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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重要的城市里，蒋介石在一年前刚刚夺回英国租界，其紧张气氛远非海口能比。国共两党的冲突在这里是家常便饭。尽管儒勒认为上级遗忘了他，然而他还是以最大的忠诚来尽到职责，就像法国商务总管在写给外交部的信里说到的一样：“曾委任他管理许多地方，有些地方十分艰难，例如广州和汉口。他忠诚地完成了任务，我请求大人正式承认他在最近汉口的事件中的尽职尽责的表现。多年以来，他虽然被放在（提升）名单的最前列，乐和甘先生在从比他更年轻的同事的一次次升迁中，得出的结论只能是，部里毫不满意他的工作和服务。我因此自动来为他证实不是这样。”可是不久，儒勒在事业上的失望，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他的家庭中出现了悲剧。
1929年4月19日，三个小乐和甘中最小的一个：皮埃尔，被肺炎夺走了生命。无法想象两位父母和两个孩子的痛苦，尤其在这死亡来得如此可怕和不公正的情况下，痛苦也更尖锐。他们刚在法国送别了玛利亚回来，在中国刚找到重新开始生活的线索，命运仿佛就向这个家庭投下了不祥的符咒。
麦尔塞黛不能再呆在中国，她还担心扎维也会染上肺炎。5月16日，儒勒紧急致电给部长，“根据医嘱，乐和甘夫人和我们的两个孩子必须非常紧急地返回法国”。儒勒不能离开岗位，是麦尔塞黛带着两个孩子坐船回的法国。幸好扎维并未染病。
对于独自留在汉口的儒勒，这是漫长的孤独岁月的开始，也是他漂泊的真正开端。他是一个三年前失去母亲的儿子，又刚刚失去幼子的父亲。玛利亚之死几乎也杀死了一个从前的儒勒，而皮埃尔的夭折成为他此生不能愈合的一道伤口。从此，儒勒不再有从前人们熟悉的好脾气了。只有在家庭中他才会恢复好脾气，并且倍加关心。他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非常注意欢乐和相互关心，不让时光暗淡忧伤。矛盾的是，在这种悲剧之后，他的事业见证了他精神转变和态度并非如他所愿。
儒勒在1930年和家人团聚后，记录下了一个孩子去世，夫人和两个孩子离开中国这段苦痛的经验。在汉口的工作日志上，他的上级头一回对儒勒下了“性格古怪”的评语。当然，儒勒曾自认虽然脾气好，但也不乏个性；当然，失去一个孩子，会让人因痛苦而影响和别人的关系。可是，如果我们看到儒勒在今后几年的变化，就知道这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而是一种长久放弃的开头，是一种占据了儒勒心灵的“痛苦的清醒”的结果。儒勒渐渐放弃了和他的同仁以及上级的关系，完全随性而行，随痛苦摆布。灵魂和心灵在漂泊……
1930年2月，回法国休假的儒勒的心是沉重的。他没想到在见不到玛利亚的痛苦上，还要增加失去一个孩子的悲伤。他带着双重的阴影离开上海，去支持麦尔塞黛，安抚两个孩子。而对于麦尔塞黛来说，还需要相当多的时间来恢复健康，以准备足够的勇气，重新面对中国。
因此，1931年儒勒独自回到汕头。这是在一个他多年前战斗过的地方——广东省里出现的新城。可是与喧闹的首府不同，汕头只是个懒散的小城，儒勒根本无法过充实的生活。说实话，在汕头的停留期间，儒勒只吃着白面包，远离家人，考虑的是如何“得到一个职位，可以让他的家人过来，而对她们的健康没有威胁，并且还可以保证孩子的教育”。儒勒经历过悲剧，他最大的忧虑就是他的家人，以及如何让他们和自己团聚。然而，他个人的痛苦，并不能完全遮盖中国局势的影响……
蒋介石的胜利很难使国家真正脱离无序状况。他占领了北京。1928年6月，北京改名为“北平”，其地位降得比南京低，让人感到它只是明朝时的一个都城而已。在军阀，日本侵略者，和共产党之间，蒋介石很难说真正占据领土。即使在蒋介石最强大的时候，也只不过声明占有了这个国家的四分之一土地。此时，这个政府是残废的、负债累累的，无力以它的权威来统治中国。
