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看到这条新闻，那么你对一个政治行动总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但是，当你处于政治斗争的核心，你却没有时间去回想它。在西城区反对搬迁运动中，我们暴露出许多缺陷，得到了许多教训。从我们的尸体上跨过去！这是一个很有鼓动性的口号，但是，实践证明这个口号的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一个口号是组织与其试图领导的群众之间的重要纽带，理应把特定的、愤愤不平的感情融入简明扼要的语言中，借以动员人民去战斗。我们的口号抓住了人民的想象，但是，却使他们误认为我们将誓死反对这次搬迁。事实上，非洲人国民大会根本就没有准备那样去做。
我们从来没有为人们提供搬迁到牧场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当索非亚顿的群众认识到我们既阻拦不住政府的搬迁，又没有别的地方可供居住时，那么，他们自己的反抗情绪也不会那么大，流向牧场的人就会增多。许多租房户愿意搬迁，因为他们在牧场会有更宽绰、更干净的房子住。我们不必考虑房主和租房户的不同处境。虽然房主有理由留下来，但许多租房户却愿意搬走。非洲人国民大会受到许多非洲主义人士的批评，他们指责非洲人国民大会以牺牲租房户的利益为代价来保护房主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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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29节：斗争是我的生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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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这次运动中吸取的教训是，我们始终没有别的办法武装起来进行抵抗。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使用我们武器库内所有的非暴力武器，例如演讲、派代表团、威胁、游行、罢工、自愿去坐牢。这些武器都没有效果，因为不管我们采取哪种方式都会遭到铁拳的打击。一个自由战士一旦明白了这个艰难历程，即由压迫者确定斗争的性质，被压迫者常常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去揭露压迫者。也就是说，发展到一定时刻，只能以火救火。
教育是个人成长的巨大动力，正是通过教育，一个农民的儿子才能成为医生，一个矿工的儿子才能成为一个矿长，一个农场雇工的孩子才能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总统。我们依靠自力更生，而不是依靠别人的馈赠，以求得发展。这种发展也就使人与人之间出现了差别。
自进入20世纪以来，非洲人拥有了受教育的机会。最初，外国教会和传教团创办了学校。在合众党的领导下，非洲中学和白人中学的教育大纲基本是一样的。教会中学为非洲人提供了西式英语教育，我所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但是，我们却受到了教学设施的限制。
即使是在国民党人上台之前，投资上的差别也说明了这种种族主义教育的事实。通常，政府花在每个白人学生身上的教育经费是花在每个非洲学生身上的经费的六倍。对非洲人的教育并不是义务性的，只有在初年级时才实行免费。有一多半非洲学龄儿童根本就没有上学的机会，并且只有少数非洲人接受过高等教育。
即使是花在非洲学生身上的教育经费如此之少，但仍然也使国民党人感到不快。非洲白人对非洲人的教育历来不感兴趣。对他们来说，这简直是一种浪费，因为非洲人天生无知、懒惰，什么样的教育也不能弥补他们的这些不足。非洲白人从传统上就对非洲人学习英语有敌意，因为英语对非洲白人是一种外来语言，而对我们则是一种求解放的语言。
1953年，国民党统治下的议会通过了《班图教育法》，这个法律企图把种族隔离的图章加盖在非洲人的教育事业上。这个法律把非洲人的教育管理权从教育部转到当地事务管理局。根据这个法律，由教会和传教机构负责的非洲小学和中学可以选择交给政府或接收逐渐减少的补贴，或者由政府接管对非洲人的教育，或者取消对非洲人的教育。非洲人教师不得批评政府或学校当局。这是在知识方面搞白人至上，也是教育歧视制度化的一种手段。
班图教育部长亨德里克沃尔沃德解释说，必须根据其生活中的机遇进行培训和教育。他的意思是，非洲人没有并且将来也没有任何机会，那么，为什么要教育他们？他说：总而言之，非洲人应当被训练成奴仆，处于终身附属于白人的地位。
