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才挑出一张照片递给他时，他总露出一副深表同情的面孔，还满口称谢。至于站酒柜的女招待和端香烟盘的红头发姑娘，奥斯卡从来不把照片送给她们，因为照片是不应该送给女人的——她们只会滥用。克勒普则不然，他心广体胖，在女人面前总是没完没了，爱同她们攀谈，而且愚蠢到了把心里话统统掏给她们的地步。有一天，他背着我送给了卖香烟的姑娘一张照片，事情肯定是这样的，因为他同这个年轻莽撞的姑娘订了婚，后来又结了婚，因为他想把自己的那张照片要回来。
我把日后才发生的事情提前讲了出来，而且关于我的照相簿的最后一页，我的话也讲得太多了。这些傻头傻脑的快照，本来就不值得多谈，要谈也只是拿它们作为一种对照，用以说明照相簿第一页上我外祖父科尔雅切克的肖像照是多么伟大和无与伦比，又多么有艺术性，直到今天还使我产生这种感觉。
他又矮又宽，站在一张精致的小桌子旁。遗憾的是，照片上的他不是纵火犯，而是志愿消防队员符兰卡。所以，他没有留小胡子。但是，紧身的消防队制服，胸前的营救奖章以及使小桌子变成祭坛的消防队防护帽，差不多可以顶替纵火犯的小胡子。他多么严肃地注视着，多么了解两个世纪交替的岁月里的一切苦恼啊。他那种尽管悲观但却高傲的目光，看来在第二帝国时代是受人喜爱的和流行的，因为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也是这样的目光，这个醉醺醺的火药厂工人，在照片上倒是挺清醒的。文岑特·布朗斯基的相片是在琴斯托霍瓦照的，他手执一支献祭的蜡烛，神秘得很。瘦弱多病的扬·布朗斯基少年时的照片，是早期摄影术记录下来的一个故意显得忧郁伤感的男性。
那个时代的妇女中，能摆出与她们的个性相应的神态姿势来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我的外祖母安娜（上帝明鉴，她可是个人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拍摄的照片上，也做作地抿着嘴傻笑，丝毫也没有暗示出她那四条套穿着的却又守口如瓶的裙子底下有着可以给人提供避难所的大空间。
在战争年代里，她仍然对着蒙在黑布下面、弹着指头、一边跳着舞的摄影师微笑。我有一张这个时期的照片，两枚邮票那么大，贴在硬纸片上，上面有二十三个护士，其中包括在银锤陆军医院当助理护士的我的妈妈，羞怯地挤在一个像根支柱似的军医四周。还有一张照片，照的是陆军医院一次化装舞会的场面，即将痊愈的伤兵也参加了，护士们显得比较轻松自在，不那么拘谨腼腆。妈妈大胆地眨眼睛，嘴巴做出接吻的姿势，尽管她身上饰有天使的翅膀，头发上有金银丝条，她还是想说：天使也有欲念的。跑在她面前的马策拉特所选的装束，大概是他非常愿意天天穿的服装：他扮成一个厨师，戴一顶浆硬的厨师帽子，挥舞着长把勺子。与此相反，当他身穿制服、佩戴着二级铁十字勋章时，他也是直视前方，目光同科尔雅切克兄弟和布朗斯基父子一样故意显得悲观。在所有的相片上，他都显得比妇女们更强。
战后，人们都换了一副面孔。男人们都露出复员后轻松的目光，现在轮到妇女了。她们懂得了在照片上占据特殊地位，她们有理由严肃地凝视前方，即使她们在微笑时，也不想去否认，作为底色的是她们已经领教到的痛苦。二十年代的妇女的悒郁，配在她们的脸上实在太合适了。她们，不论坐着、站着还是半躺着，蛾眉月般的一缕黑发贴在太阳穴上，难道她们不是已经成功地在圣母和娼妓之间结起了一条和解修好的纽带吗？
我妈妈二十三岁时的照片（这必定是她怀孕前不久拍摄的）让人看到的是一个年轻妇女，她微斜着皮肉结实的脖子上那颗线条平稳的圆脑袋，可是目光却直视看照片的人，肉感的轮廓被上面提到过的悒郁的微笑和一双眼睛冲淡了。这双眼睛，与其说是蓝色，倒不如说是灰色。它们已经惯于像观察诸如咖啡杯和香烟嘴之类不变的物体那样去观察周围人们的灵魂以及她自己的灵魂。“深情的”这个词尽管还嫌不足，但我仍用它作为我妈妈的目光的形容词。
