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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我与父亲章士钊》一文中叙述了那天晚上红卫兵走后父亲坚决给毛主席上书并导致周总理批示保护一大批党外民主人士的事情。一切事情结束时已是午夜，我已无法回学校了。当时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有一种“豁出去”的心情。不过第二天回学校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的同宿舍的同事也没有告发我一夜未归，使我感觉到人们的善意。由于周总理第二天指示接走父亲，保护起来，并且派便衣警卫保护父亲的家属，我对家里的担心就好多了。我只需集中对付学校的局面。
转眼到了1966年的10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继反对工作组以及毛主席第一张大字报之后，这篇社论大概是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号召群众要集中火力揪出主要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在这篇社论精神的支配下，我们这些次要的“黑帮爪牙”相对来说得到了一些解脱，造反派集中火力去斗争所谓“黑帮分子”，我们基本处于被孤立之后无人过问的状况。人的适应能力是极强的，我当时已多少习惯于不与人交往、独自来回、无所事事的心态，生活已完全没有目标，一天又一天地混下去，唯一的乐趣和安慰是回家和老父母和妞妞在一起。
与此同时，全国掀起了狂热的串联风。开始时是外地红卫兵来北京，成批成批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北京。毛主席多次在天安门接见这些红卫兵，使他们受到极大鼓励，来势就更猛了。到了10月份，北京的红卫兵开始往外地去，去播撒“革命火种”。到了11月份，学校中学生都快走空了。
我们教师中的“黑帮黑线人物”终于开始互相间的“串联”了。革命造反派都走了，我们也“自己解放自己”了。后来，我们商议是否去作些试探，也许会允许我们出去“革命串联”。
于是，我们选择了当时外国语学院两大红卫兵组织中比较温和的“红旗大队”。我们到他们的总部去申述我们是如何支持革命大串联，因而希望能参加这个革命行动，获得他们的介绍信，出去串联。
我们居然得到了“红旗大队”的同意，为我们七八个英语系被批判的教师开了介绍信。当时，我们很高兴，终于摆脱了“黑帮爪牙”的阴影，同时也可以出去走一趟，换一换环境了。
记得我们集中在我家里商议去哪里“串联”。更确切地说是到哪里去旅游，而且凭着红卫兵总部的一纸介绍，是免费旅游。我们决定去四川，上峨眉山，也许那里还有一方净土。
晚上七八点钟，我们出发去火车站。但还未接近车站，我们就被那景象惊呆了。那里是真正的“人山人海”。从车站广场一直到马路，真是数不清的人头攒动，大概有十多万人！我们根本无法靠近车站，也弄不清哪个队伍去哪个方向。每一个排得七歪八扭的乱哄哄的队伍都起码有上万人，一直延伸到大马路东单方向，我们这些在井井有条的校园中生活惯的文弱书生根本无法参加这个行列。
我们一行十分沮丧，又回到我家。几经磋商，有几位勇敢分子还是决心去四川，于是他们自己走了，后来他们还真是挤上了火车。我们剩下的几个人也不甘心就这样留了下来，于是决定再去车站看看。
我们设法靠近车站西侧的旁门，惊喜地发现那旁门没有上锁。居然也没有人发现。我们轻轻推开旁门，溜到里面，更大的惊喜是发现我们竟直接到了一个站台，而当时站台上竟空无一人，停着一辆列车，这实在是“天助我也”。我们正在找人打听这列车开向何方，此时走过来一个列车员，告诉我们这是开往上海的列车，还要等个把小时才上“旅客”。列车员对当时的极端混乱也很厌烦，看我们是几个文文雅雅的知识分子便问我们去哪里。我们中几个人都是上海人，于是用上海话与他攀谈，乡音马上使我们更接近。他慷慨地说：“乘他们还没上车，我先放你们上去吧！等他们（红卫兵）一冲进来，你们就休想上得去了。”列车员为我们开了车厢门，我们上去看竟然是硬卧车厢！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有这样的运气。不过这卧铺车厢后来也就不成为卧铺车厢了。每节车厢超载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一个卧铺位上挤着四五个人，我们当然也只能挤在下面的铺位上。不过有个位子坐就算是很奢侈了，更多的人是坐在过道的地上，实在困了就钻到座位下面去睡一会儿。