在内政艰难的时刻，中国还要面对日本侵略的外忧。三十年代初，日本开始真正入侵中国，他们首先占领了满洲里，在1932年3月成立满洲国，把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推上领导者的地位。从此，日本人不仅仅以自治运动为借口进行武装，而且还等待着一场更大的战争。蒋介石认识到中国军队不是日军对手，便拖延时间，决定先剿共，后抗日。
从1927年以来建立的各个共产党的根据地，终于在1931年在江西会合，成立了由毛泽东担任主席的“苏维埃共和国”。蒋介石认识到这些活跃地区的危险性，从1930年到1933年发动了四次剿共战争。这四次战争由于受到毛泽东以现代游击战方式领导的二十万红军的抵抗而遭到失败。1934年的第五次剿共战争，使共产党的军队离开了根据地，但却让毛泽东有机会创建了“长征”的神话……
在发生这一切事件期间，儒勒于1933年4月离开汕头回国，和他分离了两年多，一直留在法国的家人团聚了。他把中国局势和日本对满洲里的占领留在了身后。他还不知道，其实，这一切已经进入了他的命运。
这是一个比较短暂的假期，儒勒回到了正处于“疯狂年代”的欧洲。狐步舞的节奏淹没了新德国总理充满仇恨的呼喊。阿道夫·希特勒在1月份掌握了政权。正当儒勒、麦尔塞黛、玛利和扎维1933年乘船重返中国的时候，希特勒废除了议会，通过了全权法令，开始完全重新组织司法力量。
离开这个在无知和忧虑之间摇摆的老欧洲，乐和甘终于和团聚的家人向上海——这颗远东的珍珠驶去。儒勒将在此担任副领事。这个升迁使儒勒十分高兴，因为他又能和家人在一起了。
上海，1933年。这个城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历了黄金时代，成为一个神话。关于三十年代的上海，人们都已经说够了写够了。“三十年代的上海”这个外来的称呼已经有了世界性。与这个含糊而又极富表达性的年代联系在一起，就提示人们上海是最有色彩，最喧闹， 又总带着最神秘梦幻的地方。
1933年11月，儒勒携家人来到上海。梅里叶先生在从前比较散乱的局面里重新勒紧了这个租界的缰绳。他是个坚定的人，严肃的上级。他迎来的这位儒勒·乐和甘，已经被家庭团聚重新鼓舞，却在经历的悲剧中消耗掉了很难补回的精力。1934年初，梅里叶领事对儒勒的描绘褒贬参半：“对于中国领事事务有可靠的经验，只是有时有一些错位的幻想。工作尽职尽责，然而毫无热情。”他认为如果儒勒受过良好教育的话，那么他“还需要分辨不同的方式”，儒勒的性格不错，只是表现了“太多的自恋”。“一个智慧的本该更有作为的官员。我还看不清是什么让他不对劲。可能是过分的怀疑主义取消了他对工作的热情。在事业上很落后，他放弃了所有的野心，只把工作看作谋生的手段。然而他本来有长时间的中国事务的经验，可以用在中国的这些岗位上。”而我们，跟随儒勒走过了那么长的中国之路，可以帮助梅里叶看清是什么使他“不对劲”。
一边是一个曾经充满精力和希望，而今天大大削弱了的领事，另一边是一个行政上级，不理解那种“带到工作任务中的过分的怀疑主义”。1925年，儒勒的上司写下溢美之词，认为他是“我们在中国的优秀官员中的一个”，到了 1935年，梅里叶的写法是，他“本可以成为一个优秀官员”。两段评语之间，十年过去了，这十年中，儒勒失去了两个给他的存在带来平衡的生命。
然而，儒勒总是在家庭中寻找平衡。他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关心这个家庭。在年度评语中，在上司的批评旁边，儒勒写下“如果家人和自己的健康允许的话”，希望留在上海。他想留在上海还有一个原因，“他发现在这里安排子女的教育非常容易”。如果要他离开此城别就他处的话，他提出的惟一要求是，应该是一个“让他的子女能够找到学校上的职位”。这就是说，儒勒从此选择了以家庭幸福为主，而不是越来越不信任的事业为先。1935年2月，儒勒被调往新岗位，从此离开了这个“东方的巴黎”。
