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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地窖的台阶上摔了那一跤以后不久，便获得了一种本领，那便是敲击儿童玩的铁皮鼓，使我同成年人之间保持一段必要的距离。差不多与此同时，我还获得了一副嗓子，使我可以保持在非常高的音域上，用颤音歌唱、尖叫，或者像尖叫似的歌唱。这样一来，再没有人敢把我的鼓拿走，尽管鼓声使他们震耳欲聋；因为只要他们拿走我的鼓，我就叫喊，而我一叫，值钱的东西便被震碎：我能够用歌声震碎玻璃，用叫声打破花瓶；我的歌声可以使窗玻璃碎裂，让房间里灌满过堂风；我的声音好似一颗纯净的、因而又是无情的钻石，割破玻璃橱窗，进而割破橱窗里匀称的、高雅的、由人亲手斟上的、蒙上薄薄一层灰尘的玻璃酒杯，却又不丧失自身的清白。
没过多久，我们整条街，也就是从布勒森路到挨着飞机场的住宅区，谁都知道我这种能耐了。邻家孩子玩的游戏，譬如“酸炸鱼，一二三”或“黑厨娘，你在吗？”或“我看见的你看不见”，我都不感兴趣。可是他们一瞧见我，就一齐怪声怪气地唱起合唱来：
玻璃，玻璃，小酒杯，
没啤酒，有白糖，
霍勒太太打开窗，
弹钢琴，叮咯当。
这不过是一首无聊的、毫无内容的童谣罢了。我听了一点也不在乎，照旧背着鼓，踏着有力的脚步从他们中间穿过去，从“小酒杯”和“霍勒太太”的歌声中间穿过去，采用了对我不无吸引力的单纯节奏：玻璃，玻璃，小酒杯，在鼓上敲出来，可是并不去充当捕鼠者①，引诱孩子们跟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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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捕鼠者，德国中世纪传说里的人物。哈默尔恩城闹鼠灾，来了一个吹笛子的人，用笛声把全城的老鼠引诱到河里淹死。哈默尔恩人未把许诺的报酬给这个捕鼠者，他便用笛声把全城的孩子引诱到深山中去了。
直到今天，每当布鲁诺在我房间里擦玻璃窗的时候，我就在鼓上敲出这首童谣的节奏。
邻居孩子们唱的讽刺歌倒也罢了，使我尤其是我的父母更加感到麻烦和恼火的，乃是我们这个住宅区里凡被没有教养的小无赖故意打碎的玻璃，都算在我的账上，甚至归咎于我的声音；并要我们出钱赔偿。起先，别人家厨房的窗玻璃碎了（实际上，绝大多数是被人用弹弓打碎的），我妈妈就老老实实地赔钱，后来，她终于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每当人家来要求赔偿时，她就瞪着她的讲究实际的、冷灰色的眼睛，要别人拿出证据来。而邻居们也确实冤枉了我。当时，最大的错误莫过于认为我有一种儿童的破坏狂，认为我莫名其妙地憎恨玻璃和玻璃制品，一如儿童在胡作非为时所表现出来的莫名其妙的憎恶心理那样。只有爱玩耍的孩子，由于调皮捣蛋，才会干出破坏的事来。我从来不玩耍，只是在我的鼓上干我的事，至于我的声音，仅仅在需要自卫时，我才运用它。唯有当我持续击鼓的权利受到威胁时，我才有的放矢地运用我的声带作为武器。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倒想用同样的声音和手段把格蕾欣·舍夫勒想入非非地设计的、图案错综复杂的、无聊的桌布剪个粉碎，或者把钢琴上那层颜色黯淡的油漆刮下来，而宁愿不去震碎任何玻璃制品。可是，我的声音既不能剪碎桌布，也不能刮掉油漆。我既不能用不倦的叫声揭下糊墙纸，也不能像石器时代的人打燧石那样，用两种拖长的、一鼓一凹的声音使劲摩擦，生出热来，最后爆出火花，把起居室两扇窗前干燥得像火绒、被烟草熏出味儿来的窗帘点着，燃成装饰性的火焰，更不能折断马策拉特或亚历山大·舍夫勒坐的椅子的腿。我宁愿要一种不起破坏作用又不太神秘的自卫武器，但是，没有任何不起破坏作用的武器愿意为我服务；此外，又只有玻璃听从我的吩咐，这样就不得不为它赔钱。
我在三岁生日过后不久，第一次成功地作了如下的表演。这面鼓在我手里也许刚到四个星期就被敲坏了，因为在这段时间内，我实在太勤奋了。虽然红白相间的火焰形图案的边框仍旧把鼓面和鼓底连在一起，但是鼓面中央的窟窿已经很显眼了。由于我不屑把鼓翻过面来，窟窿便越敲越大，撕开了好几道口子，裂成锋利的锯齿，迸出一些由于敲打而变薄了的碎铁皮，掉进鼓身里去。我每敲一下，这些碎片就在里面劈啪作响，像是满腹怨气地在发牢骚。此外，在起居室的地毯上，卧室里红棕色的地板上，到处是闪闪烁烁的白漆皮，因为它们不再愿意在被我敲苦了的铁皮鼓上呆下去了。
