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明天这些文章就有问题了，这些文章的作者就要轻则认罪改过，重则抄#家、进牛#棚、蹲监狱，或者不明不白把头都掉了。他让我抄的这些文章有很多都是署名文章，我想象力发达，看着这些名字就像看着这些作者一个个活生生在我面前一样，所以，我为他们都捏着把汗。
爹和人们说，最安全的就是抄“本报#评论员”的文章。“本报#评论员”是谁？无名无姓。这些文章实际上就是领导干部写的或者他们的秘书写的，而秘书则无非是领导干部手里的一枝笔而已。这些文章中的态度和观点表面上看是不变的，实际上随时都在变来变去，出尔反尔，朝三暮四，今天的把昨天的否定了，下午的把上午的否定了。但是，“本报评论员”却不会出任何问题，永远正确。爹说：“除非是不用署上自己的姓名的文章，其他的都是不安全的、危险的。你从现在起天天抄头版头条的‘本报评论员’文章，天天抄，日日抄，先抄上半年再说！”
可以写到我和小彭的关系是如何终结的了。她没有说过我的作文不好的话，更没有当众说过这样的话，就像也没有当众夸过我的作文一样。后来，外面的群众因我的作文而对我的批判教育风起云涌的时候，她也开始给我讲了，把我叫到她那里去对我讲，而且是非常认真的。我们在她的桌前，她坐着，我站着，她半抱着我，刚刚洗过的、发出香味的、随着她的头动来动去上面的光泽也动来动去变幻莫测的乌发在我的颈脖、脸上擦拂，她的脸不时在我的脸上有意无意地轻轻挨一挨，把我弄得面热心跳，在这种如燕子妈妈和小燕子在它们安全温暖的窝里忘记一切地相#亲相#戏的温馨#慵倦的气氛中，她对我娓娓讲道：
“我原先没有对你讲这些，是因为觉得对你太过早了。但是，这些东西迟早也是应该对你说的。你是个早熟的孩子，我想这些你也听得进去，至少能够理解。别人都是别人怎么说他就怎么说，人云亦云，你不会这样，你一定能有自己的理解。
“你的作文，我已经说过了，表面上是在紧#跟形势，歌功#颂德，但实际上完全是写的你个人眼中的世界，有时候气氛还那么阴森、寒冷、可怖，给人的是阴间的感觉。这很不好，肯定不会为社会所容的。你并没有错，但是，时代、社会太强大了，从来就没有哪一个人是它的对手。对你这样早熟的孩子来说，等长大了才去明白这些，很可能就如他们所说，已经迟了。不管怎么样，你也得离开你们这个地方，到城市里去生活。像你这样聪明，在你们这儿能有啥子出路呢？特别是像你这样的，只能在你们这样的地方活一辈子，那实在是太令人惋惜了。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在一定程度内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但不能选择世界，不能选择环境。”
她在对我说这些时，我脑子里其实又在构思一篇新的作文了，后来，我还把这篇作文给她写去了，我相信就是这篇作文让我们两的关系断绝了的：“黄昏温和的风，轻轻地拂着空旷的沙地，沙尘轻轻地卷起来了，优美地舞蹈着，却那么疲惫，伏下去了，落进沙地中了，牢牢地镶嵌在那儿不动了。沙子睡着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什么事也不会发生。这儿只有宁静，无边的宁静啊。就像香甜熟睡的少女，睁开迷蒙、美好的眼睛满足地笑了一下就又睡过去了。她做了一个梦吗？她醒了一下吗？都是又都不是。哦，我们，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出发，到那儿，变成几粒沙子，随着风轻轻地舞蹈，风息了，就落下去，嵌在沙子中间，静静地躺着，躺在无边的宁静里，躺在我们的宁静里，躺在我们就是宁静本身的宁静里。”
她给我讲城市里满街的红卫兵，就像海洋一般的红旗和震天动地的口号。她说就凭她亲眼所见的，也够她这辈子天天晚上做噩梦了。她亲眼见过因说错一句话或在文章中写错了一字而跳楼自杀的。有那么一个人，就因为一篇文章被认定为表达的不是党和人民的观点而是他个人的观点就被迫跳楼自杀了，尸体挂在楼上的窗户上，好多天没人去理，连从街上过往的人都不敢往上看一眼，不敢从尸体下边经过，他老婆孩子都和他划清界限了，也不敢去替他收尸。她说，她也有两次从这条街上经过，也都和大家一样不敢抬头看一眼，不敢从尸体下经过。她说，她生活的城市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县城，在那一两年，就是像这种被迫跳楼自杀的人她亲眼看见的就有好几起。
