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复制品画的复制品上的微笑。
客人们却严肃地接过小木板。有的还要求换一块。这位先生喜欢猪形的，那位先生或者女士却不要普通家猪形的，宁要更加神秘的鱼形的。他们闻了闻小木板，把它推来推去。老板施穆给回廊上的客人送完小木板之后，便静候着，直到每一块小木板都静止不动为止。
这时，众心期待着他，而他便像魔术师那样掀开盖布，下面是第二块布，布上放着的，第一眼看去，认不清是什么，再看才知道是厨房用刀。
像方才分发小木板那样，施穆现在转圈分发刀子。这一回他加快了速度，提高了紧张度，这也使他能够提高价格。他不再讲恭维话，也不让人换刀子，他的动作像配药似的匆忙。“好了，当心，走！”他喊着，掀掉篮子上的布，伸手到篮子里，分发，分光，在民众之间布施。慈悲的施主，款待来客，分给他们洋葱，同从他的方巾上看到的金黄色的、略显程式化的洋葱一样，普通的洋葱，球根植物，不是鳞茎洋葱，是家庭主妇买进的洋葱，蔬菜女贩出售的洋葱，男农民、女农民或女雇农种植和收获的洋葱。荷兰小画师的静物画上可以看到的逼真程度不一的洋葱。老板施穆把这样的或类似的洋葱分发给他的客人，直到人人都有了洋葱，直到只还听见小圆火炉隆隆响，听见电石灯的歌唱声。洋葱分完后，一片寂静。于是，费迪南·施穆喊道：“诸位，请吧！”说罢，把方巾的一端甩到左肩上，就像滑雪者起滑前把围巾往后一甩那样，他以此发出一个信号。
客人们动手剥洋葱皮。据说洋葱有七层皮。女士们先生们用厨房刀子剥洋葱皮。他们剥去第一层、第三层、金色、金黄色、锈棕色、或者不如说洋葱色的洋葱皮，直到洋葱变成透明、葱绿、洁白、潮湿、黏而多汁，气味也出来了，洋葱味。接着，就像通常切洋葱那样，他们在猪形和鱼形小木板上切洋葱，有的手笨，有的手巧，朝这个或那个方向切，洋葱汁四溅，散布到空气里。年长的先生们，不知如何摆弄厨房刀子，必须小心，别切了自己的手指；有的已经划破了手指，却没有察觉。女士们手巧些，但并非人人如此。在家里当主妇的那些女士，知道通常该如何切洋葱，譬如给煎土豆或肝配上苹果片和洋葱圈。可是，在施穆的洋葱地窖里既没有这种也没有那种，什么吃的都没有，谁想吃点什么，就得到别处去，去“鱼馆”而别上洋葱地窖来，这里只有可以切的洋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就叫洋葱地窖，特色就在于此。因为洋葱，被切的洋葱，倘若仔细看一看的话……不，施穆的客人什么都看不见了。或者说，有一些客人什么也看不见了，他们泪水盈眶，但并不因为他们的心是充满的①。心充满时，必定热泪盈眶，话可不能那么说。有些人永远不会这样，尤其在最近的或者说已流逝的几十年间。因此，我们这个世纪日后总会被人称作无泪的世纪，尽管处处有这么多的苦痛。正由于没有眼泪的缘故，能够花得起这份钱的人就到洋葱地窖来，花八十芬尼让老板给一块猪形或鱼形小木板和一把厨房用刀，花十二马克买一个普通的地里或菜园里长的厨房用洋葱，把它切成小块，小小块，直到汁创造出了它……创造什么？创造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苦痛不创造的东西：滚圆的人的泪珠。这里在哭泣。这里终于又在哭泣了。体面地哭泣，无碍地哭泣，自由地把一切都哭出来。这里江水滔滔，泛滥开去。这里在下雨。这里在降露水。奥斯卡关上打开的闸门。决堤了，春潮汹涌。每年都要泛滥、政府不加防范的那条河叫什么？用十二马克八十芬尼买来的自然现象发生过后，哭够的人开始说话了。他们还犹犹豫豫，对自己所说的话丝毫不加掩饰而大为惊讶，然而，洋葱地窖的客人们在享用了洋葱以后终于对坐在不舒适的、蒙粗麻布的木箱上的他们的邻座推心置腹了，让人家刨根问底，像翻新大衣似的把他里外翻个身。可是，同克勒普和朔勒无泪地坐在鸡棚梯子下面的奥斯卡却要保守秘密，从所有的自白、自责、忏悔、揭发、承认中，他只想讲一讲皮奥赫小姐的轶事。