裂开的铁皮锋利异常，他们担心会割破我的手，尤其是马策拉特。自我从地窖台阶上摔了那一跤以后，他总是小心加小心，现在又劝我敲鼓的时候千万要留神。当我两手快速敲击时，我的动脉确实同锯齿形的窟窿只差毫厘，因此，我不得不承认，马策拉特表示的担心尽管言过其实，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本来嘛，只要他们买一面新的鼓，就可以排除任何危险；可是，他们根本没想到要买新的，而是想把我这面旧鼓拿走。啊，多好的鼓啊！它跟我一同摔跤，一起进医院，出医院，跟着我上楼梯，下楼梯，走上鹅卵石路面和人行道，从那些玩“酸鲱鱼，一二三”、“我看见的你看不见”和“黑厨娘，你在吗？”等游戏的孩子们身旁走过。可是他们却想从我手里夺走这面鼓，又不打算买一面新的来代替。他们想用破巧克力糖来引诱我。妈妈手里拿着它，撅起了嘴巴。马策拉特装出严厉的样子，抓住我的残破的乐器。我紧抱着这面破鼓。他拉着。我的气力本来只够敲鼓，现在渐渐不支了。一条接一条红火舌从我手里慢慢地滑出去，整个圆柱形的鼓身快要从我手里被拽走了。这当口，奥斯卡——直到那天为止，他一直是个文静的孩子，甚至有点太乖了——第一次发出了那种破坏性的、有效的尖叫声。蒙在我家落地钟蜂蜜黄的钟面外防灰尘和死苍蝇的磨光圆玻璃碎了，掉在红棕色的地板上——由于地毯不够长，离钟座还有一段距离——摔了个粉碎。可是，这台贵重的机械的内部构造并没有损坏，钟摆依然平稳地在摆动，时针也安然地在移动。里面那口报时钟，平常很敏感，简直有点歇斯底里，稍稍碰撞一下，或者屋外驶过一辆运啤酒的卡车，它就会有所反应，可是，我的尖叫声却对它毫无影响。唯有玻璃破了，粉碎了。“钟坏了！”马策拉特喊道，同时松开了鼓。我瞥了一眼，确信我的叫声并没有损坏钟本身，仅仅是玻璃没有了。可是，马策拉特，我妈妈，还有那个星期天下午正巧来访的表舅扬·布朗斯基，他们都以为坏了的不止是钟面外的玻璃。他们脸色发白，面面相觑，束手无策，分头走到瓷砖火炉、钢琴和碗橱旁，死死地站在那里，不敢动一动。扬·布朗斯基像哀求似的眯着眼睛，启动干燥的嘴唇。我至今还认为，他是在默念祷词，祈求援助与怜悯。他念的或许是：“啊，上帝的羔羊，你除去世人罪孽——怜悯我们吧！”这段经文念了三遍以后，他又念另一段：“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
主自然什么话也没说。钟也没有坏，只是玻璃碎了。成年人同时钟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奇特、非常幼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孩子。时钟也许是成年人所能制造的最了不起的东西。它证明成年人可以成为创造者。他们胸怀大志，勤奋努力，再加上一点运气，是可以成为创造者的。但是，他们创造了一件东西之后，随即又成为自己划时代的发明物的奴隶。
时钟是什么？没有成年人，它就什么也不是。成年人给它上发条，把它拨快或拨慢，送到钟表匠那里去检验、拆洗，必要时还请他修理。另外一些现象，要是没有成年人乱猜瞎想，也同样毫无意义，譬如布谷鸟过早地停止鸣叫，盐罐倒放，大清早见到蜘蛛，黑猫待在左边，他们都认为是不祥之兆。正如他们见到表舅的油画从墙上掉下来就觉得是什么预兆（其实只是因为钉在灰泥里的钩子松动了）。成年人在镜子里见到的时钟的背面和内部，总要比时钟本身能显示的多点什么。
我妈妈呢？尽管她有时也不免要胡思乱想，但毕竟有冷静务实的眼光，并且像她平日做人那样，轻率地把任何可疑的征兆都往好的方面去解释。当时，她想起了一句话，使大家听后都顿感宽慰。
“碎片带来好运气！”她喊道，，边咬着手指，拿来了畚箕和扫把，将碎片，也就是好运气，扫在一起。
妈妈的这句话，如果按字面去理解的话，那么，我已经给我的父母、亲戚、朋友以及不相识的人们，带来了许多好运气；他们中间有谁要想夺走我的鼓，我就用叫声和歌声震碎他们的窗玻璃、斟满啤酒的杯子、空啤酒瓶、散发出春天芳香的香水瓶、盛假水果的水晶碗，总而言之，把一切在玻璃厂里由玻璃工人吹制成的、在市场上按原料或按人工议价出售的玻璃制品震个粉碎。
