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作为革命的化身，法国又呼吁世界各国人民推翻暴政、争取自由，于是保守和反动的势力都一致反对它。无疑，经过革命最初的天启年代之后，对抗两边的差异性逐渐减小了。到拿破仑统治末期，帝国主义征服和剥削的因素已压倒了解放的因素。每当法国军队打败、占领或兼并了一些国家，国际战争与国际内战（在每一个国家之内则是国内内战）的混淆情况便可减少一些。反之，反革命强权则顺应了法国许多革命成就的不可逆转性，因此愿意谈判（带有一些保留）和平条件，但这种谈判是像正常行使职能的强国之间的谈判，而不像光明与黑暗之间的谈判。反革命强权甚至在拿破仑失败的最初几周内，就准备重新吸纳法国为同盟、对抗联盟、恫吓、威胁和战争等传统游戏中的平等伙伴，在这些游戏中，外交活动调节着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虽然如此，但战争作为国家之间和社会制度之间冲突的双重性质依然存在。
一般来说，交战双方的阵营是很不平等的。除法国本身以外，只有一个重要国家因其革命的起源和对《人权宣言》的赞赏，使其在思想上倾向法国一边，那就是美国。事实上，美国的确倒向法国那边，并且至少有一次（1812－1814年）进行了战争，即或未与法国人结盟，美国至少也是反对彼此共同的敌人——英国。但是，美国在大部分时间都保持了中立，而她与英国的摩擦也不需要意识形态上的解释。至于其他的盟友，法国意识形态方面的盟友，是其他国家的政党和舆论流派，而不是国家权力本身。
从非常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每一个受过教育、有才能、具有开明思想的人都同情法国大革命，至少在雅各宾专政以前是如此，而且通常持续得更久（直到拿破仑称帝以后，贝多芬才将献给他的《英雄交响曲》收回）。最初支持大革命的欧洲天才异士者名单，只有20世纪30年代对西班牙共和国类似的、几乎是普遍的同情可以与之媲美。在英国，有诗人华滋华斯（wordsworth）、布莱克（blake）、柯尔律治（coleridge）、彭斯（robert burns）、骚塞（southey），有化学家普里斯特利和几个伯明翰新月学会的杰出科学家（瓦特的儿子亲身前往法国，令他父亲大为惊异），有像冶铁业者威尔金森（wilkinson）和工程师特尔福德那样的工艺学家和工业家，以及一般辉格党（whig）和非国教知识分子。在德国，有哲学家康德、赫尔德（herder）、费希特（fichte）、谢林（schelling）和黑格尔（hegel），诗人席勒（schiller）、荷尔德林（holderlin）、维兰德（wieland）和年老的克洛普施托克（klopstock），以及音乐家贝多芬。在瑞士有教育家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心理学家拉瓦特（lavater）和画家富斯利（fussli）。在意大利，实际上所有反教会的舆论界人士都支持法国大革命。可是，尽管大革命因得到这些知识界人士的支持而陶醉，并授予杰出的外国同情者和那些据信是支持其原则的人法国荣誉公民的称号，以表示敬意，但无论是贝多芬还是彭斯，他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没有太大的重要性。（获此荣誉称号的有：英国的普里斯特利、边沁、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克拉克森〔clarkson：反奴鼓动家〕、麦金托什［james mackintosh］和威廉斯＇david williams＇；德国的克洛普施托克、席勒、坎姆佩〔campe〕和克罗茨〔cloots〕；瑞士的裴斯泰洛齐；波兰的柯斯丘什科 ＇kosziusko＇；意大利的戈拉尼［corani］；尼德兰的德保［cornelius de pauw〕；美国的华盛顿＇washington＇、汉密尔顿＇hamilton＇、麦迪逊〔madison〕、潘恩和巴罗［joel barlow〕。但这些人并不全是法国大革命的同情者。）
