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有通过给儒勒写信，倾诉心中的苦闷，从精神上得到安慰。1943年3月，她在玛利22岁结婚一个月后的电报中写道：“给家人。祝愿新人。乐和甘夫人。”同年7月，麦尔塞黛致信部里，希望转信给丈夫：“望您发善心告诉我丈夫，他儿子刚刚中学毕业。这个期待已久的消息，会给他在悲伤日子带来快乐。我继续活着，希望某日能再次去中国，但是何时才能真的成行，只有上帝才会知道。时间一年年过去，分离已经四年。”在另一端的满洲，儒勒终于收到这份被删节的电报：“您的家人健康。扎维中学毕业，此时与母亲在马延。”随后玛利的头一个孩子安娜·玛利诞生。麦尔塞黛在1943年11月再次通过部里代传，告诉了儒勒这个消息：“女儿和婴儿很好，对哈尔滨的孤独这些消息是个大喜讯。”似乎是嘲弄正在经历的可怕时期，我们最终得到的儒勒和麦尔塞黛最后的通信中，提到了庆祝的字眼。儒勒1944年4月1日写道：“给家人。想着团聚庆祝。”十天后麦尔塞黛回答：“一切好。祝好，庆祝。”
回音在时间通道中回响，靠着保存下来的文件，我们听到了那时的声音。玛利已长大，她的箱子里细心保存着这些信件，还有她的回忆。在战争和分离的岁月，儒勒和麦尔塞黛遥相呼应，将距离当作游戏，只言片语编织成的谈话不顾一切地继续着，直到在那边的中国边界上，儒勒的声音消逝。
在中国，日本人将1938年10月建立的局面“保持现状”。但是，在1944年4月，当儒勒和麦尔塞黛交换最后消息的时候，日本人决定发动整场战争的最大攻势。几个月中取得的胜利，使得日本人在东北的牡丹江和越南河内之间打开了通路。但是日军对无法打败美国的认识来得太迟。日本1937年以来的主要目标是打败蒋介石，此后日本认识到，保留国民政府比帮助毛泽东的共产党更有利。但是日本在逼迫蒋介石动员军队对抗日本进攻的时候，使蒋介石失去其主力。损失削弱了蒋介石对共产党的优势，后者则壮大起来。
从1937年以来，毛泽东确实对蒋被迫建立起来的抗日统一阵线大加利用。毛泽东大力巩固根据地，并逐渐向整个华北扩展。同时，红军对日寇进攻，获得中国民众的好感，并时时获得胜利。渐渐，毛泽东将共产党建设成替换腐败的国民党政权的一支政治力量。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共产党和国民党军队各自加紧接收日军武器和权力。内战再次爆发的前景警醒了美国人，他们支持蒋介石和新的联合国，他们尝试着调停中国敌对的两兄弟。无效。内战在1946年重新开始。大元帅对共产党取得了一些军事胜利，共产党损失了一些对日战争时得到的好处。但是1947年秋，形式逆转。国军在东北和华北的两次大战中损失五十万人。1949年1月，国民党政府倒台，红色浪潮几个月就淹没了这个国家。北京4月解放，上海5月，广州10月。毛泽东的革命成功。1949年10月1日（蒋介石此时已逃到台湾），毛在天安门广场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站在紫禁城上品尝着胜利的快乐，骄傲地宣布，中国人民不再受奴役。伟大舵手刚刚改变了国家的历史进程，准备带领着中国人民进入世纪的下半叶。另外一段历史已经展开……
儒勒看到了这一切。日本的失败、盟国在欧洲对德胜利和中国共产党政权登台，他只看到这政权的开端，不能继续见证下去。所有这些天翻地覆结束了半个世纪不间断的混乱，他经历过，却看不到结束。
1945年2月13日，儒勒在哈尔滨领事馆去世，孤零零远离家人，从1939年8月离开法国最后一次赴中国后，就再没有见过他们。正是在东北，他的旅程突然并寂静地结束了。在东北，在1945年的冬天，他的生命在法国领馆的孤独中结束。哈尔滨城同往年一样，气温降到零下40度，冰雪覆盖。整个城市似乎要将儒勒罩住，决意不让他离开，将他永远囚禁在冰冷的钳口里。
