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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不知道。”阿姨扁扁嘴喝口茶说，“昨天早上我出门去给老娘买豆浆，回家的时候她把厕所搞得一塌糊涂，地板上都是大便。问她是怎么了，她也说不出来个所以然来，只一味地拉扯着裤子。你说她这是怎么了。”
“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正巧被你赶上。不然家里的保姆为什么一批批地换呢，再多加钱也没有用。再加上老娘脾气那么差，疑心病又重，总觉得别人要占她便宜。”
“可我总觉得不对劲。你说，她会不会是这里有问题。”阿姨指指自己的脑袋，压低了声音说着，害怕被别人听见。
“可不是么。”妈妈看了我一眼，也轻声对阿姨说，“有一次我去看她，她刚刚午睡醒来，叫我帮她倒洗脚水泡脚。刚开始我以为她错把下午当做晚上了，阴天嘛，外面黑沉沉的。结果我给她倒好，她嫌不够烫，她想要滚烫的洗脚水。然后她让我把包递给她，她都已经不出门了，哪有什么包。我站着不动，她就开始发脾气，说些不三不四的话。”
“以前她每次去上班前都会叫我们给她打盆洗脚水。”
“是啊。我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她不是把傍晚错当成了晚上，她是错乱了，以为那是十几年前。那会儿她去上班时总是拎着个黑色人造革的皮包，拎手断了以后，还用了很多年。”
“那会儿日子过得辛苦。”
“想来大姐是最辛苦的。插队落户也落到她头上，我一直记得第一年春节她回来的时候，我们去长途汽车站接她，她的头发都枯了。结果现在日子好起来，她又没轮上。”
“我在考虑要不要送老娘去养老院。”妈妈踌躇了一会儿说，像是要商量。
“也好的。我回美国以后就没有人帮着你照顾了，你一个人怕是不行。”
“都是一家人，说什么客气话呢。只是担心老娘自己不愿意。”
她们都有些伤感，断断续续地说话，手里不间断地剥着一只只小橘子，车厢里因此而充满橘子的清香。 妈妈很少在我面前聊起家里人的事情，她常常与阿姨通长途电话，都是在自己的房间里。我能够听到她在里面时高时低、兴致勃勃的声音。因此她们现在在我面前聊起这些私房话，倒让我不自在起来。我从来没有对家庭事务表现出丝毫的参与感，现实的重量在我面前也显得微不足道。所以此刻，我也只能像个局外人一样，始终把头扭向窗外，装作在打瞌睡，或者在想心事，并没有聆听她们的谈话。其实窗外风景很寡淡，而我被失眠、早起和无聊折磨得非常痛苦，倒是她们轻声的谈话让我觉得舒心，就像是久病初愈的人喝到一碗温和的白粥，还放着两块清淡的酱瓜。
她们也不时地沉默一会儿，与我一起扭头望着窗外。不说话的时候，阿姨就把几瓣橘子和一把瓜子堆到我面前，敦促我多吃点。我不停吃着她们递过来的各种食物，对我来说，我几乎没有其他能够表达感情的方式了。
我想起来，我们已经太久没有一起出游过，最近的一次大概也是五六年前。妈妈抽中了单位年会时的三等奖，一张旅行社的代金券。她特意跑了两次旅行社想要把代金券兑换成现金，两三千块的券哪怕兑个几百块也好的，但是人家自然是不肯。于是我们俩勉勉强强地跟着旅行团一起去了三亚。对于她来说，好像也并不是什么特别乐意的事情。那是她第一次坐飞机，整途都被耳鸣折磨得无法安生。而她也绝对不是一个好相处的旅伴，包里终日带着酒精棉花，从不愿意吃路边摊的食物，对路人更是充满警惕，觉得到处都是陷阱。一路上她都情绪紧张，惟恐错过任何一个景点。我劝慰她说没有关系的，以后可以再来。她却反驳我说，漫漫人生，不要用在重复的地方。“漫漫人生”这几个字她是用普通话说的，我就记住了。
火车很快进站，我们三个人一起急匆匆地收拾起桌上一堆瓜皮果壳。我看到妈妈的脸上透出一种轻松的愉悦感。这不过一个小时的车程而已，她们却还是郑重其事地当做是一次出游。
