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那时进退有方：静可以坐山观虎，动可以火中取栗。
周很清楚，打击林彪必须用毛的力量。有利条件是，当时毛泽东已对林彪的权力膨胀极其敏感，而林彪还不十分清楚毛对他的猜忌。毛泽东立意要扶持周的势力，以对抗林彪压制林彪。比较林彪，周没有多少军权，毛泽东不担心。
那年八月，毛泽东给林彪投放了一个诱饵。
他亲切地对林彪说：“文革收尾了。形势不错。以后我想只管管行政上的事，到世界上跑跑，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
林彪当时好象颇为高兴。也许他以为这是毛泽东示意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提议。也许他以为毛泽东要把党内职务让给他，履行关于接班人的诺言。也许林彪这样想，即使不让出党的主席，至少也能作政府副首脑。那样周的地位就相形见绌了。
林彪同意毛泽东当国家主席。他说：“国家要有一个头，不然很多事情不好办。”
林彪想了很多。该怎样提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而不让中央文革的那些人得逞呢？当时的老将领们大都担心江青张春桥那些人会在四届人大上夺取很多政府职位，一致呼吁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那些人就是直说，没有个名义。林彪叫叶群谈谈看法，叶群说可以请老夫子参谋参谋。她说的老夫子就是陈伯达。陈伯达说，可以以讨论天才切入，大家容易接受，没人能对抗。林彪沉吟不语。他觉得绕了个大弯子，还不如直接说更好。
林办后来以天才为话题，向毛泽东报告说：建议设立国家主席。又说，只有象毛主席那样的天才领袖人物才能胜任。这个报告完全没出毛泽东所料，他们上钩了。
这时，毛泽东突然撤销了他的成命，说：我不宜任此职。此议不妥。
“主席不让再提设立国家主席的事情。”林彪问叶群：“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主席可能是谦虚。”叶群想当然地分析道：“他怎么会自己说兼任国家主席呢？”
“一会儿说设，一会儿说不设。叫人不好办。”林彪自忖着原因，象进了迷魂阵。
林彪特意嘱咐叶群：“既然主席不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就算了吧。”
林彪重新提起并力主设国家主席，是因为江青。
那天，林彪接见江青，讨论军队文革问题，因为江青是军队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
中共“九大”以后，都当上政治局委员的叶群与江青，关系开始淡漠。除了毛泽东怀疑林彪戒备接班人权力膨胀以外，江青、张春桥（即后来的四人帮）也开始得寸进尺，利用和毛泽东的关系向林彪瓜分权力。林彪面临毛泽东、四人帮、周恩来及其官僚机构和军队内部不走红的将领的四种力量的敌视，而林彪在民众中的地位只是一个因变量，主变量是毛泽东。只有在毛泽东信任他时，他的地位才存在。这个时候，林彪在政治上没有及时地调整好，他与几个重大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搞得都很糟。
叶群和江青的蜜月时期过去了。中央文革对林彪开始冷淡，而叶群除了对陈伯达保持良好关系外，对别人报之一不理不睬态度。这可以从一本《基督山伯爵》上看得出来。一九七零年春天，这本书被叶群借走，但是没有按时还书。后来姚文元要看，图书馆来电话催叶群还书。叶群知道是姚文元要看的，不仅不积极还书，还故意拖延。图书资料管理员得罪不起姚－－他也是政治局委员－－就托人催叶群还书。毫无政治头脑的叶群对陈伯达说了，更加没有政治常识的陈伯达，居然要撤那个管理员的工作，还说“叶群难道没有姚文元重要”那样的话！
中央文革内部有了矛盾，而且中央文革和林办这边也有了矛盾。
林彪骂江青，就是这个时候。一个受中央文革操纵的红卫兵组织要冲击南京军区，绑架许世友。林彪凭着天然的军队领导人的护家心理，简单地对付了那个事件。林彪对江青说：“如果让许世友下跪，就是叫我林彪下跪！”
江青很不高兴，但是不敢对毛泽东说，因为许也是毛泽东的爱将，于是就去找张春桥。张春桥恶毒地说：“当年那个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现在解放军快成为林家军了。这个问题比当年的北京市委要严重，弄不好，我们就得成为他的阶下囚。”当时江青浑身哆嗦了一下。