那个时期的合影没有多大意思，但易于评论，因此富有启发作用。在签订拉巴洛条约①的年代里，结婚礼服竟如此美丽，如此有婚礼气派，真令人吃惊。在结婚照上，马策拉特还系着硬领。他的外表看来挺好，时髦，几乎可以说有知识分子风度。他右脚前伸，也许想模仿当时的电影明星哈里·利特克。那个时候的服装尺寸都短。我妈妈的婚礼服是一条白色百把裙，刚刚过膝，露出了匀称的小腿，跳起舞来十分灵巧的小脚穿一双有扣白色鞋。在另外几张照片上出现的是参加婚礼的全体宾客。在穿着城里人服装、摆出城里人姿势的来宾当中，惹人注目的始终是我的外祖母安娜和她那个得到神的恩宠的哥哥文岑特。他们土里土气而又一本正经，自己缺乏自信却把信心灌输给别人。扬·布朗斯基同他的姑妈安娜和献身给天国圣母的父亲一样，是在同一块土豆地里长大的，但他却同我母亲一样，也善于用波兰邮政局秘书的讲究礼服来掩盖自己的出身——卡舒贝乡下佬。尽管他在照片上那些健康的人们中间显得瘦小而虚弱，尽管他是在照片的角上，然而他那双特别的、使他的面孔像女性一样匀称的眼睛，却总是使他成为照片的中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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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巴洛条约，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与德国之间1922年在意大利拉巴洛签订的条约。当时德国国内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外交上也十分孤立。
在举行婚礼后不久拍摄的这一张合影，我已经观看良久了。我不得不在这无光泽的棕色四边形前拿起我的鼓和鼓棒，试着在我的上漆的铁皮上再现出那硬纸片上尚可辨认的三星座。
为拍摄这张合影提供机会的是扬·布朗斯基的寓所。它坐落在马格德堡街拐角上，波兰大学生宿舍附近的陆军操场一侧，因为照片上的背景是阳光照耀下一半爬满了扁豆藤的阳台，这种阳台只有波兰人聚居区的住宅才有。妈妈坐着，马策拉特和扬·布朗斯基站着。但是，瞧瞧她坐的位置和他们站的位置吧！有一段时间，我愚蠢透顶，用一个想必是布鲁诺替我买来的学生圆规以及一把直尺和一块三角板，想要测量出这罗马三执政（因为我妈妈的价值足以顶替一个男人）的位置。先画出脖子的倾斜角，一个不等边三角形，再进行平行移位，硬性得出三个全等三角形，又画三个圆，意义重大的是，它们在外面，在扁豆藤的绿叶丛中相交，产生一个点，因为我正在寻找一个点，信仰点，渴望点，要得到一个支撑点，一个出发点，如果不是一个立足点的话。
这种业余爱好者的测量自然不会弄出什么结果来，反倒在这张珍贵的照片上的几个最重要的地方，被我用圆规尖扎出了几个小洞，洞虽小，然而起了扰乱作用。在这张照片上有什么特别的东酉呢？是什么让我到这个四边形上去寻找，如果愿意的话，甚至真能找出数学关系以及——简直可笑之极——宇宙关系来呢？三个人：一个坐着的女人，两个站着的男人。她是烫过的黑发，马策拉特是鬈曲的金发，扬是平平地往后梳的栗色头发。三个人都在微笑：马策拉特笑得比扬·布朗斯基更明显，两人都露出了上排门牙，他们两个的微笑加在一起要比我妈妈的强五倍，因为她只在嘴角露出一丝笑痕，眼睛里则毫无笑意。马策拉特的左手搭在我妈妈的右肩上；扬则满足于让右手轻轻地扶着椅子背。她的膝盖向左，髋部以下的其余部位都往前冲，膝上放着一个本子。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这是布朗斯基的一本集邮册，后来又以为是一本时装杂志，最后，我认为这是一本收集香烟盒里著名电影明星照片的册子。我妈妈的双手似乎正要去翻它，就在这一瞬间，底片曝光，照片拍成。看来这三个人都很幸福，互相祝贺避免了意想不到的事情，这样一类事情只有当三人团中的某一个伙伴需要过保险的私生活，或者从一开始就偷偷摸摸时才有可能发生。他们三人休戚相关，但还是依赖于第四个人，那就是扬的妻子，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她娘家姓莱姆克，当时正怀孕，可能怀着日后出世的斯特凡。他们有赖于她的仅仅是让她拿着照相机，对准他们三个以及这三人团的幸福，至少借助摄影工具把这三重幸福固定下来。我从照相簿上撕下另外几张四边形，贴到这张照片旁。在这些画面上，或者是妈妈同马策拉特在一起，或者是妈妈同扬·布朗斯基在一起。这些照片中间没有一张能像那帧阳台照片那样让人一清二楚地看到那种不可变更的事实，那种最后的可行的解决办法。