对于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这个法律是一个非常险恶的法律，其目的在于从总体上阻止非洲文明进步，如果获得通过，将会使非洲人民的自由斗争受到扼杀，将来非洲人的智力前景也就成了问题。正如马修斯教授当时所说：在沃尔沃德学校里的无知教育和歧视性教育比根本没有教育更糟糕。
这个法律和沃尔沃德的拙劣行径引起了黑人和白人的广泛愤慨。除了支持种族隔离的荷兰改良教教会和路德宗传教团之外，所有的基督教教会都反对这个新法律。但是，这种反对仅限于谴责，而没有进行抵制。英国国教会采取了抵制政策，他们对这项新政策的批评最大胆，也最坚决。约翰内斯堡大主教安布罗斯里夫斯采取了极端行动，干脆把他的学校都关闭了。在他学校里就读的儿童总数达1万名。但是，南非教堂的大主教，为了不让孩子们流落街头，把其余的学校都交给了政府。尽管他们表示抗议，但其他教堂除了罗马天主教、第七天显灵教、联合犹太改良圣教没有政府的资助仍然坚持下去之外，都开始执行这个法律。即使是我们自己的魏斯勒阳（wesleyan）教堂，也把两万名非洲学生交给了政府。如果其他教堂都像坚持抵制的教堂那样，政府将面临僵局而可能被迫作出让步。但是，政府却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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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30节：斗争是我的生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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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学校管理交给当地管理局这项法律定于1955年4月1日正式施行。非洲人国民大会开始讨论学校联合抵制方案。我们执行委员会内部首先秘密讨论了我们是否宣告持久地进行抵制，以便在《班图教育法》生效前就使它失败等问题。讨论是激烈的，两种意见都有一定的道理。坚持持久抵制的人认为，《班图教育法》是一杯毒水，渴死也不能喝。以任何方式接受它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危害。他们说，国家正处于爆炸状态，人民要求采取比抗议更强烈的抵制活动。
尽管我有煽动闹事者的坏名声，但是我总认为，组织决不作做不到的承诺；因为；那样会使人民失去信心。我的观点是，我们的行动不应该置于理想的思考之上，而应置于实际的思考之上。持久抵抗需要大规模的组织系统和大量的资源，而我们又没有大规模的组织系统和大量的资源，我们过去的运动没有迹象表明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快速建立我们的学校以容纳成千上万的学生，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不能向我们的人民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提供的任何东西就几乎都等于零。与其他人一起，我坚持主张开展为时一周的抵制活动。
全国执行委员会决定，从4月1日开始进行为时一周的抵制活动，这是1954年12月在德班举行的年会上建议的。但是，代表们拒绝了这个建议，大家赞成开展持久的抵抗运动。年会是最高级别的会议，它比执行委员会级别还要高，我们不得不肩负起几乎没有可能产生效果的一种抵制运动。沃尔沃德声明，政府将永久性关闭所有进行抵制活动的学校，参加罢课的学生将被禁止重新上学读书。
由于这次抵制活动，学生家长和社团将不得不介入教育，取代学校的位置。我向学生家长们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们发表讲话，告诉他们，每一个家庭、每一间简陋房屋以及每一个社团组织都必须变成培养我们的孩子的学习中心。
抵制活动在4月1日开始，并出现了复杂局面，因为这种抵制常常是偶然发生的、无组织和无结果的。在东兰德，有大约7万名学童受到了影响。黎明前举行了游行，并号召学生家长们让孩子待在家中。许多妇女在学校里放哨，动员已经进入学校的学生们离开学校。
在城市东南的一个名叫格米斯顿的小镇上，非洲人国民大会地方分支机构的主席乔舒亚马库伊，为800名参加抵制运动的学生开办了一所学校，这所学校持续了三年之久。在伊丽莎白港，巴雷特铁西辞掉了正式的教学职位，专门为参加抵制的学生兴办学校。1956年，他让70名学生去参加六级标准考试，除了三名学生之外，其他都通过了考试。许多地方都有临时学校（为了避免引起当局的注意，对外称文化俱乐部），为参加抵制活动的学生提供学习机会。政府后来通过了一个法律，从事未经批准的教育工作可处罚款和监禁，警察经常骚扰这些俱乐部，但是许多仍然坚持在地下活动。最后，社团学校衰败了，面临接受歧视性教育还是干脆不接受任何教育的学生家长大多选择了前者。我自己的孩子在第七天显灵教会学校学习，这是一所私立学校，不依靠政府补贴。
