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自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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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自由路- 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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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车到开普敦只用了45分钟,当我们行驶到大广场附近的时候,我们看到那里早已是人山人海。司机想右转弯绕过广场,但是,他却莫名其妙地直接闯入了人海之中。人群立即拥了过来,把我们的汽车围了个水泄不通。我们慢慢往前移动了一两分钟,然后被群众的身体挡在了那里。人们开始敲打车窗,然后又敲行李箱盖和车顶。在车里,听着外面就像是下冰雹一般。然后,人们开始兴奋地往汽车顶上爬,另有一些人则开始摇晃汽车。这时,我开始担心起来。我感到,这种爱的表达方式可能会置我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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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第84节:自由(3)



司机比温妮和我更着急,他叫嚷着要从车里下来。我告诉他,先保持冷静呆在车内,我们后面车内的那些人会来救援我们。阿伦贝萨克和其他人开始想把人们从汽车周围推开,为我的车清出一条路来,但是并没有成功。我们坐在车内,就是想打开车门也是徒劳的,因为有那么多人挤在汽车周围。就这样,我们的数千名支持者围困了我们一个多小时。不用说,我计划开始发表讲话的时间早就已经过去了。



 



几十名会议执行官员最终赶过来实施救援,并慢慢地清出了一个通道。当我们最后挤出人群的时候,司机加大油门朝着与市政厅相反的方向驶去。伙计,你打算去哪里?我有些不安地问。我不知道!他说。从他说话的声音中,可以听出他十分心焦。我以前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说。然后,他继续漫无目标地往前行驶着。



 



当他静下心来的时候,我告诉他去我朋友杜拉奥马尔律师家的方向,他当时住在该市的印度人居住区。我说,我们可以到那里去放松一下。这句话使他的情绪好了一点儿。很幸运,杜拉和他的家人都在家,但是,他看到我们感到很意外。27年来,我第一次成为一个自由人,他们并没有向我们表示问候,而是有些关心地说:你们不是去大广场了吗?



 



我们本来可以在杜拉家喝点冷饮,但是,几分钟后,图图大主教就打来了电话,因此,我们只在那里待了几分钟。当时,我不知道他是如何知道我们在那里的。他十分着急,说:纳尔逊,你必须立即回到大广场。那里的人群开始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如果你不赶快回到这里,我不敢说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想,或许会发生骚乱!我说,我马上就赶过去。



 



我们的问题在于司机:他坚决不愿意再回大广场。我说服了他,于是,我们很快就驶上了回市政厅的大路。市政大厦四周都围满了人,但是,好像后门的情况稍好一些,于是,司机设法把车开到了后门。当我在别人的带领下登上这座宏伟的、过去都是白人在里面工作的大厦顶层的时候,天几乎已经到了黄昏时分。我走出大厅,来到了阳台上,看到一眼望不到边的人群正在不停地欢呼。他们有的手里拿着小旗,有的举着标语,有的则在鼓掌,到处是一片欢笑的海洋。



 



我向人群举起了拳头,人群中响起了一片巨大的欢呼声。这些欢呼声使我重新焕发了斗争精神。amandla!(政权!)我高声喊,ngawethu!(属于我们!)他们应和着。非洲!我又喊,mayibuye!(再回来!)他们呼应着。最后,当人群开始安静下来的时候,我掏出了我的讲话稿,然后伸手从胸前的口袋里掏眼镜,但眼镜却没在口袋里。匆忙之间,我把眼镜忘在了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里。我知道,温妮的眼镜度数与我的差不多,于是,就戴上了她的眼镜。



 



朋友们、同志们、南非同胞们:



 



我以和平、民主和自由的名义欢迎你们!我在这里,站在你们的面前,不是作为一个先知,而是作为你们人民的忠实公仆。你们不懈而英勇地作出了牺牲,才使我今天有可能站在这里。因此,我将把我的有生之年交到你们的手中。



 



说句心里话,我想首先告诉人们,我不是一个救世主,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领导人,实乃特殊的环境使然。我要感谢全世界的人民,他们为我的释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我感谢开普敦的人民,并向奥利佛塔博、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民族长矛军、南非共产党、联合民主战线、南非青年大会、南非贸易工会大会、民主运动组织、南非全国学生联合会,以及南非妇女组成的、长期以来一直反映良知声音的黑腰带组织致敬。我还公开向我的夫人和家人表达了感激之情,我说:我深信,与我本人相比,他们遭受的痛苦和磨难要大得多。



 



我清楚地告诉大家,隔离制度在南非是没有前途的,南非人民一定不要放弃大规模的行动。地平线上已经出现了自由的曙光,我们更应该加倍努力。我认为,有必要公开我与政府开始的谈判。今天,我说,我想告诉你们,我与政府谈判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国家政治形势的正常化。我要强调的一点是,除了坚持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之间就我们国家的未来进行谈判,我自己决不单独与政府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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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第85节:自由(4)

(//小|//说//网)

我说,我希望很快能够营造一种有益于通过和谈取得一致的气氛,从而为结束武装斗争铺平道路。我说,营造一种气氛的步骤在非洲人国民大会1989年哈拉雷宣言中已经描述过。作为真和谈的一个条件,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实行紧急状态法,并释放所有的政治犯。



 



我告诉大家,德克勒克在实现政治形势正常化方面比任何其他国民党领导人都要开明。当时,我用经常萦绕在我心头的话说,我一直称德克勒克先生是一个诚实的人。当德克勒克似乎不想实践他的诺言的时候,我曾经多次想起这些话。



 



我决不会屈服,并且斗争对我来说并没有结束,而是以不同的形式刚刚开始。让我的人民和政府明白这一点,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重申,我是一个忠诚的、守纪律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我鼓励大家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上,加强斗争,共同走过这段最后的历程。