其中一张，照的是扬和妈妈，它散发着悲剧、淘金狂和失常的气味，失常变成厌烦，失常的厌烦。另一张，马策拉特待在妈妈身边：正下着周末夫妻生活前的毛毛雨，维也纳煎肉排咝咝有声，饭前挑刺儿发牢骚，饭后连打几个呵欠，上床前讲点笑话或者把纳税账国记到墙上，这样一来，夫妻生活也就有了一个精神背景。这些镜头尽管无聊，但我觉得总比往后几年有伤风化的快照要好。妈妈躺在扬·布朗斯基的怀里，背景是欢乐谷附近的奥利瓦森林。扬的一只手消失在妈妈的衣裳底下。这种卑俗举动只能被理解为：从跟马策拉特结婚的第一天起就通奸的这不幸的一对，他们的激情已经到了狂躁的地步，而在这里给这一对人充当麻木不仁的摄影师的，我猜想，就是马策拉特。那张阳台照片上那种不动声色的表情，那种还懂得应当放谨慎些的姿势，已经荡然无存。这种表情和姿势只有在另外一些场合，也就是当两个男人同时站在妈妈身后或身边，或同时躺在她的脚下时，才能让人看到，例如在霍伊布德海滨浴场沙滩上那一张。它就在这儿，请看吧！
这里还有一张照片，显示出我幼年时那三个最重要的人物，他们构成了一个三角形。它虽说不像那张阳台照片上那么集中，但仍然播送出同样的信息：同样的剑拔弩张的和平，这种和平条约只能在三个人之间才能缔结乃至签署。读者可以破口大骂剧院里受人欢迎的三角主题戏；舞台上只有两个人，他们要么没完没了地讨论，要么暗中思念着第三者，除此以外就做不出什么戏来了。可是，在我的照片上，他们三人在一起。他们在玩施卡特牌①。这就是说，他们各自手里捏着一把牌，展开呈扇形，正要叫牌，但都不看自己手里的王牌，而是看着照相机。扬把手平摊在一堆铜板旁边，翘起食指；马策拉特用指甲掐桌布；妈妈开了一个小小的、我认为是成功的玩笑：她抽出一张牌，但不是给她的两个牌友看，而是给照相机的镜头看。仅仅用一个手势，仅仅亮出了一张牌——红心皇后，就轻松地变出了一个偏偏不算令人讨厌的象征来，因为有谁不愿对红心皇后起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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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施卡特牌，德国纸牌戏，共三十二张牌（无两点到六点），三人玩。
施卡特牌戏——谁都知道，只能三个人玩——对于妈妈以及那两个男人来说，不仅是最合适的游戏，而且是他们的避难所，他们的避风港，每当生活想要引诱他们以这种或者那种搭配构成两人生存，玩两人玩的六十六点或下连珠棋这类愚蠢游戏时，他们就躲到那里去。
关于这三个人就谈到这里吧！把我弄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正是他们，虽说他们什么也不缺。在谈我自己之前，先要提几笔格蕾欣·舍夫勒，妈妈的女友，还有她的丈夫，面包师亚历山大·舍夫勒。他，秃顶，她，露出一副马牙（一多半镶着金牙）哈哈大笑。他，短腿，坐在椅子上从来够不着地毯，她身穿自己编结的衣裳，花样翻新没完没了。后来，我的照相簿里又增添了舍夫勒夫妇的照片：在“力量来自欢乐”①的游艇“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躺椅上或救生艇前，在东普鲁士航运公司的“坦能贝格”号的散步甲板上。他们年年去旅游，从皮拉乌、瑞典、亚速尔群岛和意大利把纪念品完好无损地带回小锤路他们的家里。到了家，男的烤小圆面包，女的给枕头套加耗子牙齿花边。亚历山大·舍夫勒不讲话时，就不知疲倦地用舌尖舔湿他的上嘴唇，而马策拉特的朋友、住在我家斜对面的蔬菜商格雷夫因此很讨厌他，说这是不体面的庸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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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力量来自欢乐”，纳粹劳工阵线为工人安排业余或休假活动的组织，成立于1933年11月。
格雷夫虽已结婚，但不像是个有妇之夫，倒颇像是个童子军指导。有一张他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