小彭给我讲的就像一条地狱里的火与血的河从我眼前流过去，让我一阵阵地打寒颤。
她说，在中学时代，她也是爱好文学的，喜欢新颖、独特的观点，可是，凡是她喜欢其文章和观点的人，如果他们是活着的，就没有一个不是家破人亡，身败名裂，全都很惨。就是死人的文章，也有好多是掘了祖坟批倒批臭了的，还叫他们活着的亲人或后代受了牵连。她说，他们用一个办法，先是大#鸣#大#放，叫你有什么就说什么，甚至于引诱你说，结果，几乎所有开口发了言的人都没有逃脱，死的死、亡的亡，进监狱的进监狱，流放的流放，就她亲眼所见，也说不出个准数儿，不知多少。其中，最惨的要数知识分子。她说，她也不得不改变自己了，虽然很痛苦很不心甘，但她没有办法。人首先要活下去。她说，就是她到我们这里来了，有时想在笔记本上写点什么都不敢，下笔要写点什么，写出来的都是□□语录，连她自己都不知道是为什么。
她说，她这辈子实际上只为自己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把我的作文抄在了她的笔记本上。她说：“真的，这是我这辈子为自己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我一定把它们永远保存好，没事的时候我都会翻出来读。但是，为了你好，为了你的前途，怎么样你都是要改变自己才行。从此再不能写这类文章了，至少要慢慢改过来，直到像大家说的那样，只会抄报纸上的，只懂得紧#跟#政治。这不只是摆在你个人面前唯一的出路，也是摆在所有人面前唯一的出路。这是不可能有例外的，真的。他们说的并没有错，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强#权#即真#理。几千年来就是这样，现在还超过了以前，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也许，再过几十一百年，这个世界就不再是强#权就是真理了，可是，这是未来很遥远的事情，没有人知道，对我们这些生存在眼下具体时代中的人来说也没有意义。”
尽管出自于小彭之口的这类说教，肯定要比出自于其他人之口对我更有效果。但是，不管是其他人，还是小彭，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始终都在我眼前，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它的一幅图景就是：我存在于那里，是活的、生命的、闪耀的，我没有背景，或者说我的背景是虚无。这当然不是人们每天看到的我，而是我内在的真实，我的本来的真实、我真实的我，它也是照耀这个人们天天看到的和批评的我的太阳，没有这种照耀，这个人们天天看到的和批评的我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我距离这轮太阳越近，我的存在就越多，我也就越是我，相反我离这轮太阳越远，我的存在就越少，我也就越不是我，不是人，不是生命，在离这轮太阳最远的地方，那里只可能容下尘土的存在，而不论是爹和人们，还是小彭，不管他们说得多在理，都无非要我离这轮太阳越远越好。所以，不管他们怎么教导我，也不管这种教导出自谁之口，我都是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就像不管是谁教导我，又说得多么在理，如果他说来说去都是要我去死，我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听从一样。再说了，我终始也要置身在那轮太阳的照耀之中，始终也要在它的温暖之中，始终也在一切只为离它近些更近些，也因为对于小彭，也包括其他人，置身在那轮太阳的照耀中，离它尽可能地近，是我们天然的使命和责任，我们就是为这个而生的，那轮太阳是所有人真实的自己、本来的自己，是每一个人的一切和一切，其余的都是不存在的，都是虚无，而离那轮太阳越近，我就越是透明的，那太阳光就越能够穿透我照射出来，穿透一个人而照射过来的那太阳光是完全可能被这世界的其他人看到的，如果一个人他不自己去接近那轮太阳，就只有通过这种办法才有可能让他知道被那太阳照耀意味着什么，是什么样的生死攸关的意义。