她一再失去她的福尔默先生，因此变成了铁石心肠、无泪之眼，不得不一再到施穆的高价的洋葱地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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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语出《圣经·新约·马太福音》：“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下文便由此发挥。
皮奥赫小姐哭够以后说，我们在有轨电车上相遇。我从店里来——她是一爿一流书店的老板和经理——电车上挤满了人。维利，也就是福尔默先生，狠狠地踩了我的右脚。我站不住了，但我们两人却一见钟情。我走不了路，他便伸出手来搀扶我，陪我，确切地说，抱我回到我家，从那天起，他体贴地护理被他踩成蓝黑色的那只脚趾甲。除此以外，在我面前，他也不乏爱的表示，直到右脚大趾的趾甲脱落，再没有任何东西阻碍新趾甲生长的时候。死趾甲脱落的那天，他的爱也冷却了。我们两人都为他的爱的萎缩而苦恼。他始终还依恋于我，而我们两人又有那么多的共同之处。于是维利提出了那个可怕的建议：让我踩你的左脚的大脚趾，踩到趾甲变成红蓝色，随后变成蓝黑色吧！我让步了，他也就踩了。我立即又充分地享受到他的爱，一直享受到左脚大趾的趾甲也像一片枯叶似的脱落为止。我们的爱情再度经历它的秋天。在此期间，我的右脚大趾的趾甲已经长好。维利为了重新在爱情中服侍我，他又要踩我的右脚。可是我不允许他这么干。我说，倘若你的爱是真正伟大而真诚的，它的生命必定比脚趾的趾甲长久。他不理解我，离开了我。几个月以后，我们又在音乐厅相遇。休息后，他不问一声就坐到我的身边来，我旁边的座位正好空着。演奏的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当合唱队开始唱的时候，我把右脚向他伸去，而且事先已经把鞋子脱掉了。他踩上去，我没有失声叫喊干扰音乐会。七个星期以后，维利再次离我而去。我们还相处了一两次，每次几周，因为我又两次把脚伸给他，一次是左脚，一次是右脚。现在，我的两只大脚趾都残了。趾甲不再生长。维利有时来看我，坐在我面前的地毯上，充满着对我和对他自己的同情，但没有爱也没有眼泪，激动地凝视着我们的爱的牺牲品，两只没有趾甲的脚趾。我有时对他说：维利，来吧，我们一起到施穆的洋葱地客去，让我们哭个痛快。可是，直到今天，他始终不愿一起来。这个可怜的男人不懂得眼泪是伟大的安慰者。
后来——为满足诸君之中的好奇者，奥斯卡只透露这一点——福尔默先生，一个无线电商人，他也到我们的地窖里来了。他们两人一起抱头痛哭。据昨天来探望我的克勒普说，不久前，他们结了婚。
从星期二到星期六——洋葱地窖星期日不营业——客人们在享用了洋葱之后，便啰唆地把憋在心里的人的存在的真正悲剧发泄出来了。保留给星期一的客人的，虽然不再是充当最可悲的哭泣者，但也能充当最剧烈的哭泣者。星期一价钱便宜。施穆以半价为青年供应洋葱。来的多半是医科男大学生和各种女大学生。艺术学院的男大学生也来，但主要是日后要当绘画教师的那些人，他们把一部分奖学金花在买洋葱上。我至今存疑的是：那些中学最高班的男女学生又从哪里弄钱来买洋葱呢？
年轻人的哭法不同于年长者。年轻人的问题也完全不同。并非总是为考试或中学毕业考试操心之类。在洋葱地窖里，自然也有人谈到父子矛盾、母女悲剧等等。尽管年轻人感觉到自己不被人理解，然而，他们认为不被人理解并不值得为之哭泣。奥斯卡高兴的是，年轻人一如既往地为了爱而哭泣，不单是为了两性之爱而哭泣。格哈德和古德龙，他们起初总是坐在下面，后来才一起到回廊上面去哭泣。