儒勒在汉口轻松地管理了几个月，此地他非常熟悉，已经两度就任。后来他幸运地到了法国领事缺任的香港。这是个真正的“机会”，因为就像北京和上海一样，香港也是一个特殊的岗位，领事们的事业可在这里展开或失败。
香港是让我们中的一些人闻其名就向往的地方。香港在广东话里是“芳香的港湾”的意思。就是说这里生长着茂密的香树，微风吹过，香气绕梁不绝。香港，这个远东港口，在十几年内由一个贫瘠的只有岩石荒草的小岛，发展成国际性的大都市，世界性的商贸中心，所有到此地停留过的人都会感到惊奇，从而留下永不消逝的记忆。
当儒勒来到这个多石的小岛时，已经51岁，他不再是那个在四川境内的成都领事馆卸下行装的年轻人，那时他才24岁，无忧无虑，充满自信。此时的他，是一个满带经验和伤痕的成熟的男人。他被职业的变迁搞得十分厌倦了，能在家人身边已经使他非常满意。他的家庭也发生了变化。麦尔塞黛已经35岁，玛利15岁，扎维即将12岁。在这个非常“英国式的，非常美的”香港，玛利只关注那些飞行员，那些在那个时代推动了天际探索的英雄。在这个鸡尾酒会就像大弥撒的殖民地，上流社会的人互相攀结取乐，互相评流论级，麦尔塞黛因此发挥了她作为女主人的天才。而在这平静和奢华的逃避中，现实也要冒出端倪。
1936年，国共两党的冲突尤其剧烈。进入了1934年毛泽东决定的长征后，共产党人就进入了一个同时具有悲剧性和传奇性的大转移。悲剧几乎是希腊式的，因为在南方瑞金的十万人，只有七千人到达了北方的目的地陕西。传奇就是毛泽东居然让他的部队克服了千难万险，到达了他设想的目的地。1935年10月，毛泽东成为党的首领，是长征这个举动帮助他建立了自己的神话。他对在农村而不是城市进行革命深信不疑，毛泽东以获得农村根据地支持的方式来加强了他的军队。他也决定让共产党的军队投入抗日战争。他知道，民众受到日本占领满洲里和一步步吞噬中国的威胁，不再支持蒋介石先剿共后抗日的策略。民众现在希望赶走日本侵略者！蒋介石对民众的这种要求置之不理，但是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并不认为这种理性的被动有价值。以至于1936年12月，蒋介石在去西安筹划又一次反共战争的时候，被年轻的主张抗日的将领以叛国的名义囚禁。在国共两党谈判的时候，斯大林当然也希望中国对可能与德国结盟的日本有强硬态度。共产国际从1935年8月就邀请各国共产党和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党联合来抵抗法西斯。西安是个有着敏感象征的地方：一个皇帝的尸体和一支由黏土仿制的军队被埋在地下。蒋介石接受了抗日要求。他停止反共行为，和共产党共同组建起抗日联合战线。1937年7月，在儒勒正要离开香港回法国休假的时候，蒋介石的新思想得到应证。在北京西南的马可波罗桥（注：卢沟桥）附近，中日军队发生了交火。几周之内，日本人占领了北平和天津，抗战使数千中国人丧生。就像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吕西安·卞哥写的那样，“战争还没宣告就已经开始了”。
在有权势的法国驻香港领馆任职，即便是临时的，也代表着美好前程。儒勒还需费很多工夫才有希望得到这个通常给红人的正职。可惜儒勒不行，他得不到上级的青睐，上级更欣赏那些有手段的领事。儒勒早就看透了这个机构，在他二十五年的职业经历中，上级只给了他一些临时职位。1937年1月，儒勒在香港任职一年，他致信外交部，提出“很希望留在香港，如果可能的话希望被任命正职。这个岗位的工作量大，却也丰富有趣。我的居留期使我与各界建立起许多有用的关系”。
但是这个意图遭到上级抵触。虽然上级不敌视他，但在给儒勒的评语中再次岀现“不太随和的个性”的字样，就像儒勒1930年在汉口时得到的评语那样。上级却也承认，“乐和甘