 



到我讲完话的时候,已经到了晚上,我们被簇拥着回到汽车上向主教大院驶去。当我们进入那片古朴的建筑群时,我看到几百张黑色面孔正在等待着迎接我。当他们看见我们的时候,大家突然唱起歌来。当我看到图图大主教的时候,我张开双臂和他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是一个用语言和胆识鼓舞整个国家的人,他使人民在最黑暗的时刻重新燃烧起了希望的火焰。我们被领进屋内,在那里,有更多的亲属和朋友在迎接我们。但是,对于我来说,最高兴的时刻还是当有人告诉我有一个从斯德哥尔摩打过来的电话。我立即意识到打电话的人是谁。奥利佛塔博的声音比较低弱,但是,他的声音绝对不会被人听错。在这么多年没听到他的声音之后,能再次听到他的声音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当时,奥利佛正在瑞典接受康复治疗,他于1989年8月患上了轻度中风。我们约好尽快见面。



 



我一直在梦想,一离开监狱就从从容容地开着车去特兰斯凯,去看一看我的出生地,看一看我小时候曾经在那里玩过的山丘及河流,看一看我至今还没有见到过的我母亲的墓地。但是,我的梦想必须推迟,因为我很快得知,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为我制定了繁重的工作计划,而在这些计划中,没有一项是去特兰斯凯进行一次轻松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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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很少有人能记住1993年6月3日这个日子,但是,这一天却是南非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就在这一天,经过在世界贸易中心举行了几个月的和谈之后,多党会议投票确定了南非第一次进行全国性、不分种族、一人一票式选举的日子:1994年4月27日。在南非历史上,占多数的黑人将第一次走到投票地点选举自己的领导人。根据协议,选民将选出400名代表,组成一个宪法起草机构。这一机构将既负责起草新宪法,又起到议会的作用。选举产生这个机构之后,它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选举总统。



 



谈判在4月份就已经恢复。当时,26个党派,包括因卡塔自由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保守党,几个月以来一直敦促政府确定选举日期,但他们却一直敷衍搪塞。然而今天,这个日期被实实在在地确定了下来。



 



一个月后,即7月份,多党会议同意先起草一部临时宪法。其中规定,在全国和地区党派名单中,按比例选举成立400人的两院制议会,而参议院则通过地方立法机构间接选举。



 



地方立法机构选举与全国大选同时进行,地方立法机构可以起草自己的地方法规,而地方法规必须符合全国宪法。



 



布希勒兹酋长要求在选举前起草宪法,并站出来抗议在完成起草宪法之前确定选举日期。8月份起草的临时宪法第二稿虽然赋予了地方更大的权力,但是,却仍然没有平息布希勒兹酋长和保守党的不满。保守党把这些决议描绘成违背了南非白人的利益,他们成立了一个由南非国防部前部长康斯坦维尔强将军领导的名为南非白人人民阵线的组织,企图联合白人保守组织,统一到所谓人民国家,即白人家园的思想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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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第86节:自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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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午夜刚过,多党会议举行了一次会议,批准了临时宪法。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协手搬掉了其余的障碍。新的内阁将由得票率超过5%的政党组成,形成决议需要一致通过,而不是政府建议的三分之二的人同意。全国大选将在1999年举行,这样,全国统一政府的任期将长达五年。最后,政府同意我们所坚持的一次投票选举办法,而不是由全国立法机构和地方立法机构分别选举。两次选举只能使多数选民产生混乱,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一生中第一次参加投票选举。在选举前的一个时期内,由各党派人士参加的一个过渡性执行委员会将确保为选举创造合适的气氛。事实上,过渡委员会就是1993年12月22日至1994年4月27日大选期间的临时政府。一个拥有广泛权力的独立选举委员会将负责选举的管理工作。我们真正地迈进了新时代的门槛。



 



我从来没有过分关心对个人的奖励。一个人不会仅仅为得奖而成为一名自由战士,但是,我与德克勒克先生共同分享了1993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这让我深受感动。对我来说,诺贝尔和平奖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涉及到南非的历史。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是诺贝尔委员会给予这种殊荣的第三个非洲人。阿尔伯特鲁图利于1960年获得过这个奖项。第二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非洲人是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他在种族隔离制度最恐怖的岁月里无私地与种族隔离邪恶势力进行了斗争,在1984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荣誉属于全体南非人民,特别是属于那些在斗争中战斗的南非人,我要代表他们接受这个荣誉。但是,诺贝尔奖是我从来没想到过的一种奖励。即使是在罗本岛上那些最艰难的岁月里,因为我们一直坚持武装斗争,大赦国际也未曾支持过我们,这个组织不可能为坚持暴力的人撑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诺贝尔委员会绝不会把和平奖授予一个创建民族长矛军的人。



 



我对挪威和瑞典人民怀有特别的感情。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当我们去西方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寻求支持的时候,我们的处境十分艰难。但是,在挪威和瑞典,我们却受到了热情的欢迎,他们为我们合法的自卫行动提供了各种援助,其中包括奖学金和其他资金,并为政治犯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



 



在挪威,我利用发表演讲的机会,不仅感谢诺贝尔委员会,而且也向他们介绍了南非将成为一个正义和平等的新南非的未来蓝图,而且也称赞了我的获奖伙伴f。w。德克勒克先生。



 



他承认在实施种族隔离制度的过程中对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这需要巨大的勇气。他深谋远虑,理解和接受所有的南非人必须通过和谈并作为和谈过程中的平等参与者,一起决定他们的未来。



 



常常有人问我,我怎么能够在那么严厉地批评德克勒克先生之后与他一起接受这个奖项。尽管我不会收回我对他的批评,但是,我可以说,他对和平进程做出了真正的、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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