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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名叫诺姆扎木温妮佛雷德马蒂奇泽拉，不过，大家都叫她温妮。她当时刚刚毕业于约翰内斯堡詹赫福梅尔社会工作学校，是巴拉格瓦纳斯医院的第一位女社会工作者。当时我并不怎么关心她的背景和法律问题，她的美貌深深地吸引着我，我考虑的不是如何受理她的案子，而是如何请她到外面去约会。我说不准是否有一见钟情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当时确实是第一次见到温妮诺姆扎木就想让她做我的夫人。
温妮在c。k。马蒂奇泽拉的七个孩子中排行第六。马蒂奇泽拉主要从事生意活动。她取名诺姆扎木，意思是努力磨练或经历磨难。这个名字与我的名字一样具有预言性。她来自蓬多兰省的比萨那，与我的老家特兰斯凯的一个地区相邻。她出生在阿马恩古提亚纳宗室中的芳多部落。她的曾祖父名叫马蒂奇泽拉，是19世纪纳塔尔酋长国的酋长，很有势力。艾木非卡尼时代，他举家迁到了特兰斯凯定居。
第二天，我给温妮打了电话，请她在赫福梅尔社会工作学校为叛国审判辩护基金会募集资金，这不过是邀请她出来吃午饭的借口。我在她城内
的住处接上她，然后把她带到我的办公室附近的一个印度饭馆，这是为数不多的对非洲人开放的饭馆之一，我经常去那里吃午饭。温妮感觉有点眼花缭乱，事实上，她以前从来没有吃过咖喱饭菜，她一杯接一杯地喝水，借以冷却她那羞红的面颊。羞涩更使她增添了几分美丽。
吃过午饭后，我驾车带她去了位于约翰内斯堡与伊瓦顿之间的草地上，这是距离埃尔德拉多公园不远的一片开阔地。我们一起在草深及膝的草地上散步。这里的草与我们长大成人的家乡特兰斯凯的草十分相似。我告诉她我的希望和面临叛国指控的种种困难，我很想立即娶她做夫人，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她。她充满活力、感情奔放、年轻漂亮、勇敢大方、积极向上，我一见到她就立即感觉到了这一切。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只要有时间就相互见面。无论是军训大厅或我的办公室，她都去过，她还去过体育馆看我练习拳击和举重。她与泰姆比、马卡托和马卡紫薇也见了面。她参加我们的政治会议和政治讨论。我一边追求她，一边从政治上教育她。当学生的时候，温妮曾经迷恋过非洲人团结运动，因为她有一个哥哥参加了这个组织。后来，我曾经拿这件事与她开玩笑说，如果她不是遇见了我，恐怕早已同某个非洲人团结运动的领导人结了婚。
与艾韦琳办理了离婚手续后不久，我就告诉温妮，她应该去拜访迈克尔哈麦尔的夫人雷哈麦尔，让她做一身结婚礼服。雷不但是一位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积极分子，而且还是一个做服装的好手。我问温妮想要几个女傧相，并建议她回比萨那把我们要结婚的事告诉父母。温妮开玩笑地告诉人们，我从来没有向她求过婚，但是，我总是告诉她，我第一次见面就向她求过婚，从那天起，我认为她理所当然地要做我的夫人。
叛国审判进入了第二个年头，它对我们的律师业务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因为我们不能坚持营业，曼德拉塔博律师事务所面临着破产的危险，奥利佛和我都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由于对奥利佛的指控已经被解除，他可以做一些弥补性的工作，但是，造成损害已经成为事实。原来曾一度门庭若市而现在则只能四处去找委托人。我甚至付不起我在乌姆塔塔购买那块地的50英镑余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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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38节：叛国罪（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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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了温妮。我告诉她，我们很有可能要靠她作为社会工作者的微薄工资生活。温妮表示理解，她说她做好了承担各种风险的准备，愿意与我同甘苦、共患难。我从来没有许诺给她买金首饰和钻石，我也没有能力给她买这些东西。
我们将于1958年6月16日举行婚礼。我申请中止对我的禁令，当局给了我六天解除禁止的假期。在此期间，我可以离开约翰内斯堡。我也准备了彩礼，这是一种风俗，应该送给温妮的父亲。