江青很清楚，林彪看不起她。一九六五年的那次合作，林彪是硬着头皮同意的。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上报江青召开的全军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且说江青“他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的话，林彪是不愉快的。江青后来多次找林彪支持样板戏，他宁肯躲避。连林办的秘书都说：“一个副统帅，叫一个女人追得到处跑。”
江青寻找机会打击林彪。林彪发表了关于文艺复兴的讲话之后，江青抓住讲话的一些问题，不仅作了批示，并且交给林彪，想让林彪写上几句谦虚的话，再转毛泽东。林彪当时气坏了，骂江青是臭婊子。江青来催，就和林彪吵起来。林彪当着秘书的面说：“你给我滚！我听见女人的声音就讨厌！”江青和他吵，骂他是大男子主义。林彪当时要“毙了她”。
他看不起中央文革那些秀才。当毛泽东带着张春桥到苏州看他，问他怎样才能防止出修正主义时，林彪坦白地说：“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张春桥当然不高兴，毛泽东也不高兴。
林彪那天和江青的谈话很不成功。整个谈话几乎是江青一个人说，林彪只是听。江青的中心议题是要林彪同意不设国家主席，总理由张春桥担任。她希望与林彪达成一个神圣同盟，在庐山会议上将张推上去，将周恩来拿下去。当时林彪根本没看穿周恩来，又忽视了四人帮的力量，就拒绝了与江青的合作。没有达到目的的江青眼看不能利用林彪先将周恩来搞掉，掉回头来与周、毛合作，打击林彪。
林彪决定：设立国家主席，毛泽东肯定要周当总理，打乱江青和秀才们的如意算盘。
同时，江青向毛泽东告状，说林彪想设立国家主席，自己当，让陈伯达当总理。
毛泽东气愤地说：“天狗吃月亮！”
一九七零年八月，又一次庐山会议。
林彪第一个发言，他语无伦次地说：“我这次研究了宪法。表现出这样一种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把毛泽东同志作为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知道思想，这一点很重要，非常重要。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接着，林彪开始从反面影射攻击那些不同意设立国家主席的人。
这个发言被到会的代表误认为是开幕词。当天晚上本来安排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议程也被吴法宪要求学习林彪讲话的发言打乱了。次日，即八月二十四日，上午听林彪的录音，下午的会议一开始，陈伯达就以辩论天才为话题发言。陈伯达代人捉刀，在天才上做起文章，论证毛泽东的天才。
有人说，林彪之所以大谈天才，因为他想要证明发现天才的人也是天才。也有人说，陈伯达积极论证天才，是因为如果林彪当国家主席或副主席，陈伯达就有可能代替周恩来。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林彪那个势力只是想抵挡张春桥以及中央文革派的上升。当时的焦点是批评这样一种观点：给毛泽东加的那三个副词是对毛泽东的讽刺，宪法中应当取消那三个副词和“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的话。而这种意见正是康生和张春桥的论调，只要承认天才，文革派的提法就成为政治上的小辫子。这个趋势，在华北组的简报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如果林彪胜利了，康生、江青和张春桥等一些人，就会遇到政治上的麻烦。这时的周恩来，心中暗自高兴。不论谁倒霉，对他都是好事。中央文革倒霉，少了一条疯狗；林彪倒霉，少了一头恶狼。而这两种结果，都是对毛本人的沉重打击。
江青气急败坏地对毛泽东喊叫：“不得了啊，他们要抓人啊！”
毛泽东对林彪的势力早已警惕，如今大讲天才更叫他反感。他对江青说：“尧为圣贤，不能治三人；桀虽匹夫，可以令天下。我难道不懂得这样的道理？你不要大喊大叫，好象有人抢你的东西。小米虽贱，也还不到癞蛤蟆吃粥的时候。”