最近和一个外国朋友聊起当时那段经历，他很不解地问我：“中国当时那样混乱，怎么没有导致经济的崩溃？”我真的不知道当时这国家是怎样在运转的。就说这疯狂的大串联，恐怕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包括一部分红卫兵，都像我们一样是免费旅游。不仅路费全免，连吃、住也免。那时全国设了无数的红卫兵接待站。我们凭着“红旗大队”的介绍信也就都入住到这些接待站了。从上海我们又去了杭州，住在一个大学里。昔日的教室都变成了男、女宿舍。十多个人住在一个房间，统统打地铺。在杭州，我住在这种接待站时，有一天晚上，
两个来自不同地方的红卫兵吵起架来。而她们绝妙的吵架方式是全都不用自己的语言，而是背诵毛主席语录，唇枪舌剑，一来一回，其娴熟程度实在令我目瞪口呆。
我们最后的“串联”地是宁波。去宁波的目的是听说那里的深山里有一个著名的古刹天童寺。我们想象，那儿也许还是一方净土，还能寻找到佛祖所赐的安宁。于是，清晨从宁波上船，初冬的天气在南方还是很温和的。小船悠悠闲闲地随河而下，两岸一片青葱。在和煦的阳光下，我们坐在船头，背靠船舱，清新的空气，周围一片宁静，只听到群鸟的啾啾声。船桨激起河水涟漪，那时的水没有污染，清清河水能照出人的倒影。难以想象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席卷全中国时，这里还能有这般诗情画意的地方。我们随着小船的摇荡哼起了几乎已经忘怀的那些英语抒情歌曲。半年多来压抑在心头的郁闷似乎已化为乌有。
小船到达一个码头，我们上了岸。走在那乡间的小道上，真想大喊大叫：“这才是生活！”不久，我们来到一座佛塔前。那是一个小小的院落，有几间简朴的用房。院子中间是一座可以盘旋而上的有大约五六层楼高的塔，名为五佛塔。当时周围十分宁静，我们想进院去参观宝塔。但一进院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尊堆在院墙边的东倒西歪的破损的菩萨塑像。这景象顿时破坏了我一个上午的好情绪。暴力竟也还是施展到了这幽秘的山间！此时，一位面色红润的看上去四十岁上下的和尚从屋里迎出来。我们向他问好，并问可不可以到塔上看看。他说可以。我们登上塔顶，远眺周围秀丽的山村景色，真是美不胜收。下来后，我们与僧人闲谈，问他菩萨像为何倒在墙边。他双手合十说：“罪过！罪过！作孽啊！他们来了一帮人，把菩萨都砸了，还不许修复！”我们无言相应，只能默然。
后来我们得知这僧人貌似四十出头，却实际已是六十开外。他是二十岁那年从广东慕天童寺之名，徒步数月，到天童寺剃度。这五佛塔归天童寺管辖，他被派来管理。粮食、蔬菜统统由天童寺运来。我们感叹这出家人毕竟六根清净，所以一点不显老态。
我们同伴中有一位是比我们大家年轻很多的游泳教练，他是我的一个亲戚。那时他不过二十多岁，爱开玩笑。他问僧人为何小小年纪就要遁入空门。僧人讲他信奉佛法可以普渡众生。那年轻人调皮说：“我看你那时候不见得是真的信佛，是否失恋了才出家？”僧人并不生气，只是双手又合十，滔滔地讲了长长一段话“教育”我们那年轻同伴。他说“世俗的人是不会理解出家人的意境的，因为你们在尘世间追求功名利禄，烦恼无穷。我们出家人心境平和，佛自在我心中”。
我们离开五佛塔，跨出院门时，分明是平坦坦的台阶，那位年轻伙伴却莫名其妙地在跨台阶时被绊了一下，重重地摔了一跤。我们都大笑，说：“谁叫你亵渎神灵，说那个和尚失恋。菩萨惩罚你了！”这种轻松真是已经久违了！