结婚队伍于6月12日早晨一早就离开约翰内斯堡，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到达了比萨那。按规定，被禁止者要到警察局报到，因此，我们到比萨那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去当地警察局报到。根据当地风俗，傍晚我们去新娘的老家慕邦维尼，在那里，一群当地女人高兴地欢呼着迎接我们。此时，温妮和我立即被分开，她去了新娘的房子，而我则到温妮的一个亲戚家去赴宴。
婚礼在当地一个教堂里举行，婚礼过后，我们在温妮的大哥家里举行了庆祝活动。温妮的大哥住的房子是马蒂奇泽拉祖上传下来的。婚车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标志色进行了装饰。大家又是跳，又是唱。温妮的奶奶身体十分健康，她还专门为我们跳了舞。我们给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都发了邀请，但是，由于他们都正在被禁止，有的不能来参加我们婚礼。来参加我们婚礼的有杜马诺克韦、莉莲恩高义、詹姆斯恩章韦医生、威尔逊康考、维克多提亚姆扎石。
最后的招待会在比萨那镇政大厅举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温妮的父亲发表了讲话。他注意到被邀请的来宾中有一些是警察，其他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他十分爱他的女儿，而我作为一个献身于国家的搞政治的人，生活是十分危险的。当温妮第一次告诉他这桩婚事的时候，他曾经说：你要嫁给一个囚犯！但在婚礼上，他说他对未来并不是完全悲观的。在如此困难的时期，这样的婚姻注定要经历一种持续的考验。他告诉温妮，她要嫁给的是一个已经与斗争结了婚的男士。他祝他的女儿好运，最后用一句话结束了他的讲话：如果你的先生是男巫，那么你就必须是女巫！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先生走什么样的道路，你也必须跟着他走什么样的道路。然后，我姐姐康斯坦茨木比尼克代表男方在招待会上讲了话。
婚礼过后，他们为新娘包上了一个婚礼饼，以便带到婆家再举行另一半婚礼。但是，我们无法举行另一半婚礼，中止禁止的期限已满，我们必须立即回约翰内斯堡。温妮小心翼翼地珍藏起那个婚礼饼，作为结婚的纪念。在奥兰多西8115号我的家中，许多朋友和亲属欢迎我们结婚归来。他们杀了一头羊，并以我们的名义举行了宴会。
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度蜜月，生活很快围绕着审判安顿了下来。我们早晨起得很早，通常是4点起床。我离家前，温妮就把早饭准备好，用完早饭后，我乘公共汽车去法庭接受庭审，或者到办公室工作。下午和晚上，我尽可能多地坚持在办公室工作，设法维持律师业务，以便挣点钱贴补家用。晚上的时间常常被大量的政治工作和会议占用。一位自由战士的夫人就像寡妇，即使是丈夫不在监狱里，也很少有时间在一起。尽管我被指控犯有叛国罪，但是温妮给了我希望，我感觉自己似乎有了第二次生命，我对她的爱使我增添了斗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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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39节：黑色的海绿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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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的海绿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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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后，我并没有回家。尽管别人的心情像过节一样，急于庆祝一番，但是我知道，当局随时随地都可能发动袭击，而我不想给他们留下袭击的机会。我急于在被禁止或逮捕前脱身，当天夜里我住在了约翰内斯堡一栋安全的房子里。那是一个睡在陌生床上不安宁的夜晚，每辆汽车的鸣叫声都会让我担惊受怕，认为可能是警察来抓我。