她，高大，壮实，女手球运动员，学化学。头发结成一条辫子拖在脑后。苍白然而像慈母一般，如同战争结束前的数年间在妇女同盟的宣传画上所能看到的那样。她目光清晰，多半直视前方。她的前额隆起，乳白色，光滑，健全，然而，她的不幸却明明白白地挂在脸上。从喉结到结实的圆下巴直到面颊，都留下了男人胡子的糟糕痕迹，虽说这位不幸女子不断地刮脸。她的细嫩的皮肤自然也经受不住那刮脸刀片。她的脸发红，有裂口，长小脓疤，她的女人胡子不断长出来，古德龙为此哭泣。格哈德后来才来洋葱地窖。他们两人并非如皮奥赫小姐和福尔默先生那样是在电车上而是在火车上认识的。他坐在她的对面，两人都刚过完学校的假期回来。他立刻爱上了她，不管她长着胡子。她即使由于自己长胡子而不敢爱他，但欣赏格哈德的孩子屁股般光滑的下巴，而这正是他的不幸。这个年轻男子不长胡子，这使他在年轻姑娘面前显得腼腆。然而，格哈德却同古德龙搭话，当他们在杜塞尔多夫火车站下车时，他们至少已经缔结了友谊。从那天起，他们天天见面，他们谈这谈那，交换了一部分想法，只是从来不提及该有而没有的胡子和不该有却不断长出来的胡子。格哈德也体贴古德龙，由于她的受折磨的皮肤而从不吻她。所以，他们的爱是纯洁的，虽说他们两人都不注重纯洁，因为她的志趣在于化学，而他则要当医学家。他们两人的一个朋友告诉他们说，有这么一个洋葱地窖。但他们只是鄙夷不屑地报以一笑，因为怀疑乃是化学家和医学家共有的特点。最后他们还是去了，但互相保证说，目的是去考察。奥斯卡很少见到年轻人这样哭过。他们一再来，从嘴里省下六马克四十芬尼，为该有却没有的胡子和蹂躏少女细嫩皮肤的胡子而哭泣。有几次，他们试图回避洋葱地窖。某个星期一不见他们来，但到了下个星期一他们又来了，一边用手指捻碎洋葱丁，一边哭泣着透露，他们想省下那六马克四十芬尼。他们两人在大学生宿舍里用便宜的洋葱做试验，但效果与在洋葱地窖里可不是一回事。谁都需要听众。在团体中哭泣要容易得多。当左边、右边和上边的回廊里这个或那个系的同学、艺术学院的大学生以及中学生都在流泪时，大家便能产生一种真正的共同感情。
格哈德和古德龙光顾洋葱地窖的结果，除了流泪外，还慢慢地得到了治疗。可能是泪水冲走了他们的精神压抑。如通常所说的那样，他们相互接近了，他吻她的受折磨的皮肤，她亲他的光滑的皮肤，从某一天起，他们不再来洋葱地窖了，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几个月以后，奥斯卡在国王林阴道碰见他们，起先都认不出他们两个来了。他，光下巴的格哈德，留了一副密密的红金色大胡子。她，皮肤多刺的古德龙，仅仅上唇上方还有淡淡的黑汗毛，这对于她的脸倒是有益无害。古德龙的面颊和下巴却泛出黯淡的光泽，再也不是杂草丛生了。这两人已结成了一对大学生夫妻。奥斯卡听着，而他们就像已是五十岁的人正在对孙子辈讲述往事。她，古德龙说：“从前，你们的爷爷还没有胡子的时候——”他，格哈德说：“从前，你们的奶奶还为长胡子而苦恼的时候，我们两个每逢星期一都要去洋葱地窖。”
读者会问，你们三位乐师何苦还坐在舷梯或者鸡棚梯子下面呢？洋葱地窖里既然是一片哭声、嚎声、咬牙切齿声，又何苦固定请来这么一个正正经经的乐队呢？
是啊，我们三个，等客人们哭干眼泪、倾吐衷肠之后，便操起乐器，用音乐使客人们过渡到日常的谈话中去，使他们轻松地离开洋葱地窖，好给新到的客人腾出座位。克勒普、朔勒和奥斯卡是反对洋葱的。我们同施穆签订的合同里也有一条，禁止我们以类似于客人的方式来享用洋葱。我们本来也不需要洋葱。朔勒，吉他手，没有诉苦的缘由，人家总看见他是幸福而满意的，即使在雷格泰姆音乐演奏到一半而他的班卓琴上的两根弦一下子都断了的时候。在我的朋友克勒普的脑子里，哭和笑的概念至今模糊不清。他觉得哭是开心的，在安葬他的姑妈时——他结婚前，她一直帮他洗衬衫和袜子——他放声大笑，我过去从未见他这么笑过。那么，奥斯卡又怎么样呢？奥斯卡有足够的缘由放声大哭。难道不该用泪水冲刷掉道罗泰娅姆姆以及在椰子纤维地毯上的那个漫长而徒劳的黑夜吗？我的玛丽亚，难道她不是使我诉苦的根由吗？她的老板，施丹策尔，不是在比尔克公寓出出进进吗？小库尔特，我的儿子，见到这位美食店老板兼狂欢节参加者，不是先叫他“施丹策尔叔叔”，尔后又叫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