党就失去了掣肘，一家独大，这些东林党人对皇命阳奉阴违，使崇祯皇帝有力无处使，觉得“文臣个个可杀”。
吴应熊知道，东林党主要以江南士大夫为主，靠的是在全国各地讲学的东林书院笼络天下读书人的心，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东林党人的书没白读，骂功十分了得。不论是市井的歌谣，还是朝堂上直接的上疏弹劾，被盯上的人名声立马顶风臭十里。
在明朝后期有一个“怪现象”——任何国家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控制的政策，任何国家试图增加工商业税收的行为，都必然遭到东林党坚决一致的抵制排斥，“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几乎成了他们无往而不胜的理论法宝，“农本商末”在他们那里的意思仅仅是你国家要打就只能打农业的主意。终于，最贫穷的西北农民起义了，还攻进了北京。
本来明代的财政在万历之前以农业税主，而明代张居正改革重在税收，重点从征收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的税收。这自然大大触动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团，在这个背景下，东林党开始形成。张居正一死，东林党就废除这个税收制度。万历皇帝心知继续征收微薄的农业税，不但国库不够用，而且农民也无法忍受，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正是内库的工商税。
但是，通过“廷击”、“红丸”、“移宫”三案，东林党终于在万历死后第一次把持了朝政，他们马上逼迫泰昌废除了各项工商税收。当时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发达，而几乎不用交什么税。北方各省的农民则难以忍受高高的税收，一遇到天灾更是食不果腹。北方农民水深火热，江南的行商坐贾们又是怎样一番情景？
以《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为例，他不仅仅是明朝成化以来广泛流行的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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