墓地在山里，转小巴下来又走了很长的路。不时有当地的妇女跑过来兜售花朵，她们的花大概也是从墓地里二手捡来的，奄奄一息，绑着些丑陋的缎带，叫人心里看着感觉芜杂。每次她们涌过来，我们就赶紧快走几步。墓碑都长得彼此相似，妈妈却熟门熟路地带着我们在小路间穿梭。我不免开始注意起上面那一张张黑白的面孔，年轻人都略带一些微笑，而老人们的表情却极其相似，有些木讷，也有些茫然，嘴角下垂，几乎都没有笑意。明明是生前拍的，却好像是已经知道这张照片的用途，因此心里多出些惶恐来。
途中我上了一次厕所出来，妈妈已经从不知哪儿借来一只铅桶。我要伸手去接，她摆摆手，兀自往前面走去。旁边都是青松翠柏，间或有叫声清脆的鸟儿从低处掠过。刚刚她们俩还在嬉笑讲话，走着走着却都沉默起来，或许是因为周围林立的墓碑多少还是带来肃静的感觉，并且一种悲伤的气氛自顾自地蔓延开来。我开始担心起来，担心她们一会儿会哭泣，我还从未见过妈妈哭泣。
“我们到了。”妈妈突然停下脚步。面前是一块小小的墓碑，没有放照片。我只在落葬的时候来过这儿，早已不记得这块墓碑的模样，但是没有照片，让我稍微松了口气。紧挨在旁边的是另外一块稍大些的墓碑，上面写着外公与外婆的名字，但字都还是描着红的，说明是未亡人。妈妈与阿姨各自从包里有条不紊地往外掏东西，水果、蜜饯、点心，全都整齐地放在墓碑前面。一会儿她们又找来描字的工人，把墓碑上日晒雨淋的字用黑色颜料重新描一遍，工人描了两个字，妈妈又嫌他描得不好，描到外面来了，干脆卷起袖子自己来做。与此同时，阿姨把地上的落叶与树枝拂去。墓碑的两边有两棵小松柏，是当年落葬的时候种下的，现在已经长得很高。
我在旁边木木地站着，看她俩做所有的事情，几乎插不上手。然后过了一会儿，阿姨开始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对着墓碑说话，我听不清楚她在说什么，只好从包里掏出纸巾来递给她。我再看看妈妈，她的眼睛是红的，但她没有哭，她低下头，抿抿嘴，眼眶周围的青筋都已经摒到发黑，也没有哭。她只是把锡箔都倒在铅桶里，却突然起了风，周围的尘土扬起来，点了很久的火都点不燃，她叫我帮她挡着风。点着了以后燃起黑色的烟雾，我们折了一晚上的元宝很快就烧完了。她还有些不死心地捣弄着里面的灰烬。
等到阿姨的情绪平复下来，她们拉我过去对着姨妈的墓碑鞠躬，说些心里话。可是我并没有什么心里话可说的，于是便只是鞠了三个躬，然后站在旁边等她们。她们俩手牵着手站着，絮絮说起来。先是说说家里人的近况，外婆最近突然右手拿不住东西了，脾气也变得非常差，总是在发火和抱怨。外公在年初的时候得了癌症，但是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身体里的癌细胞几乎也没有力气再往其他地方扩散，所以只需要做些保守治疗就好。她们俩一股脑儿地说着，争先恐后的，就像是在平日里讲一个长长的电话。
看她们认真的样子，我觉得真好。她们有时候笑笑，互相揶揄两句，有时候又说得伤心起来，却始终挽着彼此的胳膊并排站着。这让我觉得妈妈又变成了二十多年前的样子，就是烫着高高的刘海，远远从男式自行车上飞跃下来时的样子。那会儿她年轻得很，总是陪我在打羽毛球，身体轻盈，甚至还会侧身翻。漫长的暑假里，我们一起用录像机看琼瑶片，看到半途，再从锅里捞两只刚刚煮好的玉米吃。那时候的她真好，她爱着自己。可是现在不是了，现在的她总是在我身边，望着我，注视着我，急切地想要表达她的爱，却又无法表达。这些都让我非常难过。
这么想着，妈妈又招呼我过去，她也挽起我的胳膊说：“大姐，你在那边也要保佑我们家女儿，家里就只有她还没有成家了，你要保佑她快点解决人生大事。”
“妈妈。”我嗔怪她，就好像姨妈真的在那边认真记着似的。
“哎哟，你怎么有一根白头发了。”妈妈倒突然叫起来，她手忙脚乱地想要帮我摘去头顶的那根白头发，日光强烈，一闪而过，她却又发现了另外两根。“你看你啊。”她说着把两根摘下来的白头发直塞到我鼻子底下，大概算是对她之前那个愿望的强调。
