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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坐在衣柜里干些什么呢？他把额头贴在道罗泰娅姆姆的职业服上，一件颈前系扣的带袖围裙，他随即发现通往医院各病区科室的门全都打开了。我的右手，也许想寻找支撑点，便从普通衣服旁向后伸去，乱摸着，失去重心，一把抓住一样光滑的、能屈伸的东西，捏着它，最后找到一根立柱，把身体沿着钉在上面的横条滑去，靠在柜子的后壁上。奥斯卡不必再用右手去支撑，便把它伸到前面来，看看在背后抓到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我看到一条黑色漆皮腰带，但随即看到了更多的东西。因为柜里灰暗一片，漆皮腰带就不再仅仅是它本身。它可以是别的什么，是一种同样光滑和延伸着的东西，当我还是坚持三岁孩子身材的鼓手时，在新航道的港口防波堤上见到过：我可怜的妈妈身穿深红色翻领的海军蓝春季大衣，马策拉特穿一件双排扣大衣，扬·布朗斯基的大衣有天鹅绒翻领，奥斯卡的水手帽上绣着金字“皇家海军赛德利茨号”的飘带也属于这次结伴郊游的组成部分。双排扣大衣和天鹅绒翻领在我和妈妈前面跳跃，妈妈穿着高跟鞋不能跳，他们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一直跳到灯塔。灯塔下坐着一个钓鱼的人，他拿着一根晾衣服绳子，旁边有一个土豆口袋，满满的口袋里有盐，还有什么东西在动。我们，我们看着口袋和绳子，想知道灯塔下的这个男人为什么用晾衣服绳子钓鱼，这个从新航道或者布勒森来的家伙，管他从哪儿来的呢！他放声大笑，朝水里吐出一团棕色东西，这东西在防波堤旁边的水面上摇曳，不进不退，末了被一只海鸥啄走。海鸥什么都叼走，它不是敏感的鸽子，更不是女护士——若要把一切白色披戴的东西都集中保管，塞进一个柜子里，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还可以指白为黑，因为我当时还不害怕黑厨娘，毫无惧色地坐在衣柜里却又不在衣柜里，而是同样毫无惧色地在无风的天气下站在新航道的防波堤上。在衣柜里，我手执漆皮腰带。在防波堤，我寻找着别的，虽说也是黑色的和滑溜的，但不是漆皮腰带。由于我此刻坐在衣柜里，而衣柜都会强迫人去作比较，我于是也进行比较，称之为黑厨娘。但那时候，我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我了解得更多的是白色事物，却几乎无法区分海鸥和道罗泰娅姆姆。我不去想鸽子和类似的无谓之物，加之，我们去布勒森然后又去防波堤那天，不是复活节，而是耶稣受难节，灯塔上空也无白鸽，灯塔下坐着从新航道来的那个小子，手执晾衣服绳子，坐着，啐着。或许是从布勒森来的那个小子收绳子，绳子拽到了头，随后让别人明白，为什么从同海水相混的莫特劳河水里拽绳子时会那么费力。这当口，我可怜的妈妈把双手搭在扬·布朗斯基的天鹅绒衣领和双肩上，因为她脸色煞白好似乳酪。她要走开，却又不得不目睹那个家伙把马头朝石上拍打，较小的海水绿的鳗鱼从马鬃上纷纷落下。他又像起螺丝钉似的从这死尸里拽出较大的、颜色更深的鳗鱼来。此刻，有人扯碎了一条羽绒被，我是说，海鸥来了，俯冲过来，因为海鸥如果有三只或三只以上在一起时，捉一条小鳗鱼是不费力的，若要抓较大的就困难了。这时，那个男人掰开黑马的嘴巴，用一根木头撑在牙齿间，让这匹老马张嘴大笑，把他的毛茸茸的胳臂伸进去，抓住、捏牢，同我在衣柜里住、捏牢一样。他也往外拽，同我拽出漆皮腰带一样。他一次拽两条，在空中一甩，啪的一声打在石头上。这时，吃下去的早餐又从我可怜的妈妈嘴里吐出来，牛奶咖啡、蛋白、蛋黄，还有一点果酱和白面包碎渣儿，丰盛得很。海鸥一见，立即倾斜身子，降下一层楼的高度，展翅俯冲，叫声就更不用提了。海鸥的眼睛凶光毕露，这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决不让别人赶走。扬·布朗斯基赶不走它们，他自己就怕海鸥，双手捂住了蓝色的稚气的大眼睛。它们也不理睬我的鼓声，当我狂怒而又激动地在我的铁皮上找到一些新型节奏的时候，它们长驱直入。