瓦尔特和杜马把我送上路，这次的目的地是伊利莎白港。在那里，我将与戈万姆贝基和雷蒙德穆拉巴见面，并探讨新地下组织结构问题。我们在马斯拉帕泽医生的家里见了面，马斯拉帕泽后来因为允许我们在他家里会面而被判监禁了两年。在组织上安排的一所安全房子里，我会见了《自由伊利莎白港晨报》的一位编辑，与他讨论了全国代表大会运动问题，目的是赢得另外几家报社的支持。我后来又拜访了帕特里克邓肯，他是《自由周报》的编辑和出版人，也是自由党的创始人和反抗运动期间第一个白人志愿反抗者。他的报纸一直谴责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由共产党人控制，但是当他见到我的时候，他说的第一件事却是仔细阅读叛国审判记录使他纠正了错误观念，他将在他的报纸上对这些错误观念进行更正。
那天夜里，我在开普敦召集的非洲人乡镇牧师会议上讲了话。我之所以提及这次会议，是因为有一位领祷牧师几年来一直与我在一起，可以说是我困难时期的力量支柱。他感谢上帝的慷慨、仁慈、怜悯和对全人类的关心，但是，他当时也以自由的名义提醒上帝，他的子民中的某些人正在被另一些人蹂躏，而上帝对这个事情似乎没有给予注意。那位乡镇牧师后来说，如果上帝不在引导黑人得到拯救时表现得更积极一点，黑人将不得不依靠自己拯救自己，阿门！
在开普敦的最后那个上午，我要在南非有色人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乔治皮克的陪同下离开宾馆，我对宾馆的有色人经理表示感谢，因为他对我照顾得非常好。他非常感激，不过也非常好奇。他知道了我的身份，告诉我有色人社团担心在非洲人执政后，他们将和现在在白人执政下一样受压迫。他是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意人，可能与非洲人接触不多，因此，担心黑人也会和白人一样压迫他们。这种担心在一部分有色人社团中很普遍，特别是在开普地区。尽管时间已经不早，但是我还是向这位经理介绍了《自由宪章》，并强调我们承诺不搞种族歧视。一位自由战士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向人民宣传自己的主张。
第二天，我在德班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与大会运动联合执行委员会一起召开的一个秘密会议，讨论即将采取的行动是否应该采用完全彻底的、配以罢工纠察队和游行示威的罢工形式。坚持采取罢工形式的委员说，我们自1950年就采用的在家中静坐的斗争策略经历的时间已经太长了，在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正在吸引群众的形势下，采取更具有战斗性的形式是必要的。我赞成另一种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家中静坐可以打击敌人，同时又可以防止敌人对我们反扑。我坚持认为，人民的信心在我们的运动中得到了提高，因为他们认识到了我们并不是不顾他们的生命。我说，在沙佩维尔由于示威者的英雄主义，使敌人打死了我们的人。我坚持采取在家中静坐的方式，尽管我知道全国人民对被动反抗已经不耐烦，但是，我又认为不应该没有全面策划就脱离我们已经验证过的斗争策略，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采取更具有战斗性的罢工形式。最后，大家一致决定采取在家中静坐的形式进行罢工。
生活在地下需要经历一种地震式的心理转移。你必须对每个行动进行计划，不管行动是小还是似乎并不重要，因为当时没有什么事情是完全无罪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你不能自己左右自己，必须完全适应你所承担的任何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南非黑人要适应的东西还不算太多。按照隔离法，一个黑人生活于合法与非法、公开与隐蔽之间。做一个南非黑人就意味着不相信任何事情，这与一生生活在地下没有什么不同。
我变成了一个夜间活动的生灵。白天躲在隐蔽的地方，天一黑就出来做我的工作。我主要是在约翰内斯堡活动，不过根据需要我也会到其他地方。我住在空荡荡的公寓里，在人民中间，哪里没有人、哪里不引人注意就住在哪里。尽管我是一个喜欢社交的人，但是我更喜欢孤独，我希望有自己左右自己的机会，自己做计划、自己思考、自己谋划。不过，我孤独得有点过分，令我十分想念我的夫人和家人。
在地下的关键是让别人看不见。正如走进房间时可以使你十分显眼一样，你也完全能够在走路和行动时使自己不被别人注意。作为一个领导人，他要经常出头露面；但作为一个罪犯，却又不能这样做。在地下工作的时候，我走路时不能挺胸，站立时不能直腰。我说话的声音要低，且不能说得清清楚楚。我要更被动、更少管闲事，我也不刮胡子、不理发。我伪装最多的是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