我们进入了山间小道，此时的景色更美了。山路两边都是青松翠竹。周围空无一人，阵阵微风吹来，竹叶发出沙沙的动人响声，真像在仙境中一般。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一个山间小镇，有一家杂货小店和两间山村饭店。那已是中午过后，饭店里仍有顾客饮酒，杂货店外坐着三三两两的闲谈的人们。那一派平和气象，丝毫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气氛。我们虽然听不大懂他们的方言，但肯定他们不是在谈“文化大革命”，不是在打派仗，不是在辩论谁是黑帮，而是友好的闲谈。谈到高兴处可以听到他们开怀大笑。
我们从清晨离开宁波，此时已是饥肠辘辘。看见这饭店和食客们桌上的菜肴更勾起了我们的胃口。这一顿午餐大概是我记忆中最鲜美的。那摆脱长时期惶恐、失望、压抑后的轻松，那泛舟河上，漫步林间小道的情趣都使我一时间忘却了这山林小镇外疯狂的世界。
那一天，我们从码头到天童寺大约走了二十多里路。到达天童寺时已是傍晚时分。此时，天气阴沉起来，并下起了蒙蒙细雨。山林在雨中别有一番滋味，只是加上那傍晚渐暗的天
色，使人产生了一股淡淡的忧伤和惆怅。
快近天童寺前，我们听到一阵阵吟唱声随风飘来。开始，我以为是僧人们在吟诵晚间功课，他们唱的是佛经。后来听出他们来回重复的是同一句唱词。再仔细一听，原来他们是在唱毛主席语录歌中的“张思德同志”那一首。而他们来回重复唱的是那半句：“就是死得其所。”那本应是雄赳赳的革命歌曲，经那些僧人们一唱，加上那寺庙的意境，竟如同背诵佛经一样。我们走到山门口，见那庙里居然也建起了红卫兵接待站，僧人们都集中在一起唱歌。我们登记了住宿就去食堂吃饭，每一个粗糙的陶器罐里下面是饭，上面是一些青菜豆腐，对我们来说，这山庙中的素斋倒是别有风味。
饭后，乘白昼的一些余光，我们参观了天童寺的佛殿，但很快我的情绪就被一种失望与愤慨所笼罩。大雄宝殿被上了大锁，踮起脚从门上面的玻璃中窥探，见到的是一派惨象。所有的菩萨塑像全部被推倒在地，有一些佛像竟被砍去了脑袋。昔日圣洁的佛殿里堆满破旧杂物，蒙上了厚厚的灰尘。
其余的一些配殿，从前供奉佛像处已只剩空空的座架。殿两旁的房间已改成了接待革命串联群众的招待所。那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其中一个殿里。入夜，周围山坡上的松涛声似乎给这宁静得令人不安的肃穆佛殿里带进了阵阵的山风，使我从心里觉得寒气袭人。这一夜，我大部分时间是清醒地静听那哗哗的松涛，心底深处有一股难以名状的失落。我们白昼的欢笑已被天童寺的惨象淹没。听说这寺里原有上百名僧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部分年轻的被迫还俗，下山种田去了，剩下的多为年老体弱，但也要强制耕作庙田，维持生计。我想起五佛塔和尚的话。他们本已是超脱尘世烦恼的脱俗之人，他们摆脱了功名利禄，追求着精神上的极乐世界；而如今这丑恶的尘世又把这残酷的斗争带到他们这块神圣的土地，使他们重又陷入了尘世间的烦恼。这真是作孽罪过啊！
从宁波回到上海，我们实在不愿回到外国语学院去。于是找了一家小工厂，算是在那里与上海工人阶级串联。那是一家玻璃器皿制造厂，我被分配在一个车间劳动。名为串联，其实我们根本不过问他们在搞些什么。这个厂的工人好像全部是上海工总司的造反派。后来他们也给我们发了一个红袖章。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得到的唯一一只红袖章。
到了3月初，学校来函通知我们立即回校参加运动。我们三个多月的逍遥自在的日子结束了，于3月底回到了学校。
此时的外国语学院又是一片沸腾。外事口掀起了“打倒陈、姬、乔”和“保陈”的大争论；校内开始辩论十七年教育路线的成绩和错误。对于外事口的问题我们并不感兴趣，但作为教师，我们对十七年教育路线成绩的评价十分关心。所以在这年的4月26日，我们各系支持“红旗大队”的教师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四？二六”组织，我们的任务是捍卫1949年革命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