但我可怜的妈妈什么都顾不上了，她手忙脚乱，用手抠呀抠呀，可什么也吐不出来了，因为她吃得并不太多。因为妈妈要保持苗条的身材，所以她每周两次去妇女协会练体操，但这帮不了什么大忙，因为她偷偷地吃，而且总能找到摆脱自己的决心的小小出路，就像从新航道来的那个家伙，不管任何理论上的推断，不管在场的人都认为再也掏不出什么来时，他却从马耳朵里拉出一条鳗鱼来，作为压轴戏。鳗鱼满身白糊糊，因为它在马脑子里翻腾。它被那人长久地甩着，直到白糊糊全数脱落，露出了鳗鱼的漆皮，同漆皮腰带一样闪闪发光。我要顺带说一句，道罗泰娅姆姆不别红十字饰针、穿普通服装外出时，系是就是这样一根漆皮腰带。
我们转身回家去，尽管马策拉特还想留下，因为一艘大约一千八百吨的芬兰船入港，掀起了波浪。那个家伙把马头留在防波堤上。紧接着，马头一片白，并且大喊大叫。但不像众马嘶鸣似的喊叫，倒像一片云在喊叫，一片白云，大声叫喊，嘴馋贪食，笼罩住一个马头。当时，这景象让人看了觉得宽松许多，因为再也看不见马头了，即使可以去想象这疯狂的一群下面隐藏着什么。那艘芬兰船也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船上装载着木材，船身像萨斯佩公墓的铁栏杆一样生锈了。我可怜的妈妈却既不回头看芬兰船，也不去看海鸥。她受够了。尽管她以前在我家的钢琴上不仅弹过而且唱过《小海鸥飞往赫尔戈兰》，但自那以后她却不再唱这首歌，不再唱任何一首歌。起初她不再吃鱼，但从一个美好的日子起，她又开始吃许多肥鱼，直到她不能再吃。不，她有意弄到自己腻烦的地步，不仅对鳗鱼，也对生活，尤其对男人，也许也对奥斯卡，她都腻烦了。不管怎么说，她以往是什么也不能放弃的，却突然知足了，有节制了，让人把她埋葬在布伦陶。而我呢，一方面什么也不想放弃，另一方面，什么都没有我也能活下去，这一点可能是得自于她。不过，唯独缺了熏鳗鱼，我无法活下去，即使眼下是那么贵。缺了道罗泰娅姆姆也一样，只是我从未见过她，她的漆皮腰带我也觉得平平常常，然而我再也摆脱不了这条腰带。它没完没了，甚至变出许多条来。于是我用空着的那只手解开裤子扣子，使被许多条漆皮鳗鱼和进港的芬兰船弄得模模糊糊的道罗泰娅姆姆的形象重新变得清晰起来。
像旧病复发似的一再被带回到港口防波堤去的奥斯卡，终于借助海鸥的帮助，逐渐回到了道罗泰娅姆姆的世界中去，至少回到衣柜的那一半中来，在这里有她的空空的然而吸引人的职业服装。我终于十分清楚地看见了她并以为看清了她脸上的细部时，簧舌从损坏的糟里滑出，吱呀一声柜门大开。突如其来的光亮想要激怒我。奥斯卡手忙脚乱，生怕弄脏了旁边挂着的道罗泰娅姆姆的带袖围裙。
仅仅为了造成一个必要的过渡，也为了缓解在衣柜里逗留时那种始料未及的紧张与疲劳，我做了多年来不再做的游戏，在衣柜干燥的后壁上多少灵巧地敲出若干松弛的节拍，随后离开柜子，再次检查衣柜有没有被弄脏，丝毫未发现需要自责的地方，甚至连漆皮腰带也还是光洁的。唔不，有几处发暗，必须擦一擦，甚至呵口气擦得它恢复原状，可以让人联想到鳗鱼，就是我少年时代人家在新航道的港口防波堤上捉到的那些鳗鱼。
我，奥斯卡，离开道罗泰娅姆姆的小间，随手关掉那个四十瓦灯泡。我来访期间，从头到尾注视着我的就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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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勒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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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走廊上，皮夹里装着一团淡金色头发。有一秒钟之久，我尽力透过皮革、上装衬里、背心、衬衫和汗衫去感触到这一团头发，但是我太疲乏、太满足了，而这种满足又是以那种奇特的快快不乐的方式得到的，所以，我无力把我从小间里偷盗来的东西想象成这样或那样，而只把它看做是梳子梳下的脱落的头发。