政治上重要的亲雅各宾主义或亲法国的情绪，主要存在于与法国毗邻、社会条件类似，或经常有文化接触的一些地区（低地国家、莱茵地区、瑞士和萨伏伊）、意大利，以及原因有些不同的爱尔兰和波兰。在英国，雅各宾主义如果不是与英国民族主义普遍的反法倾向相冲突的话，无疑将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甚至在恐怖时期以后亦将如此。这种民族主义是轻蔑和仇视的混合物。吃牛肉长大的约翰牛对饥饿大陆人（在这一时期流行的漫画中，所有法国人都像火柴棒般瘦小）的轻蔑，以及对英国世敌的仇视，无视法国是苏格兰的世代盟友（这或许与苏格兰的雅各宾主义，是一支强大得多的民众力量不无关系）。英国的雅各宾主义最初是一种手工业者和工人阶级的现象，至少在第一次普遍热潮过去以后是如此，这是很独特的。通讯协会（corresponding societies）可以声称是劳动阶级的第一批政治组织。但它是在潘恩的《人权》（rights ofman）一书中找到特殊力量的代言人，并得到辉格党利益集团的一些政治支持。辉格党利益集团本身因其财富和社会地位而免遭迫害，并准备捍卫英国公民的自由传统，以及与法国议和所得的好处。然而，英国雅各宾主义的实际弱点在下述事实上表现出来，即在战争的关键阶段（1797年），于斯匹海德（spithead）发生兵变的那支舰队自己吵嚷说，只要他们的经济要求得到满足，他们便将出航迎击法国人。
在伊比利亚半岛、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德国的东部和中部、斯堪的纳维亚、巴尔干半岛和俄国，亲雅各宾主义的力量都是微不足道的。它吸引了一些热情的年轻人，一些自称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和少数人，如匈牙利的马丁诺维奇（ignatius martinovics）和希腊的里加斯（rhigas），他们在自己国家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历史中，扮演了光荣的先驱者角色。但他们的观点在中产和上层阶级中缺乏广泛的支持，更不用说孤立于愚昧顽固的农民之外，这样的情形使雅各宾主义很容易受到镇压，甚至在他们冒险密谋的阶段就被镇压了，如奥地利。强大而富有战斗性的西班牙自由传统，整整花了一代人的时间，才从人数极少的学生密谋圈，或1792－1795年的雅各宾密探中，冒出头来。
法国之外的雅各宾主义多半在意识形态上直接诉求于受过教育的人和中产阶级，因此，其政治力量便依赖于他们运用的效力或意志。于是在波兰，法国大革命造成了深刻的印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波兰人都希望从法国那里寻求支持，以对抗普鲁士人、俄国人和奥地利人的贪婪。普、俄、奥已经割据了该国的广大地区，并且不久便将进行彻底的瓜分。法国也提供了一切深谋远虑的波兰人同意的那种深刻内部改革的典范，只有这样的改革才能使他们的国家有能力抵御其屠杀者。无怪乎 1791年的改革宪法，如此自觉而深刻地受到法国
大革命的影响。这也是第一部显示了法国大革命影响的现代宪法。（由于波兰实际上是贵族和乡绅的共和国，其宪法只有在最表面的意义上才是“雅各宾式”的：贵族的统治不是被废除，而是被加强了。）然而在波兰，从事改革的贵族和乡绅可以自由行事。在匈牙利，那里特有的维也纳和地方自治派之间的冲突，为乡村士绅们提供了类似的刺激，使他们对反抗理论发生兴趣（哥美尔州＇gomor＇要求废除违背卢梭社会契约的检查制度），但他们却没有行动自由。因此，这里的雅各宾主义要微弱得多，也没有效力得多。其次，在爱尔兰，民族问题和农民不满赋予雅各宾主义的政治力量，远远超过对“爱尔兰人联合会”（united irishmen）的实际支持，该会领袖秉持的是自由思考的共济会意识形态。在那个几乎全都信仰天主教的国家，教堂举行礼拜，为不信上帝的法国人祈求胜利。更有甚者，爱尔兰人随时准备欢迎法国军队入侵，这不是因为他们同情罗伯斯比尔，而是因为他们憎恨英国人，并想寻求反英盟友。另一方面，在西班牙，天主教和贫困问题同样突出，雅各宾主义未能在这里站住脚，则是由于相反的原因：惟一压迫西班牙的，不是别人，正是法国。