无论过去和现在，我始终爱好造型很美的玻璃制品，因此我总是力图避免造成太大的破坏。晚上，如果他们想要拿走我的鼓，不让我把它带到小床上去的话，我就把卧室里吊灯上的四只灯泡震碎一只或者一只以上。在一九二八年九月初我四岁生日那天，我的父母亲、布朗斯基夫妇、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舍夫勒夫妇以及格雷夫夫妇送给我各种各样的礼物：锡士兵，一艘帆船，一辆救火车，就是没送铁皮鼓。他们想让我玩锡士兵，玩救火车，他们不喜欢被我敲破了的、但毕竟是我最心爱的鼓，他们想把它从我手里拿走，硬把那艘笨头笨脑、船帆安得不是地方的帆船塞到我手里。他们都有眼睛，但是唯一的用途，就是无视我和我的愿望。于是，我大叫一声，把我家吊灯上的四只灯泡全部震碎，把那些给我祝寿的人们统统置于创世以前的黑暗之中。
瞧那些成年人哪！他们先是惊呼狂叫，极度渴望回到光明中去，之后他们又习惯了黑暗。我的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是除去斯特凡·布朗斯基以外唯一没能从黑暗中捞一把的人。她到店铺里去取蜡烛，尖声怪气的斯特凡拉着她的裙子跟在后面。她拿着点燃的蜡烛回来，照亮了房间，只见其余喝寿酒喝得醉醺醺的人们双双俩俩，结成了叫人稀奇的对偶。
不出我所料，我妈妈上衣散乱，坐在扬·布朗斯基膝上。看到短腿面包师亚历山大·舍夫勒几乎消失在格雷夫太太怀里，实在倒人胃口。马策拉特在舔格蕾欣·舍夫勒的马齿和大金牙。只有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坐着，双手搁在怀里，在烛光下，她的母牛眼睛非常虔诚。她离蔬菜商格雷夫不远，但又不太近。格雷夫没有喝酒，然而他却在唱歌，歌声很甜，却又忧郁感伤。他用歌声邀请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同他合唱。他们唱起一支二声部的童子军歌曲，歌词大意是某个名叫吕贝察尔的山神在巨人山脉游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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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首童子军歌曲创作于1923年，歌中诉说捷克斯洛伐克建国后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不自由，并请求巨人山脉的山神吕贝察尔来相助。
他们已经把我丢在脑后了。奥斯卡背着鼓的残骸坐在桌子底下，还从铁皮上敲出一些节奏来。那些配错了对、神魂颠倒、在房间里或躺或坐的男女们，可能听到了我那微弱而均匀的鼓声感到很悦耳，因为我的鼓声像一层清漆，蒙住了他们在狂热而紧张地证明自己是多么卖力时所发出的咂嘴声和吮吸声。
外祖母进来时，我还在桌子底下。她擎着蜡烛，像是一位天使长，借着烛光，见到了索多玛，看到了葛莫拉①。她勃然大怒，全身颤抖，连蜡烛也跟着抖动。她说，这是一场下流的恶作剧，从而结束了这出田园戏以及吕贝察尔在巨人山脉的漫游。她把蜡烛竖在碟子上，一边安慰着始终还在哭哭啼啼的斯特凡，一边从碗橱里取出施卡特牌，扔到桌上，宣布祝寿活动第二部分现在开始。紧接着，马策拉特在吊灯的旧灯头上拧上了新灯泡，摆好椅子，呼呼地开啤酒瓶。他们开始在我头顶上玩施卡特，十分之一芬尼一点的输赢。我妈妈一上来就提议，输赢一点为四分之一芬尼；可是，表舅扬认为风险太大，所以仍旧按十分之一芬尼一点来碰运气，除非在加倍或偶然打成大满贯时，才提高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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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圣经》故事，索多玛和葛莫拉是巴勒斯坦的两个城市，因其居民的罪恶，被地震和“火雨”所毁。一般借喻极端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