这时奥斯卡才承认，方才他寻找过别的珍宝。我在道罗泰娅姆姆的小间里逗留期间，曾想证实那个韦尔纳博士在小间的某处存在着，即使仅仅通过那些我所熟悉的信封而存在着。但没有任何迹象。没有信封，也没有写过的信纸。奥斯卡承认，他曾把道罗泰娅姆姆的侦探小说一本本地从放帽子的那一格里抽出来，翻一遍，检查题赠和书签，注意有没有夹着照片，因为奥斯卡虽说不知道马利亚医院大多数医生的姓名，但认得他们的面孔。可是，没发现有韦尔纳博士的照片。
看来，韦尔纳博士不知道道罗泰娅姆姆的小间。他若是见到过它，也未能留下痕迹。这样，奥斯卡本该有充分的理由高兴的。难道我不是领先于那位博士很大一段距离了吗？难道小间里没有那位医生的痕迹不正好证明，医生与护士之间的关系仅限于在医院里，所以是公务性质的，如果不是公务性质的，那也是单方面的？
可是，奥斯卡的嫉妒心需要一个动机。如果韦尔纳博士留下蛛丝马迹，那会给我沉重的打击，但同时又会给我同样程度的满足。然而，这种满足是无法同我在衣柜里逗留而产生的小小的、短暂的结果相比较的。
我现在记不清是怎样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的，只记得听到在走廊另一头关住某个叫闵策尔先生的房间的那扇门后边，传来一阵装出来为引起别人注意的咳嗽声。那位闵策尔先生跟我有什么关系？刺猬的女房客不是已经够使我费神了吗？难道我还要给自己增加一个负担？何况，谁知道闵策尔这个姓名背后藏着的是什么。所以，这阵有求于人的咳嗽声奥斯卡听而不闻，确切地说，我不懂得人家究竟要我干什么。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以后才明白，我不认识也跟我毫不相干的那位闵策尔先生连连咳嗽，是要诱使我，奥斯卡，到他的房间里去。
我承认，我由于对那阵咳嗽声没有作出反应而久久感到遗憾，因为我觉得自己的房间狭窄至极，但同时却又十分宽敞，因此，跟连连咳嗽的闵策尔先生聊上一聊，即便是累赘，是迫不得已的，也会令我感到欣慰。可是，我没有勇气事后或者当场在走廊里故意咳嗽几声，同走廊另一头房门后面的那位先生建立联系，而是不由自主地把自己交给屋里那把厨房椅子坚硬的直角，马上变得激动不安，正如我一坐到椅子上就会处于这种状态那样，并从床上抓起一本医学参考书，接着又扔下这本用我当模特儿挣来的血汗钱买来的、价钱昂贵的厚书，弄得它满是褶印。我又从桌上取下拉斯科尼科夫送的礼物，铁皮鼓，抱住它。奥斯卡既不能用鼓棒去敲铁皮，也没有淌下眼泪，落到白漆圆面上，发出无节奏的宽慰声。
现在可以着手写一篇论文，论失去的清白，可以把击鼓的、总是三岁的奥斯卡跟驼背、失去声音、无泪无鼓的奥斯卡作一番比较。这可是不符合事实，奥斯卡还是鼓手奥斯卡时就已经多次失去清白，但事后又重新得到它，或者让它重新长出来，因为清白好比杂草，不断滋生蔓延——读者只需想到，所有清白的祖母曾经全都是堕落的、充满仇恨的婴儿就行啦。算啦，奥斯卡不想让罪过与清白的游戏从厨房椅子里产生出来。不，还不如说是对道罗泰娅姆姆的爱吩咐我离开房间、走廊、蔡德勒的套间，到艺术学院去，虽说库亨教授跟我约定的时间是下午晚些时候。
奥斯卡身不由己地出了房间，踏进走廊，费力地打开套间的门，弄出很大声响，又待了片刻，听听闵策尔先生的门后有无动静。他没有咳嗽，我则羞愧，愤怒，满足，饥饿，既厌烦生活又饥渴地需要生活，忽而微笑，忽而近乎哭泣，于是离开了寓所，离开了尤利希街的房屋。
几天以后，我着手实行一项盘算已久的计划，若不是连细节都准备就绪的话，我绝不会认为它是个好办法的。那天整个上午我没有工作，直到下午三点我才同乌拉一起给富有想象力的画家拉斯科尼科夫当模特儿。我扮演奥德修斯，回到家乡，送给用涅罗用一个驼背。我曾试图劝说这位艺术家放弃这个想法，但是徒劳。当时，他画希腊的神和半神获得成功。乌拉也觉得待在神话世界里很自在。我只好让步。他先把我画成火神伏尔甘，又画成冥王普路托同普洛塞庇娜，末了，即在那一天下午，他把我画成驼背奥德修斯。可是，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描写那天的上午。因此，奥斯卡就不告诉诸君缪斯乌拉扮作珀涅罗珀后相貌如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