可是这都是遗传了你的。妈妈。我心想。
沿着原路返回时，我们都有些累了。太阳很晒，气温在中午骤然升高起来。我脱了外套，把头发绑起来。妈妈昨晚就凉好了的茶水这会儿变得非常紧俏，我们走出墓地，在山野间看看风景，不时要停下来喝两口茶。半途我们找了个凉亭坐下来休息，我这才想起来脖子后面的文身整个儿都露在外面了。我看看她们，不知道她们是否看到了，我想她们肯定是看到了，但是却像是说好了似的，都不问我，甚至都不把目光再次放在我身上。一会儿妈妈与阿姨说起报名老年大学的事情，阿姨建议说不如去报个交谊舞班。妈妈认真想了想说：“才不好。那些跳舞的老头子都很脏的，还喜欢动手动脚，我不要跟他们靠得太近。”
“那我跟你跳好了。”阿姨说着，她们又嘻嘻笑开去。
趁着阿姨去找厕所的时候，妈妈从包里拿出三个塑料杯子，一些袋装速溶咖啡和一个保温壶，用已经有些温凉了的开水把咖啡泡开，递了一杯在我手上。我喝了一口，也不知道这些咖啡在家里放了多久，一股酸涩的药味。她还在旁边惋惜地说：“哎呀，忘记带个勺子了，要捣一捣才好喝。”尽管那么难喝，我还是认真地喝着，怕扫了她的兴致。
“我在咖啡馆里做过。”我也不知怎么的，突然与她说起这个。
“我知道。”她不经意地说，“就是电影院对面那家是么。”
“你怎么知道？”我惊讶地问，问完又觉得好笑，她又有什么不知道的。那会儿念中学的时候，我与高年级的男同学谈恋爱，后来他考上公安学校。有一年国庆节的时候，我与妈妈一起去外滩看灯，竟然碰到他在那儿执勤。他穿着公安的制服，与其他公安们站成一排。那会儿我们已经不联系了，也很久未见，下着雨，他从队伍里唤住我，我几乎没有认出他来。于是我下意识地看看妈妈，她往后退了两步，正看着对岸的灯火，像是故意留出时间来让我们说话。而我只觉得窘迫，快速地拉着她涌入人群。她不问我，但我觉得难堪极了。
“那个电影院，已经拆掉了。”我告诉她。
“哦。”她若有所思地晃着手里的杯子，想把里面的咖啡晃匀，“那家电影院也有将近十年没有去了。你小时候，我常常与你爸爸去那里看内部电影。那儿总会放些外面没有的外国片。”她说着，像是在努力回忆那儿的街景。
“在咖啡馆里你能做什么，你笨手笨脚的，总是打碎杯子吧。”她过了一会儿问。
“什么都会做一点。会做咖啡，也会做三明治和意大利面。”我说。其实我多少是有些后悔的，为什么从未邀请家里人去咖啡馆里坐坐。那时我邀很多朋友去咖啡馆，我在那儿给他们做咖啡，在三明治里多放两片酸黄瓜，在奶油面里加双份芝士，然后我们一起坐在窗口的位置说说话。像现在这样的秋天，还常有朋友带着用细绳绑好的螃蟹过来，我们在打烊后用大锅把螃蟹煮了，坐在店门口喝切了姜丝的温黄酒。明明是谈笑风生，最好的时光，可是她会明白么。
“以后在家里做一次？”她征询地问我。
“当然。”我看看她，她低头喝着手里的咖啡，有时候望向阿姨离开的方向，有时候看看我。我能感觉到她仿佛有些话想说，她正在努力思索着这些话要从何说起，并且因此而显得非常无助。她的眼睛有些湿润，无法再保持一个舒适的坐姿，不安地晃动着杯子，其实杯子里的咖啡都已经喝完了。我又何尝不是，我能感觉到语言在我的身体里膨胀，而此刻剧烈的感情是我所无法承受的，只要她再多说一句话，或者挪动一下身体，我就几乎要掉出眼泪来。我们不知道是在等待什么，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才是好的，时间显得非常难熬，我们静止不动，因此而痛苦万分。
这时，我们同时看见远处晃动着的人影，阿姨轻快地穿过草坪向我们走来。顿时刚刚的一切都被打破，我们宛若被惊醒，盲目地收拾起石凳上的垃圾。妈妈撑开随身带着的塑料袋，我把瓜皮果壳收拢起来扔进去。我们配合默契，一言不发。一会儿阿姨走过来，热烈地对妈妈说起刚刚在路上见着的一位小和尚。
而我坐在旁边，听她们说话。秋天的太阳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