他死亡的具体情况是神秘的。官方说法，儒勒是因为某种病自然死亡，其性质在记录他最后日子的各个文件中不尽相同。一条没有署日期的匿名记录，可能是法国领事当局在他死后写的。记录中首先提到哮喘病。“乐和甘先生几个月来患哮喘病，1944年12月有过一次短暂的严重发作，似乎已经康复过来。当牡丹江领事雷内先生了解到他的病情，那时曾探望他。他说自己好多了，能够重新工作。大约1月20日，他有了第二次发作。2月10日得知他的病情加重，德·马尔热里立即派天津副领事布方多先生去哈尔滨协助。当后者2月13日下午到达目的地时，发现乐和甘先生极度虚弱。当晚21时45分，我们的代表没有痛苦地死去……”许多年后，在1980年，科佳克先生在一封亲笔信中确言儒勒有糖尿病：“除了糖尿病，他有严重抑郁症，这种病那时很难治疗。乐和甘有过几次发作，他不停地喊叫，在领馆的办公室都听得到。”哮喘病、糖尿病、抑郁症，诊断不同，也可能这些混乱是由于消息被非专业人士改动。但是，这些有些自相矛盾的通告在1955年却有了另一重意义。在儒勒去世十年后，天主教神父沙莱叶耶历尽磨难归来，对我们这位领事的死亡带来一份不同寻常的见证。儒勒可能是被毒死的！
一切从1939年5月开始，那时，沙莱叶耶神父作为传教士来到哈尔滨，在俄国移民中间工作。那时的中国东北有许多俄国移民。他在那里遇到一年前来担任法国领事的儒勒。儒勒当时准备回法国短期度假，然后在几个月后的11月返回。在这片俄国人、中国人和日本人争夺的类似“无人地带”的土地上，彼此的野心加剧。这两个人互相有了好感。沙莱叶耶神父作为新来者，自然需要依靠领事进入哈尔滨的社会，而儒勒作为天主教徒找到了破除孤独的难友。两个人在战时互相支持，直到1945年2月儒勒去世。此后的几个月异常紧张，日本人要求并获准关闭法国领馆。领馆和儒勒的财产被运到伪满洲国的外交代表处。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苏联领事邀请法国人回来，取得他们的领馆财产。科佳克先生当时碍于家事，请求沙莱叶耶神父代理领事馆事务。沙莱叶耶神父当时不用听命教会上层，他同意了。1947年科佳克先生重新任职，他留下沙莱叶耶帮忙。中国共产党进入领馆。新任牡丹江领事在此期间了解到局势，正准备在1948年年底前到哈尔滨。但是他太迟了。正如同沙莱叶耶神父自己写的，他已经不在哈尔滨了。“1948年12月22日，我被莫斯科的命令移送到西伯利亚，我在那里的集中营过了七年，1955年8月被释放。”
1955年的一天，战争结束后的法国正在尝试着包扎伤口，在西伯利亚被囚七年的传教士的归来引起了一些晚报的注意。沙莱叶耶神父去了乐和甘家，向麦尔塞黛叙述了他所了解的儒勒去世的情况。他同样报告了外交部，他们将他的声明存入档案。
儒勒·乐和甘事件，
1945年2月13日法国使馆领事死于哈尔滨 （满洲里）
我和乐和甘先生在哈尔滨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39年5月。当时我从法国作为传教士跟随俄国移民一起过来。乐和甘先生即将回法国度假。他在1939年11月回到哈尔滨。我们的接触变得更密切了。
当日本对美国宣战后，日本统治者和法国使馆的关系变得很紧张。日本人把美国人、英国人和加拿大人关进精神病院。他们为是否这样对待法国人而感到迟疑，但他们对在哈尔滨的法国领事不抱好感。第一件引起乐和甘先生警惕的事是：日本人拦截了使馆的中国秘书周先生，当时他在进行领事馆安排的公务旅行。日本人折磨这位秘书，直到领事抗议日本人才“表示道歉”。从此，乐和甘先生开始严肃地考虑，日本人是否对周先生施加了压力而让周先生为日本人服务。他也不完全信任另一个合作者——俄国秘书扎兰科芙太太。乐和甘先生在敌人的领土上感到非常孤单。
他经常向我吐露他的忧虑。他独自完成所有重要的工作，我在有空的时候帮助他。他只给秘书们毫不重要的文件。
日本第二办公处被他们称为“军事处”。好多次办公处的人来看他，只是为了试探他。他们询问儒勒的政治倾向，对法国政府的看法，和对二战各种事件的看法。他们问儒勒支持贝当还是戴高乐。