林彪为什么这么傻呢？难道他相信毛泽东放弃权力的话吗？如果相信，那他真是太书生气了。他怎么不想一想，那是可能的吗？为了这个权，毛耗费了毕生精力！代价那么大，会轻易放弃吗？毛泽东在故意诱使他上当呢！
后来，毛越说这个职务没必要设立，林彪越认为毛是“伟大的谦虚”，是故意留下空子让秀才们的势力增长。毛泽东私下里说：“劝我当国家主席，是孙权劝曹操当皇帝的故事，等于把我放在火炉上烤。我可没工夫为你们送往迎来。又说：什么伟大的谦虚！在重大问题上，我从来都没有谦虚过。”林彪知道这个话时，就已经晚了。
毛泽东决定保护江青这一文革派，收拾林彪一伙。他将华北组的简报说成是阴谋，是反革命活动，说林彪这些人是自己想当国家主席却故意拉着他做招牌，说这些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等等。毛泽东在当天晚上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宣布立即收回华北组的简报，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然后缓慢地说：“不要揪人，要按照九大的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的发言违背了九大的方针。如果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不开会了，让你们搞。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当时，他的情绪别扭，但是话音中再没有那种川江号子般高亢有力的调子，再没有游龙出水般的气势。他老了，阴冷有余，热情不足了。他的表情中洋溢着一种只有他自己咀嚼过的凄楚与悲凉。一九五九年批判彭德怀时的那种高屋建瓴、嘻笑怒骂的潇洒已经从他身上消失了。曾几何时，他对天下大乱还是安之若素呢！可是现在，他对驾驭动乱的局面已经满怀狐疑。那种单枪匹马也敢驰骋疆场的豪气不知道化解到哪里去了。当他意识到自己挑选的那个接班人即将成为敌人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并没有充足的心理准备。
林彪几次要求解释，毛泽东没有允许。
这就是中国的政治！这就是中国的决策过程！只要一个人不让你说话，一切都完了。
林彪被毛泽东羞辱了。林彪被人看成是迫不及待要抢班夺权的小人，是一心想当国家主席的官迷。林彪中了毛的奸计，无限懊恼，弯不过脖来，越发固执己见。毛泽东耍了别人，还说人家故意找他的麻烦。林彪越不服，毛泽东就越要打击。《我的一点意见》亮出去，就象一个力大无穷的无赖，突然朝老实人打了一阵子拳头，嘴里唱着“尔等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走开了。
这样无中生有、强词夺理、信口雌黄、羞辱同事、打击异己的事情，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也曾多次发生。但是周恩来是以柔克刚的人，他会忍受会化解，而林彪是个人英雄主义精神极其强烈的人。后者的个性中有那种绝不能接受欺骗和羞辱的底子。林彪即使不能报仇，至少也要讨还公道，让大家知道事实真相。
可是毛泽东搬走了。他怕掌握军队的林彪真的要抓人，要害他。他当天就离开美庐别墅，到附近那个一百七十五号民房中住宿去了。那里原是老百姓的房子，因为开会，才让他们搬走了。在那极其简陋的草房里，毛泽东看着树上飘下来的枫叶，深深地叹息。这种叹息一直拖到九月九日离开庐山的时候。在所有人的欢送中，毛泽东没有一点笑意。
那个日子，九月九日，距离他的死亡整整还有六年。人啊，在争夺什么呢？
庐山会议是个半生不熟的政治夹生饭。饭后都闷着，大家觉得肚子不舒服。
毛泽东对权力的敏感，已经达到病态了。搞垮刘少奇后，毛泽东的精神远比不上从前。他几乎变成另外一个人，经常长时间闷坐着，行动弛缓，老相无法掩饰。和人交谈时，他的眼睛遥望着远方，有时在回忆朝鲜战争，有时想念家乡，有时则说什么也没想。只有在涉及到他的权力时，他才会显得机敏，象一头老熊一样，既狡诈阴险又力大无穷。
什么人都叫他失望，绝望象海潮一样铺天盖地。他想：知识分子，什么好东西也弄不出来，还动不动就翘尾巴。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一些人，五七年叫他们提意见，他们就想轮流坐庄！嗷，我几十年打下来的天下，你说一说我就让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