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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得等候。后来火车来了，是货运列车。有人，有许多许多的孩子。行李经过检查，过磅。士兵们朝每节货运车皮里扔一捆干草。没有播放音乐。也没有下雨。晴转多云，刮着东风。
我们上了倒数第四节车皮。法因戈德先生站在车下铁轨上，稀薄的浅红头发随风飘拂。火车头猛地一撞宣告它的到来，法因戈德先生走近车皮，递给玛丽亚三小袋人造黄油和两小袋人造蜂蜜。用波兰话讲的命令、叫声、哭声宣告列车开动，这时他又在旅行食品之外添加了一袋消毒剂——来苏儿比生命更加重要！我们走了，留下了法因戈德先生。他笔直地站着，符合列车出发时的规定，浅红头发飘拂着，变得越来越小，只剩下挥动的手，终于不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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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货运车皮里长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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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疼痛还在折磨我，方才就痛得我一头倒在枕头上。疼痛使我清晰地感觉到了足和膝关节，使我变成了“格格响”，这意思是奥斯卡不得不格格地咬牙，让自己听不到各个关节窝里骨头的格格响。我看了看十个手指头，不得不承认它们全肿了。我最近一次试着敲鼓，结果证明，奥斯卡的手指不单单有点肿，而且眼下已经不能用来从事这种职业，连鼓棒都捏不住了。
连自来水笔也不听我的使唤。我不得不请布鲁诺替我冷敷。手、足、膝都敷上了，额头也敷上了毛巾，我于是用铅笔和纸来装备我的护理员布鲁诺，我不愿把自来水笔借给他。布鲁诺愿不愿、能不能好好听着呢？他对于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二日开始的那次旅行的复述会合乎要求吗？布鲁诺坐在小桌前那幅银莲花画下方。现在他转过头来，我见到了他的半边脸，他的怪兽眼朝我的左右两侧望去。他把铅笔横放在掀起的薄嘴唇间，装出等待的样子。就假定他确实在等待我发话，等待开始记录的信号吧！他的思想正围着他的编结物转圈。他要用包装线绳来编结，而奥斯卡的任务正相反，他要借助丰富的言词把我混乱的故事理出个头绪来。布鲁诺现在动笔写了：
我，布鲁诺·明斯特贝格，绍尔兰的阿尔特纳人，未婚，无子女，本地疗养与护理院私人部护理员。马策拉特先生是我护理的病人，安置在此已一年有余。我还护理着别的病人，这里就不谈他们了。马策拉特先生是我的最无危险的病人。他从未失去自制能力，以致我不得不把其他的护理员都叫来帮忙。他写得太多了些，鼓也敲得太多了些。为能体谅他操劳过度的手指，今天他请我代笔，别再做我的编结物。然而我仍把线绳藏在口袋里，在他讲述的同时，用下肢开始编结一个形象，并根据马策拉特先生所讲的故事，我将给它取名为“东方难民”。这并非我取自我的病人的故事的第一个形象。至今为止，我已经编结了他的外祖母，取名为“四条睡裙中的苹果”；我用线绳编结了他的外祖父，那个筏运工，大胆地取名为“哥伦布”；经过我的编结，他的可怜的妈妈变成了“食鱼女人”；根据他的两个父亲马策拉特和扬·布朗斯基，我编结了一对形象，叫做“两个施卡特牌迷”；我把他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疤痕累累的后背也用线绳编结出来，称这个模型为“不平坦地段”；个别的建筑物，如波兰邮局、塔楼、市剧院、军火库巷、航海博物馆、格雷夫的蔬菜窖、佩斯塔洛齐学校、布勒森游泳场、圣心教堂、四季咖啡馆、波罗的海巧克力厂、大西洋壁垒的许多地堡、巴黎的艾菲尔铁塔、柏林什切青火车站、兰斯大教堂以及马策拉特先生初见世界之光的公寓，我都一个结一个结地复制了出来。