乐和甘先生站在领事权限的立场上回答：领事不是大使。他和某个政府的政治无关。大使是由政府派遣，另一个外国政府承认的。作为领事，他永远扎根于领事馆。他的任务是代表本国的商业利益，并且保护本国的侨民。外交部的部长会一届接一届地更换，而领事馆却永远不变……它只依存于外交部，而不依存于部长。它们与任何首领或部长个人没有关系。
作为优秀的外交家，日本人装作很满意儒勒的回答。但实际上，他们的间谍网在领事馆中越缠越紧。他们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来除掉这个干扰他们的机构：毒药。我亲眼目睹了乐和甘先生悲剧性的死亡。我个人确信，他是被日本军事处的人毒死的。今天，我不可能再为这个意见提供任何不可拒绝的物质证据。但我可以提出一些证明我这种看法的事实。
在乐和甘先生“生病”和死亡期间，我都在场。他自己也认为是被日本人下了毒。他对我重复说了很多遍，他是在城里吃过一餐午饭后，头一次感到了中毒的迹象。他甚至认为，毒药是日本人通过买通他自己的中国厨师放入的。
乘着儒勒虚弱的时候，日本人通过使馆内奸，进入了紧锁的领事办公室，打开了所有的锁和保险柜。乐和甘先生不知道这件事，直到有一天，他觉得好了些，就去办公室里找一份文件，突然发现保险柜都打不开了，被封死了。他立刻起草一份口头报告，标明了数据，并寄往北京。还找来一位俄国专家帮忙。这位专家拒绝打开保险柜，他说保险柜的封条上已经签了名，而且是杰作。他也不愿意在日本人方面惹麻烦。另一个工人试了试，打开了锁。这件事情的原因其实是日本人确认领事快要死了，想让他打不开保险柜，甚至请人也打不开，因为日本人害怕他们想得到的重要文件会被领事在临死之前毁掉。
从那以后，只能卧床的乐和甘先生需要检查某份文件的时候，不止一次给我保险柜的钥匙。北京方面很快了解了哈尔滨领事的健康危机，把天津副领事布方多先生派来暂时顶替他。布方多先生正好在乐和甘先生临死前几个小时来到领事馆。那时，劫掠也开始了。我和布方多先生不得不用晚上的时间来清理东西，把一切都锁起来。完成这项工作后，我们知道了乐和甘先生的遗嘱。布方多先生把领事馆所有能用的物资都寄走了。他组织了葬礼。保险柜的钥匙随后被寄到了北京。我们把乐和甘先生的私人财产做了清查登记。
我在这里，还要坚持为和我一起度过战时艰难岁月的乐和甘先生作证。我深深地感到法国在那里受到的打击，乐和甘先生与世隔离，很少走出领事馆，拒绝参加外部的一切会议活动。他经常对我说，决不接受一个战败的法国，也不接受一个被一分为二的法国，这些话他没有告诉其他同事。他只有一个希望，盟军以及坚持战斗的法国力量的胜利。我仍然能听到他痛苦的嗓音，说起两艘英国战舰被鱼雷炸毁的事。他不无讽刺地说起英国海军元帅，说他们僵守传统，了解现代战争的必须条件很慢。他认为每艘沉没的英国船都是对法国的一次沉重打击，因为它延迟了最终的解放。
他确信，并多次向我强调，德国人永远不会守信用，德国的一次胜利很快就会导致法国和它的冲突。
我还能看到，当他知道盟军，特别是法国抵抗组织的每一次大捷或小胜时的欢乐。我还能听到他用电话向我传递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的厚重的声音：“我有两张为您准备的现代旅馆的自由票。”盟军节节胜利之时，乐和甘先生渐渐找回了他战前的节奏和快乐。当然，他的心情既不能向日本人，也不能向他有理由怀疑的周围的工作人员显露。最后，我看到了乐和甘先生的绝望。当他生病的时候，他明白他是被“判决”了，他不可能活到最后胜利的那一天。他最后的话是：“我把我的生命当作祭品献给法国。”
因此，乐和甘先生是在为祖国忠诚勇敢地服务了一生之后，在职位上死去的。他有权享受退休待遇，而他却停留在岗位上，为法国尽职倒下，为他的职责而牺牲。他在完成了抵抗到底的任务之后，倒在了敌人的土地上。
儒勒是被日本军情部门的特务毒死的！沙莱叶耶神父从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