这次抵制运动应当从两个层面上判断其是否成功：是否达到了直接的目标，是否使更多的人提高了政治觉悟并把他们吸引到斗争中来。从第一个层面上看，这次抵制运动显然是失败了，我们没有使全国的学校都关门，也没有使自己摆脱《班图教育法》。但是，我们要求修改这个法律的抗议活动，使政府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沃尔沃德被迫宣布：教育应该一视同仁。政府在1954年11月起草的教育大纲就是对原先根据种族改造教育体制的主张的让步。最终，我们除了从两害相权取其轻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同意接受一种被降格的教育。但是，班图教育的后果却出乎意料地给政府带来了麻烦。正是由于实行班图教育，才使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在这个国家从未看到过的最愤怒、最叛逆的一代黑人青年。当这些在班图教育下的儿童进入他们的青年时代的时候，他们满怀着愤慨和叛逆的激情出现在了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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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31节：斗争是我的生命（7）
/小。说＋
鲁图利酋长当选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几个月后，z。k。马修斯教授在美国当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后带着改变斗争策略的思想回到了南非。他在开普举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会上发表的讲话中说：我不知道是否非洲人国民大会考虑召开一个全国大会为将来的民主南非起草《自由宪章》的时刻已经到来。这个大会要代表南非所有公民，不管他是什么种族、什么肤色。
几个月内，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会议收到了提案，要求建立一个人民大会政务院，让鲁图利担任主席，瓦尔特西苏陆和玉苏福凯查利亚任书记。人民大会准备制定一套建立新南非的原则，新宪章将听取人民的建议，全国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被授权以书面形式听取本地区每个人的意见。这个宪章将是一个来自于人民的文件。
人民大会代表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存在的两种主要思潮，其中之一就是，政府似乎将不可避免地取缔非洲人国民大会。许多人坚持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做好转入地下争取秘密活动的准备。同时，我们也不想放弃重要的公开策略和行动，这些公开策略和行动给非洲人国民大会带来了关注和群众支持。人民大会将是一种公开的力量显示。
我们关于人民大会的梦想是让它成为自由斗争历史中的划时代的大事，通过联合所有南非被压迫人民和进步力量，形成嘹亮的要求改变南非现状的呼声。我们的希望是有一天会看到像1912年建立非洲人国民大会那样庄严的场面。
我们设想吸引最广泛的赞助组织，并邀请200个左右的组织出席人民大会，不管是白人组织、黑人组织、印度人组织和有色人组织，我们都请他们派代表参加1954年3月在德班附近的汤加特召开的规划会。在会上成立了全国行动委员会，该委员会由8名委员组成，分别来自4个赞助组织。该委员会由鲁图利酋长担任主席，书记处由南非印度人大会的瓦尔特西苏陆（后来由于对他的禁止而被迫退出该组织，其职位由奥利佛担任）、玉苏福凯查利亚，南非有色人组织（sacpo）的斯坦利洛兰和民主人士大会（cod）的莱昂内尔波恩斯坦组成。
南非有色人组织由有色人领袖人物和商业工会人士于1953年9月在开普敦成立，是一个为了在开普保留有色人投票权而开展的斗争中迟到的产物，该组织是有色人利益的代表。在南非有色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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