萨斯佩和布伦陶的公墓的栏杆和墓碑，为我的线绳提供了可以仿效的图案。我一线一线地编结，让魏克塞尔河和塞纳河流淌，让大西洋的浪涛撞击我的线绳海岸，让线绳变成卡舒贝的土豆地和诺曼底的牧场。如此这般产生的田野，我称之为“欧罗巴”，还让几组群像定居在那里。例如：邮局保卫者。殖民地商品商。讲坛上的人们。讲坛前的人们。拿纸袋的国民小学学生。垂死的博物馆看守。准备过圣诞节的青年刑事犯。晚霞前的波兰骑兵。蚂蚁创造历史。前线剧团为士官与士兵演出。特雷布林卡集中营里站着的人给躺倒的人消毒。我现在开始编结东方难民形象，它大有可能演化为一组东方难民群像。
马策拉特先生于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时左右由但泽，那时已叫做格但斯克启程。陪同他的有寡妇玛丽亚·马策拉特（我的病人称她为他从前的情人）和小库尔特（我的病人的假想儿子）。此外，在这节货运车皮里据说还有三十二人，其中有四个穿教团服的圣方济各派修女，一个系头巾的年轻姑娘尔的“差异原则”的基础上把共时性的研究方法与历史性的，奥斯卡·马策拉特先生想把她认作一位名叫卢齐·伦万德的小姐。经我多次质问，我的病人才承认，那位姑娘叫雷吉娜·拉埃克，但他继续谈着一张无名的三角形狐狸脸，后来又称呼其名，叫卢齐，这并不妨碍我仍把这位姑娘叫做雷吉娜小姐并记录下来。与雷吉娜·拉埃克同行的有她的父母、祖父母以及一个有病的伯父。此人不仅带着家眷，还带着他的胃癌去西方，话不绝口，车一开就冒充自己是个前社会民主党党员。就我的病人记忆所及，直到格丁尼亚（此地有四年半之久被叫做哥滕港），一路太平。从奥利瓦来的两个妇女、许多孩子和一位从朗富尔来的年岁较大的先生，刚过索波特就哭开了，修女们则喃喃祈祷。在格丁尼亚，火车停了五小时。人家又让两个妇女和六个孩子上了这节车皮。社会民主党人对此提出抗议，说他有病，说他身为社会民主党人从战前起就要求特殊待遇。他不肯让出地方，负责运输的一名波兰军官掴了他一记耳光，用相当流利的德语说，什么社会民主党人，他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战时，他在德国的许多地方待过，可从来没有听到过社会民主党人这个词儿。这个患胃癌的社会民主党人没来得及向这名波兰军官说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含义、本质和历史，因为这名军官已经下了车皮，拉上门，反锁上了。
我忘了写，所有的人都坐在或躺在干草上。下午，火车开了，几个妇女嚷道：“我们又开回但泽去了。”但这是个错觉。火车只是调轨，接着又朝西向斯托尔普驶去。到斯托尔普这一段走了四天，因为列车在车站外的路段上经常被以前的游击队和波兰青年团伙截住。这些年轻人打开车皮的门，放进一点新鲜空气，把污浊空气和一些旅行行李带出车皮。每当年轻人占领马策拉特先生所在的那节车皮时，那四个修女总要举起双手，紧握住挂在修女服前的十字架。这四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给年轻人印象很深。他们先画十字，随后把乘客的背包和箱子扔到铁路路堤上。
那个社会民主党人拿出一纸证书给小伙子们看。这是他在但泽或格但斯克时，波兰当局证明他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是社会民主党缴纳党费的党员的文件。小伙子们没有画十字，一巴掌击落他手里的证书，抄走了他的两口箱子和他妻子的背包。连这个社会民主党人垫在身下的上好的大方格冬大衣也被带到了新鲜的波莫瑞空气中去了。
可是，奥斯卡·马策拉特先生仍说，这些小伙子给他的印象是既能于又有纪律。他说这是由于受了他们的首领的影响，他们的首领尽管年轻，刚够十六岁理性主义即“唯理论”。，却已经是个人物的样儿了。这又使马策拉特先生既痛心又高兴地回想起撒灰者团伙的首领，回想起那个施丢特贝克。