不管是波兰还是爱尔兰，都不是亲雅各宾主义的典型例子，因为革命的实际纲领在那里没有多大的感染力。它在和法国有着类似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国家中，作用较大。这些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本国的雅各宾主义有相当大的希望取得政治权力；而另一类是，只有法国的征服才能推动它们前进。低地国家，瑞士的部分地区，也许还有一两个意大利邻国属于第一类；德国西部和意大利的大多数地区属于第二类。比利时（奥属尼德兰）已置身1789年的起义之中：人们常常忘记，德穆兰（camiile desmoulins）把他的杂志称为《法国和布拉班特的革命》（les revolutions de france et de brabant）。革命者中的亲法国分子（民主的冯济茨派〔vonckist〕），其势力无疑要比保守的国家经济统制论者弱一些，但仍有足够的力量提供真诚的革命支持，协助法国征服这个他们所爱的国家。在联合省（unital privince），寻求与法国结盟的“爱国者”已强大到考虑发动革命的程度，虽然若无外部援助，能否取得成功仍属可疑。这群爱国者代表较低层的中产阶级和其他人士，反对由大商人所垄断的寡头政治。在瑞士，一些新教州的左翼分子势力一直很强，而法国的引力也始终很大。在这里，法国的征服也只是加强，而不是建立地方革命势力。
在德国西部和意大利，情况有所不同。法国入侵受到德国雅各宾分子的欢迎，特别是在美因茨（mainz）和西南部，但谁也不会说，他们已强大到足以凭自己的力量给政府制造大量事端。（法国甚至在建立卫星国，如莱茵地区共和国时，遭到失败。）在意大利，启蒙思想和共济会纲领的优势，使革命在知识阶层中大得人心，但地方上的雅各宾主义可能只有在那不勒斯王国势力比较强大，在那里，它实际上赢得了所有开明（即反教会的）中产阶级和部分乡绅的注意，并且还更进一步地组成秘密团体和会议，这些组织在南意大利的环境下蓬勃发展。但即使在这里，雅各宾分子在与社会革命群众建立接触上，也遭到彻底的失败。当法军向前推进的消息传来时，一个那不勒斯共和国便轻而易举地宣告成立，但也同样轻而易举地被举着教皇和国王旗帜的右翼社会革命推翻了，因为农民和那不勒斯的游民（lazzaroni），不无道理地把雅各宾分子形容为“有四轮大马车的人”。
因此，广义地说，外国亲雅各宾主义的军事价值，主要是作为法国征服的辅助力量，并在被征服者与旧式强权的关系方面，其力量组合要复杂些。这里的基本冲突是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在那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主宰了欧洲的国际关系，从英国的观点看来，这几乎完全是经济冲突。他们想消灭主要竞争对手，以实现完全主宰欧洲贸易、全面控制殖民地市场和海外市场（这也意味着要控制公海）的梦想。事实上，战争的结果差不多就是这样。在欧洲，这样的目标意味着英国不具有任何领土野心，除了控制在航海上具有重要性的某些据点以外，或者确保这些据点不落入那些强大到足以构成危险的国家手中。至于其他方面，英国对任何具均势性的欧洲大陆政策，均表示欢迎。在海外，这样的目标代表着大肆破坏其他国家的殖民帝国，使其尽纳入英国统治下。
这种政策本身原足以为法国提供一些潜在盟友，因为所有从事航海、商业和殖民的国家都会以疑虑、敌视的态度来看待英国的政策。事实上，它们的正常态度就是中立，因为在战时自由经商的好处是很大的，但英国倾向于把中立国的船运（完全现实地）看作在帮助法国人而不是他们，因而时常有冲突爆发，直至1806年后，法国的封锁政策才把它们推到对方阵营。由于大多数航海大国都力量薄弱，或者深居欧洲，所以，没有给英国造成多大麻烦；但1812…1814年的英美战争，却是这样一种冲突的结果。
从另一方面看，法国对英国的敌视态度就要复杂一点，但其中，像英国人一样，要求全面胜利的因素因革命而大为加强，这次革命使法国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而资产阶级的胃口在某种程度上也和英国人的胃口一样，是没有止境的。要想对英国取得起码的胜利，便需破坏英国的商业（他们正确地认为，英国仰赖于商业），而要预防英国恢复势力的措施，便是一劳永逸地摧毁它的商业。（英…法冲突和罗马…迦太基冲突的类比，大量存在于法国人的思想中，他们的政治意象主要是古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