我的脑子里、我的潜意识里、我的生命里，活动着的始终也是这样的东西，意象变化莫测，但意思都是那个意思，看我对它的毫不怀疑，这人的世界不知还要对我做多少，使出多少手段，我才可能如他们所愿地改变，尽管用他们的那些法子，任谁最终都是没办法不改变过来的，就如同任谁也经受不了他们所说的“洗脑术”而不变成任何东西一样。
小彭对我进行了多次亲切温暖的教育后，我不仅一点没有变，还写了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她看了这篇文章后，我就感到她明显和我疏远了。有一回，她到我们的院子里，我拿高兴的、欢喜的、我们俩心有所通的眼睛看她，她突然冷漠地背过脸去，从这以后，我们之间就什么都完了，我再也没有正眼看过她，她也再没有主动对我表示过什么。后来，听三#妈私下在对院子里的人说她为了回城找公社一位干部，这位干部对她动#手#动#脚，每次去找他都要对她动#手动#脚，为了盖到他那个章，她没办法不忍气吞声。三妈还说她在她面前哭得跟泪人似的，但还要三妈千万不要对人说。听到这些我心如刀割，但我遇见她还是没有正眼看她，也不知道她是否正眼看我。再后来，她离开了，回城了，是怎么回城的我不知道，只有三妈知道她的事情，但三妈也没有说什么，只在人前叹气，说出生在城里人其实也有他们的难处，活人都不容易啊。她就来自于我们县的县城，多年以后，我进城去办事，已经是国家干部家都安在城里的哥哥说她在车站上班，哪个哪个窗口卖票的就是她，虽然这时候她在我心里仍有一片温暖的记忆，但是我每次在车站买票从来也没有去留意哥哥给我说过的那个窗口，实际上，只要我在车站，我就一定是完全不可能想起她的，她一定整个在我的意识域之外，我在哪个窗口买票看到的售票员都仅仅是售票员而已，即使那个售票员我看着像是在哪儿见过的。
关于他们所说的“现今时代”的事情，小彭给我讲了很多，爹，还有张芝阳、张朝海给我讲的就更多了。他们还特别地讲到一些就发生在我们沟里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这些发生在我们沟里的事情，我虽然年幼，但有其中有一些却算得上目睹过，并且我相信给我的人生造成了重大的影响。比方说那些开会批#斗人在会上打人的事情。这些我目睹过的事情我在另外的的书中有详细的叙述，这里就不赘述了。不过，有一件事情，爹显然是当作最不一般、最具有说服力的事情给我讲到的，它也算得上我目睹过，也对我的人生造成了重大的影响，我甚至于认为它决定了我一生，对这件事情，我在我其它的作品也有详述，这里却不能不简单地提一下。
我永远也忘记不了那一年我五岁。那天早晨，天还没亮，爹妈就把我们弄起来了，要我们吃早早饭，说是他们今天要去高观山上开会，会要开一整天，中午回不来，中午饭给我们留在锅里的，到时候饿了我们自己去盛来吃，这一整天他们不在家，我们要听话，要玩就好好玩，不要和邻居的孩子们打架，不要去离家太远的地方，最好不要超过我们院子外边那个坝子的地界，云云。还要我们这一整天不要往高观山看，也不要往高观山上听，高观山的事不关我们的事，再说高观山上也大得很，不像是在山下看上去那样一个山尖尖，是一个可容下几万人的大坝子，他们在大坝子的那一头开会，我们也听不见什么，看不见什么。爹妈经常这样，不是去开万人大会，就是去参加万人会战，天不亮就出发，一去就是一整天，把我们留在家里自己照顾自己。所以，今天我们也就没有留意爹妈今天有异样的沉重，爹厌恶地、恨铁不成钢地说：“你们已经长大了，该听话懂事了！”也没有听出这预示着他将怎样教育我们、要在我们身上实现他什么样的理想和要求，只在为今天他们一整天不在家，我们可以玩个痛快而庆幸。
一沟的大人，连年满十六周岁的，七老八十拄拐拄杖的，下不了床的只能让家人抬着上山的，都上了高观山，整个山沟的天下都成了我们孩子们的，我们玩得从来也没有那样开心快乐过。不过，我们也都是听话的，没有超出父母指定的地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