当那个同施丢特贝克如此相像的年轻人正要从玛丽亚·马策拉特太太手里夺走背包并终于夺走时，马策拉特先生在最后一刹那间从背包里一把抓过幸好放在最上面的那本家庭照相簿。团伙首领勃然大怒。可是，我的病人打开照相簿，给那小伙子看他的外祖母科尔雅切克的照片。小伙子也许想起了自己的外祖母，便放下了玛丽亚太太的背包，两手搭在他的波兰多角帽上致意，对着马策拉特一家说了声：“再见！”又抓起别的乘客的箱子代替马策拉特家的背包，带着他的人离开了车皮。
在多亏了那本家庭照相簿才留在这家人手里的背包中，除装有几件替换衣服外，还有殖民地商品店的账册和营业税单据、储蓄存折、一串原来属于马策拉特先生的母亲的红宝石项饰，由我的病人藏在一袋消毒剂里，再就是那本一半由拉斯普庭的篇章、一半由歌德的著作合成的教科书，它也一同西行了。我的病人说，整个旅途中，他的膝上多半放着家庭照相薄，有时也放着那本教科书，翻阅着，尽管四肢剧烈疼痛，这两本书却赐予他许多个愉快的、沉思的时辰。
我的病人要求我这样往下写：摇晃与震动，驶过道岔和交轨处，伸开四肢躺在一节车皮不停地震颤着的前轴上方，这都促进他长个儿。他不再像以前似的往宽里长，而是往高里长了。虽肿但不发炎的关节松开了。甚至他的耳朵、鼻子和生殖器官约定论一种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奠基人之一是法国数学，如我所听到的，也在货运车皮撞击轨缝时变长了。只要运输列车在野外行驶，马策拉特先生显然不感觉痛苦。只要列车一停，又有游击队和青年团伙来访，他就会受刺痛和拉痛的折磨，如前所述，他就用镇痛照相薄来对付。
据他说，除了那位波兰施丢特贝克以外，还有许多别的青年强盗和一个年岁较大的游击队员对照相簿发生过兴趣。这位老战士甚至坐下来，点上一支香烟，不慌不忙地翻看照相簿，一张照片都不漏，从外祖父科尔雅切克的肖像看起，跟踪照片丰富的家庭的兴旺，直到玛丽亚·马策拉特同她的一岁、两岁、三岁和四岁的儿子小库尔特一起拍的快照。我的病人看到，他在观赏几张家庭田园生活照片时甚至微笑了。只有几张照片，已故马策拉特先生上装上的党徽和拉姆考农民协会负责人、娶了邮局保卫者扬·布朗斯基之寡妻黑德维希的埃勒斯先生衣领上的党徽太过于明显，触怒了这位游击队员。我的病人就在这位持批评态度的男人的眼睛底下，用一把早餐刀的刀尖刮掉了照片上的党徽，才使他感到满意。
马策拉特先生正好想要改变我的看法。他说，这个游击队员同其他许多假游击队员正相反，曾经是个真游击队员。他声称：游击队员从来不是临时的，而是一贯的、长久的，他们把被推翻的各届政府扶上台，又推翻借助游击队之力才被扶上台的各届政府。根据马策拉特先生的论点——这本该使我明白，在所有从事政治的人中间，本性难移、自我分化的游击队员是最具有艺术家天赋的，因为他们把自己刚创造出来的东西随手就扔掉了。
我自己的情况也差不离。我的编结物刚在石膏里定型，我就一拳把它砸碎了，这种事不是经常发生吗？我尤其想到我的病人几个月前给我的委托，他要我用简单的线绳把俄国的信仰治疗者拉斯普庭和德国的诗人君主歌德编结为一个人，根据我的病人的要求院哲学唯实论时提出的一个原则。认为唯实论者所主张的，这个人还得跟他，跟我的委托人，十二分相似。为了让这两个极端终于有效地产生出一个结合体来，我不知花掉了多少千米的线绳。可是，要让它像我的病人，像马策拉特先生所推荐的那个模特儿，我可没有办法，也不会满意。我右手编结成了的，左手就把它拆掉，我左手做成形了的，右手一拳就把它砸碎。
可是，马策拉特先生也不能使他所叙述的事保持直线运动。那四个修女，他时而说她们是圣方济各派的，时而又说是仁爱会派的。除此以外，尤其是那个年轻姑娘，她有两个姓名，但合有一张据说是三角形的狐狸脸，她一再地使他关于那次由东方到西方的旅行报道变得散乱无序。而我，作为复述人，不得不记下两种甚至多种不同的讲法。可是，这并非我分内的事，所以我就抓住了那个社会民主党人。在整个旅途中，他没有改变嘴脸，据我的病人讲，直至快到斯托尔普之前，他一路上反复对同行的乘客讲，他也算是一种游击队，牺牲了业余时间，拿健康当儿戏，到处贴标语，一直贴到一九三七年，要知道，冒雨贴标语的社会民主党人为数甚少，而他便是其中之一。
眼看就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